明中後期，倭寇作亂，沿海地區深受其害。因此，雲間三子的尺牘之中也有著對於如何根治寇賊的辦法，其中最為系統的就是陳子龍寫與張玉笥的三封尺牘。

三篇書信中詳細地寫明瞭自己對組建水師以及抵禦寇賊的意見，雖然三封書信的物件是同一人，所商討的也是同一件事，但是陳子龍在每封尺牘中所討論的重點並不重複，而是不斷深入思考，不斷細緻挖掘的過程。

警惕倭寇之危

一、具體做法

1實事求是，攻守兼重

陳子龍對不同的通訊物件講述自己對倭寇問題的看法時，會根據其所處地理環境出發，實事求是地對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例如《上元輔周相公書（辛巳夏）》中就著重思考了齊魯地區的寇賊問題。

立足山東，將其視為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咽喉要地，同時使用了比喻的修辭方法，將深陷險境的國家比作是奄奄一息的病人，讓讀信的人能夠感受到戰局的急迫性，同時形象地展示了山東地區的重要性。

陳子龍在解決了剿滅倭寇的方法問題後，繼續深入思考剿滅倭寇之後面臨的問題，於是他在《答袁臨侯》一文中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待降後的俘虜，他提到如果無法取得彼此的信任，那招降只能是後患無窮。

所以，陳子龍的看法雖然在文中比較隱晦，但是還是可以看出，陳子龍是主張招降只是緩兵之計，並不能放鬆戒備，而應該斬草除根，以絕後患。在《與李尚寶萍槎》中更是藉助歷史事實說明了自己對招降之虜可能反叛的擔心：“歷觀古昔，以曹公之智，而見欺於吳，是故受降如受敵；以張綱之恩信，而不能保張嬰之終不叛，是故非撫之難，久而無變之為難。”

2、諷刺時局，怒其不爭

雲間三子在予他人的書信之中，除了提起對於倭寇問題的思考與擔憂之外，還藉此問題抒發自己對於當時政局的不滿。李雯在《與臥子書》中就對好友說，“狄未薄都門，寇未逾大江，即是養安示暇之時。

為人臣子，不欲以賊寇貽君父者，固當若此矣。”陳子龍對於倭寇問題的關注已在前文明示。此時陳子龍赴京趕考，人在京都，而李雯卻仍在家鄉固守，此尺牘中實是對陳子龍諸人寄寓了莫大的希冀，認為如今朝中臣子只知享樂太平，面對倭寇的態度是得過且過，不能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同樣的，他在《與孫職

方碩膚

》中更進一步地諷刺了那些只知享樂，得過且過的國民。

這段文字就不僅僅是諷刺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了，而是將工匠、百姓都納入到批判的範圍中去。面對瀕臨破碎的國家，竟沒有人擔心今後的生活，目光短淺，只看朝夕，陳子龍心中除了怒火，應該也有怒其不爭的無奈。

二 重視漕運農業

1 漕運水利，國之咽喉

水利連線的是人民安穩無災的生活，是安居樂業的基礎，所以必須予以重視。雲間派大部分人生活在松江府，松江府地理環境優越，河流縱橫交錯，又靠近東海岸，因此不僅要重視旱澇對農業的影響問題，同時還要重視海水的因素。

方岳貢任松江知府時，帶頭建造了松江府第一條石堤，就是為了對海水進行控制，保護農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松江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是雲間諸人關注水利的重要原因。

陳子龍在《上元輔周相公書》裡將急需恢復的國家比作病人，而水利漕運就是使病人能夠吃得下飯的咽喉部分。

陳子龍將水利放在國計民生的重要位置，甚至把它作為治國的第一步，足以想見其重視程度。漕運關係到農業，是安撫百姓、獲得民心的重要渠道。若百姓飢寒交迫，天下大亂迫在眉睫。

2、有土可依，民心所向

重視水利是為了解決人民根本的溫飽問題，因此更為重要的是農業，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只有讓農民安居樂業，有土可依，才能保證社會安定，朝局安穩。陳子龍刊刻的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就表明了他們對農業的重視，陳子龍在《<農政全書>凡例》中提到不同地域所種植的糧食有所不同，且根據地勢不同，農業灌溉也分江河、溪澗、塘濼、井櫃等因勢不同而相異的方式。

南方土地肥沃，利於農業，因此生長於松江府中的雲間諸子自然會更加重視農業。陳子龍在《江南父老難

北方

子弟》中就以主客問答的形式對南方農業的源和現狀做了詳細的敘述，從江南開墾土地之艱，承擔賦稅之重，人民生活之苦等多個方面向虛擬的北方之民訴說了自己的困難。

這其實是陳子龍在面對倭寇之亂時，呼籲各方重視農業，希望北方農民可以提高農業技術，不要將所有的農

賦

壓在江南，這樣會使得怨聲載道，失去民心。最為重要的是要“天子修農事”，只有朝廷重視農業，才能使天下太平，人民有了依靠，才會無生計之憂，安靜順從。

雲間三子尺牘中的詩文觀

一 雲間三子尺牘中的詩學觀

雲間三子在文學創作上講求復古尊經，他們推崇並繼承了前後七子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即反對公安、竟陵諸人浮淺、孤峭的詩歌創作，強調詩歌創作應雅正雄峻。同時，他們企圖恢復詩教傳統，主張詩歌的溫柔敦厚與諷喻美刺之用。將自己的忠愛不平之氣，化作詩篇，說與後人聽。

1、復古崇雅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復古思想往往集中出現在亂世或是衰世之中，這是由士人思想中核心的儒家思想所決定的，在禮樂崩壞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企圖以禮樂制度重塑周王朝的尊嚴，恢復明德之世，這就使得之後的文學中一直有著對上古時期文明開化之盛世的嚮往。

與之相應的，就有了對典雅中正文學的迴歸，這一現象多出現在文人身世坎坷之際，同時也會出現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時，在個人與社會面臨危機之時，復古的思想更容易給文人以心理依賴，給予他們精神支援。

明代的復古思想，並不是明末才出現的現象，早在前後七子盛於文壇之時就已明確。

那時宦官劉瑾受到正德皇帝的寵愛，把控朝政，肆意迫害官員，民不聊生。而後七子所在的嘉靖時期，同樣由奸臣嚴嵩掌握政局，打擊異己，後七子在政治方面與之相鬥爭，在文學方面倡導復古，希望能以中正的文學理論影響當時的士人，使其重新豎立道德規範，解決社會危機。

明代中後期的思想，被陽明心學所把控，士人的文學創作偏重於思想自由，重情重欲，講求“心外無物”，而這樣的社會思潮對文壇的影響十分深遠，在不同體裁中都有著明顯表現。無論是“三言二拍”系列的擬話本小說，還是“臨川四夢”的戲曲創作，都是心學在文學方面的對映。

2 美刺諷喻

與復古崇雅思想相契合的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雲間三子的文學創作中也同樣重要。諷喻怨刺是將文學與政治連線起來的重要關聯點，詩人的忠君愛國之心、壯志難酬之苦體現在文字中，就是

美

刺諷喻。

雲間三子的尺牘中同樣表現出了詩人對這一傳統的解答和實踐，三子將自己對仕途的希冀、對現實的不滿、對當權者的嘲諷，都融入寫與友人的文字之中。而這些怨刺之作的最終目的，仍是希望以自己的憂思感慨諷諫當朝，懷有存世救時之心。

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學與政治往往息息相關，因此，詩人吟詠也多是與政治相連，無論是對政局的看法，亦

或是

自己仕途的慨嘆，都能夠顯示出作者與政治之間的聯絡。這裡也能看出陳子龍在平時閱讀的時候也會著重注意到帶有諷喻色彩的文字，並寫在尺牘之中與友人相探討。

二 雲間三子尺牘中的文道觀

雲間三子的文道觀大致說來即為經世致用、言之有物。雲間三子的文學創作以堅持以復古為綱，希冀以己之力改變文壇受到心學的影響而逐漸空疏無物、艱澀隱晦的風氣，因此他們強調文學創作須要與救世、濟時相結合。

1、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即從唐代古文運動延續下來的“文以載道”的文學觀，與復古論相結合而看，復古指的是對文章的文法和格式的復古，而言之有物論在雲間三子這裡大致可以分為經世致用的功利觀和言之有情的思想觀。

縱觀雲間三子的文學創作和社會實踐便可得知，經世致用的“有用論”在他們的人生經歷中佔據了較大的比重。晚明時期，士人多空談心性，不通實學，只向內探索內心，並未向外探求真正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實學問題。

陳子龍的《答胡學博》就強調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即文學應言之有物，追求真實質樸的文風。

2、立言之功

雲間三子除了認為文章的內容須得言之有物、以情繫之外，著書立言本身也被認為是實踐其用世之志的途徑。在實學思潮的影響下，幾社諸子在陳子龍的帶領下先後編寫了《皇明經世文編》和《農政全書》兩本皇皇鉅著，在此之前，文人著書多聚焦在對自己內心志向的書寫以及日常生活的記錄，但晚明時期，在受到心學的衝擊之後，士人們著書的方向開始往實學方向傾斜，希望以文人的身份來著書立說，實現自己的實學理想。

陳子龍寫給倪鴻寶的書信中提到自己編寫的《皇明經世文編》，將自己所編寫的書與“班生收賈傅之書，承祚上武侯之集”

相類

，能夠體現編寫者，也就是雲間諸子的實學思想，並以此達到濟世救民的功用。

在李雯這樣不曾接觸政事的文人看來，實學只不過是關照的物件有了變化，也就是從文人幽深的內心轉變為莫測的社會外部，而並沒意識到實用以及實行的重要性。他們認

為最為理想的狀態是在案桌之上解決天下之事，而不需要自己實地考察與操作。文章著

述

才是“千秋之業”。

宋徵輿的功績主要在清廷，他對於士人“三不朽”問題的看法確實與陳子龍、李雯二人相比則更加細緻。在他寫給曹魯元的書信中對自己的出處問題做了辯解，同時還說明了自己對於立德、立功、立言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