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
1115
——
1234
年）是女真族在中國北方建立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金朝具有前承唐、遼、北宋，後啟元、明、清的重要歷史地位。
世宗大定至章宗明昌年間，金朝國勢達到了全盛階段，科舉制度漸趨完善，科舉取士範圍擴大，取士數量大幅度增加。
科舉制度作為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人才選拔制度，初創於隋朝，正式確立在唐朝。科舉制度的實施使我國古代的選官取材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它不僅為以漢族為核心的王朝培養了大量的精英分子，而且也為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輸送了大批興國安邦的治世之才。
金章宗明昌年間（
1190
—
1196
年）的進士群體最具代表性，多數活躍在金代後期的歷史舞臺，在金代政壇、文壇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深刻地影響了金朝歷史的發展。
明昌進士產生於
“明昌盛世”的歷史背景之下，是金代中、晚期知識文化深厚的群體，他們是金朝社會發展和文化繁榮的助推器
。
金朝科舉制度在承襲唐、遼、北宋科舉制度的基礎上，首創女真進士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多民族國家政權的特點。
一、金初至明昌年間科舉制度的沿革
金朝興起於東北白山黑水之間，
“初無文物”。金朝科舉制度從反遼伐宋，熙宗海陵的封建化改革，直至大定明昌年間經歷了草創、建立、發展的三個階段。
1、
太宗時期的萌芽：科舉制度的草創
金朝自反遼之初便招徠優秀的遼地漢士。早在太祖阿骨打起兵初期，便開始招徠遼地人才，求賢若渴的女真統治者始終追逐文人名士為己所用。隨著軍事上的勝利和佔領區的擴大，直接地接觸到遼朝的科舉制度
。
天會元年（
1123
）十一月，金軍平定張覺之亂。為了穩定在平州（今河北省盧龍縣）的統治，招徠人才，這是關於金朝科舉最早的記載。
天會五年（
1127
），金滅北宋，太宗為吸納漢族士人投效金朝，從而穩定中原地區的統治，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在真定安國寺取“七十二賢榜”，劉彥宗主持的選舉雖具有隨意性和強制性，但卻標誌金朝科舉從原遼地移至北宋境內。
天會六年（
1128
）正月，劉彥宗又在燕京竹林寺再度開科取士，該榜獲取了大量的人才，可見，燕京竹林寺科舉首次踐行了太宗所提出的“南北選”，金初“北選詞賦，南選經義”有著一定的歷史傳承性。
金初入中原後多承襲金宋舊制，科舉制度亦是
“因俗而治”，北宋科舉以詩賦、經義為主要應試科目，金朝南選承襲北宋經義科；遼朝科舉則偏重詞賦，金朝北選承襲遼詞賦科。“南北選”是金朝科舉發展的一次重大實踐。
天會十年（
1132
），金朝逐步確立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在境內確立了鄉、府、省三級考試製度。都元帥完顏宗翰在白水泊取士，宗翰所開科舉雖有歧視中原士人之意，受到廣大士人的詬病，但其不拘一格、除舊佈新的科舉
形式依然
有其積極意義。
從天會年間所考證出的
平州
、真定安國寺、燕京竹林寺、蔚州、白水泊這五次科舉情況來看，天會年間科舉具備如下特徵：從年限上看，並無固定年限，不具穩定性；從開科取士的主體來看，金太宗雖曾下詔
“南北選”，但並沒有親自開科取士，開科取士僅在某個區域內進行，實施的主體多為總鎮一方的軍政大員。
從應試科目來看，這一時期的科舉取士並沒有固定科目，考試內容完全由開科者自定，隨意性較強。因此，天會年間科舉雖然獲取了大量的人才，但就其科舉制度本身來說僅處於萌芽狀態。
2、
熙宗、海陵時期：科舉制度的建立
天會十四年（
1136
），金熙宗即位，大力推行漢化改革。科舉制度逐步確立，天眷元年（
1138
）五月，科舉制度正式確立。天會十五年（
1137
），偽齊政權被廢后，金朝直接控制河南、陝西地區。天眷三年（
1140
），南選空間遭壓縮，北選範圍隨之擴大。
熙宗天眷、皇統年間，在天眷二年（
1139
）、天眷三年（
1140
）、皇統二年（
1142
）、皇統五年（
1145
）、皇統六年（
1146
）、皇統九年（
1149
）陸續開科取士。可見，天眷、皇統年間的科舉尚無固定時間，依然不盡完善。
皇統九年（
1149
），完顏亮弒熙宗篡位，改元天德，完顏亮即海陵王。海陵王繼續推行熙宗的漢化改革，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天德二年（
1150
），較天會年間增加殿試一級考試，金朝科舉由三級升為四級考試；天德三年（
1151
），取
士科目
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貞元元年（
1153
），科舉有了明確的法律、法規。正隆元年（
1156
），正式確定科舉應試的時限，對應試內容均做出了明確地規定。
金朝科舉制度的建立，經歷了熙宗天眷元年的正式確立，到海陵年間的數次改革，形成了較為成熟地科舉制度。
3、
大定、明昌完備：科舉制度的發展
正隆六年（
1161
），海陵王南侵失敗，東京留守完顏雍即皇帝位，匡正海陵王窮兵黷武的對宋政策，對內大力發展經濟文化，文教科舉亦隨之博興，金朝科舉在此背景下得到較大地發展。
章宗明昌年間，據《金史》統計，共有明昌二年（
1191
）、明昌五年（
1194
）兩次科舉取士。與明昌政情類似，科舉制度的發展規模空前。
二、女真科舉制度的產生與發展
金朝作為女真族為統治民族的王朝，其政治體制具有本民族的特色，擇官選賢必然會存有
“女真本位”思想，保留女真族傳統文化亦是金朝統治階層共同的追求，女真科舉制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和發展。
1、
女真科舉制度的產生
女真科舉制度作為金朝特有的一項選舉制度，前代並無過多的參考模式，再加上金初女真人剛剛脫胎於原始社會，女真進士科的產生不可能像科舉在短時間內確立，其產生經歷了一定的過程。
女真進士科的建立，既有其歷史因素，又有現實需求。金朝建國後不久，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女真大小字的創立為女真進士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條件。女真進士科的建立又與當時社會政治形勢的發展和需要密切相關，是女真科舉制度建立的重要社會政治背景。此外，金世宗面對女真族急劇的漢化趨勢，一心要恢復女真民族的固有文化，以挽救女真人漢化過深。
大定四年（
1164
），培養女真人自幼開始接觸女真文，大力推廣女真學。大定六年（
1166
），女真科舉應試內容教材陸續確定。大定九年（
1169
），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為女真科舉取士最終實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樞密使完顏思敬首次提議，“女直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為女真進士科取士起到重要地推動作用。
經過大定前期充分的準備，女真進士科取士呼之欲出，大定十一年（
1171
），明確了女真進士應試科目、應試地點、應試年限等內容，女真科舉制度正式確立。
2、
女真科舉制度的發展
大定十二年（
1172
），世宗在國子學進行選拔，為次年正式開科取士做出了充分的準備。大定十三年（
1173
），由完顏蒲捏、李晏在憫忠寺主持的考試，成為女真進士科的首次開科取士。
大定十六年（
1176
），為了照顧女真宗室、重臣子嗣，“命皇家兩從以上親及宰相子，直赴御試。皇家袒免以上親及執政官之子，直赴會試”，這一舉措為皇室宗親以及達官顯貴子弟科舉及第提供了捷徑。
大定二十年（
1180
），隨著女真科舉制度的發展，科舉取士漸趨完備，女真科舉制度逐步規範化。針對女真進士科目固定化的傾向，世宗詔諭宰執，將試論加入到應試科目中，並逐步轉向經義。大定年間，女真進士科共有
4
次科舉取士。
大定二十九年（
1189
），章宗即位後便對女真進士科進行調整，章宗則採取靈活的政策，女真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明昌元年（
1190
）
，
為了吸納更多女真進士加入金政權，章宗再度調整科舉應試人員，保持了女真策論科的相對獨立性，是保持女真本民族特色，防止女真人漢化的重要舉措，擴大了直接參加御試的範圍。
這些措施均促進了女真科舉制度的發展。明昌年間，面對女真族社會逐步漢化的趨勢，章宗效仿其祖父世宗繼續推行保持女真舊俗的政策，明昌五年（
1194
），“定策論進士及承蔭人試弓箭格”。以求保持女真能騎善射之舊俗。章宗明昌年間針對女真進士科的調整，使女真科舉制度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但縱觀金朝科舉取士的歷史，制舉科僅在設立之初受到重視，此後逐步受到冷淡，
自章宗行制舉以來，舉人得賜功名，以明昌間居多，甚至一年數次。此後制舉次數明顯減少，泰和間僅見六年一次，該科取士主要集中於明昌年間。金朝進士科目依其重要性，以漢人詞賦經義科、女真策論科為重。制舉宏詞科、恩賜進士居於輔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