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 230 年，阿達希爾一世率軍圍攻羅馬帝國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兩大重鎮尼西比斯和卡萊，但是都未能破城，於是波斯軍隊渡過幼發拉底河洗劫了羅馬帝國的卡帕多西亞和西里西亞行省。
為了穩定東方局勢，塞維魯·亞歷山大皇帝於公元
231
年派出使節與阿達希爾交涉，但後者表態極為傲慢，甚至派出
400
名波斯貴族組成的使團著盛裝“回訪”羅馬，並提出讓羅馬人退出敘利亞和亞細亞以及恢復波斯人自居魯士時代以來便擁有的直到愛奧尼亞和卡里亞的疆域的強硬要求。
塞維魯·亞歷山大皇帝當然不能答應波斯方面提出的要求，遂將波斯使團悉數逮捕，並將其發配至小亞細亞的弗裡吉亞地區種田，然後決定於公元 232 年秋派出三路大軍遠征波斯。
現存史料關於這三路軍隊的具體作戰情況語焉不詳：根據赫羅狄安的記載，塞維魯·亞歷山大將自己的軍隊分成三部分沿北、中、南三路進軍波斯。北路軍沿亞美尼亞山地進軍米底，中路軍從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南下泰西封，而皇帝帶領作為主力的南路軍沿幼發拉底河南下伺機尋求波斯主力部隊進行會戰。
北路軍進展較為順利，但是在當年冬天撤退時因為氣候惡劣、缺乏補給在亞美尼亞山區遭到嚴重損失；而羅馬中路軍因為將領內部矛盾，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裹足不前，未能配合南路軍展開鉗形攻勢；塞維魯·亞歷山大率領的南路軍可能遭遇了阿達希爾一世的主力，但雙方會戰的具體時間、過程和結果並不清晰。
根據《奧古斯特史》的記載，在公元
233
年秋結束波斯戰爭後對元老院的報告中，塞維魯·亞歷山大皇帝大肆吹噓波斯軍隊的規模和自己的戰果：“我們征服了波斯人，波斯人有
700
頭全副武裝的戰象，我們擊殺其中
200
頭，俘獲
30
頭；我們摧毀了波斯人
1800
輛戰車中的
200
輛；我們殲滅了
12
萬波斯精銳騎兵，其中
10
萬是全副武裝的鐵甲騎兵；我們收復了美索不達米亞，而阿塔薛西斯（即阿達希爾一世）丟棄旌旗落荒而逃。”
《奧古斯特史》的記載雖明顯屬於過分誇大，但考慮到以《泰伯裡史》和《列王紀》為代表的阿拉伯—波斯史料對阿達希爾一世與羅馬帝國的戰爭幾乎隻字未提，因此阿達希爾一世在位期間可能確實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對外軍事勝績。
實際上，從當時各方史料來看，阿達希爾一世與塞維魯·亞歷山大皇帝所率主力部隊的會戰很可能勝負未分，且雙方損失都不輕，而羅馬軍隊至少在戰爭結束後全身而退，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一次羅馬和波斯雙方基本打成平手。
不僅如此，根據卡西烏斯
·狄奧和亞美尼亞史家的記載，阿達希爾一世在公元
227-229
年間攻打哈特拉和亞美尼亞時也屢遭挫折，甚至多次被亞美尼亞人擊敗。這充分表明薩珊波斯人在立國初年的軍事實力並非如後世所稱的那樣無堅不摧。
由於哈特拉橫亙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與波斯核心區之間，阿達希爾一世對羅馬帝國的侵攻難以得到後方的持續補給和保障，因而收效甚微。
另外，亞美尼亞國王提裡達特二世也堪稱薩珊帝國初年除羅馬帝國之外的最大勁敵，提裡達特二世不僅多次擊退阿達希爾一世的進攻，甚至還主動開放高加索山諸隘口、聯合阿爾巴尼亞人、伊比利亞人和北高加索的阿蘭人以及東方的貴霜人攻打米底，亞美尼亞軍隊在此十年間深入伊朗高原腹地所向披靡，而亞美尼亞史家摩西在其《亞美尼亞史》中甚至稱阿達希爾一世為躲避胡斯洛二世（即提裡達特二世）的兵鋒一度遠遁印度。
以霍倫納契的摩西和阿加桑格羅斯為代表的亞美尼亞史家對提裡達特
/
胡斯洛二世的戰績記載顯然有誇大的傾向。但從後來沙普爾一世不惜派出刺客將提裡達特
/
胡斯洛二世暗殺來看，亞美尼亞安息王朝確實是薩珊王朝初年最難對付的勁敵之一。
加州大學的圖拉吉
·達雅伊教授認為，瓦勒良和羅馬戰俘在薩珊帝國並非過著如基督教史家所說的那種恥辱不堪的生活，而是受到沙普爾一世提供的良好生活保障並在當地從事灌溉工程建設。
不僅如此，羅馬戰俘在胡齊斯坦境內卡倫河上修建的水壩直到今天遺蹟仍存，被當地人稱為“凱撒壩”。另外，從沙普爾一世修建的新都畢沙普爾遺址出土的大量反映平民日常生活和基督教藝術的馬賽克鑲嵌畫來看，羅馬戰俘在當地的生活應該相當體面且自由，他們很可能在完成沙普爾的帝國工程後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和自由從業的權利。
由此可見，瓦勒良和羅馬戰俘士兵最符合史實的結局應該是作為薩珊帝國建設國內經濟（尤其是農業和手工業）的人力技術資源被使用，這其實已經遠遠好於當年克拉蘇東征軍被俘士兵被帕提亞人發配到中亞的馬爾吉安納守邊的待遇了。但從沙普爾的銘文來看，羅馬被俘士兵應該有被髮配至伊朗東北部帕提亞舊地即“
Pahlav
”的情況，因此我們仍不能一概而論。
根據卡塔濟納的復原，在俘虜瓦勒良之後，沙普爾一世率軍北上原科馬基尼王國首都薩莫薩塔，並透過談判迫使僭位稱帝的馬克裡安努斯從薩莫薩塔撤軍，遂使沙普爾入侵羅馬帝國東方諸省的門戶洞開。卡塔濟納認為，沙普爾一世此次出征在由薩莫薩塔開進至伊蘇斯灣的亞歷山大里亞（沙普爾銘文中第一個被掠奪的城市）之後，便北上西進攻略西里西亞和卡帕多西亞諸城，而沒有再次圍攻並洗劫安條克，這似乎從史料和邏輯來看不妥。
透過比較沙普爾一世在公元
253-256
年和
258-260
年的兩次洗劫城市名單來看，安條克及其外港塞琉西亞·皮埃利亞都赫然在列。因此，公元
260
年沙普爾一世俘虜瓦勒良、進抵敘利亞之後再次攻陷並洗劫安條克是難以推翻的事實。
但是如前所述，文獻記載並不能準確反映安條克陷落的次數、兩次安條克陷落的時間及其經過的差別。實際上，羅馬方面的文獻史料無一能準確無誤地指出安條克陷落的具體年份：
6
世紀拜占庭史家馬拉拉斯的《編年史》認為是安條克是在該城紀元
314
年陷落，若按公元前
64
年羅馬征服敘利亞為起始年算，為公元
250
年，顯然偏早。
考慮到曆法的誤差，馬拉拉斯記載的紀元
314
年可能造成約
5-6
年的向前偏移，因此很可能對應的是公元
256
年安條克的陷落。不僅如此，馬拉拉斯提到沙普爾一世是從敘利亞的卡爾基斯前來圍攻安條克的，這正好對應公元
253-256
年沙普爾一世對羅馬帝國作戰的地域範圍。
結語
另外，《奧古斯特史》、《馬拉拉斯編年史》以及卡西烏斯·狄奧的一個續編作家均提到了當時安條克顯貴米利亞德斯背叛羅馬人獻出城池的行為。無獨有偶，
4
世紀的安條克異教作家利巴尼烏斯在其書信集中也記載了米利亞德斯勾結波斯人攻克安條克、正在觀看戲劇演出的市民毫無防備而驚慌逃走的經過。因此，結合馬拉拉斯的紀年與利巴尼烏斯的記載，我們可以基本將米利亞德斯背叛事件與公元
256
年安條克的陷落相對應。這樣一來，大部分羅馬文獻史料提到的“安條克陷落”都應指向公元
256
年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