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宋是南朝的第一個王朝，也是歷時最長的朝代。在典章制度、經濟文化上，劉宋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爵制上，劉宋時期基本承襲了魏晉以來的三級制度，即將爵位分為王、五等爵以及列侯，但是在東晉末期，劉裕為了維護北府集團的利益，以及在與對其地位構成威脅人鬥爭中，為了籠絡人心，出現了帶五等字號的虛封五等制
。
劉宋爵制的淵源
最早出現的爵制是商、周時期的五等分封爵制，這種爵位分封的作用是，
“封蕃建衛”。即用分封建國的形式，在王國內實施統治。商鞅變法時又出現了二十等軍功爵制，並在秦一統六國後取代了五等爵制。
曹操時期，爵位制度再次出現了新的變化。首先，五等爵中的部分內容重新出現。建安十八年（
23
年），曹操封為魏公。這件事意味著五等爵制中的一部分內容，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臺。之所以說是一部分內容的恢復，是因為曹魏代漢後，和五等爵有關的爵號，只有郡公、縣公、鄉公等幾個爵號。再者，增加了賜爵，這一類爵位。曹魏在保留漢代王爵的基礎上，增加了賜爵。
曹魏形成了三級十六類的爵制，即是王（縣王、郡王、國王），五等（亭伯、鄉公、縣公、郡公、國公）和賜爵（五大夫、關外侯、關中侯、名號侯、關內侯、亭侯、鄉侯、縣侯）。
軍功爵的產生與獎勵軍功緊密相聯，被用於激勵士兵英勇作戰。劉邦建立漢朝後，繼承了軍功爵制，另外又實施了王侯二等爵制。漢武帝以後，軍功爵逐漸被拋棄，只保留了列侯和關內侯兩級，這種情況基本上延續到了東漢末年。
那麼，曹操把五等爵重新從故紙堆中翻出來用的目的是什麼？這個答案在《三國志
·魏書·董昭傳》中可以找到。
第一，
董昭提出建議前，曹操也有
“建設五等”進行分封的想法，礙於找不到理由。並認為這是“非人臣所制”，所以沒有實行；第二，董昭給了曹操理由，即操有匡扶社稷之功，“德美過於”伊尹和周公旦；第三，董昭明確指出，操有彌天之功，但世無賢明之主，久處人臣之位必然有危險，所以必須“建設五等”來“自藩衛”。透過這段對話，可以明確看到曹操建立五等爵制的目的——穩定曹氏的地位和權勢，這也是曹魏五等爵位主要授予宗室的原因。
曹魏末年，司馬氏為了取得政權，用各種手段形成了一個擁戴司馬氏的集團，其中就包括
“五等爵制”。此時的“五等之制”是完整的“公、侯、伯、子、男”封爵體系。至此，湮沒已久的五等封爵以全新的面貌，又出現在了世人面前。此外，又保留了前朝的部分爵制，形成了王、五等爵、列侯三大封爵系統。
那麼，司馬昭為什麼要把這樣
“遠古之物”搬出來呢？主要是為改朝換代做準備，為創造司馬氏王朝打基礎。因為透過這一套五等爵制度，司馬氏就可以打破原來只曹魏宗室得封五等爵的局面，籠絡一大批支持者。
但晉代替曹魏政權後，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後，馬上想把這套封爵制度廢除，這一點讓人費解。不過從段灼給晉武帝上疏所陳五事中的第五條，可蠡測一二。段灼認為分封的主要作用是使
“神器不移他族”。
武帝司馬炎看到了段灼的上疏後，立刻將其升官，說明這五條建議切中時弊。同時，這裡也透露出，五等爵制與司馬氏藉以起拱衛金甌作用的期望相去甚遠，故司馬炎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想廢除。此外，五等爵制在司馬氏奪權成功反而成了功臣的專利，由此引起晉氏王朝的擔憂。
由於士族的反對，晉武帝不得不在咸寧三年（
2
年）下詔，規定新封的五等爵只能在宗室王和異性始封公侯
的
支子範圍內。縱觀整個廢存的過程，可以看出，司馬氏原本就靠用五等爵制來收買一大批士族，從而獲得曹魏寶鼎，奪權後卻想摒除這一支柱，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事是不容易實現的。
西晉滅亡後，這套爵制被東晉南朝所沿，但有所損益。晉末宋初時出現了虛封的五等爵制，如在平定桓玄後，王弘被封為
“華容縣五等侯”，這種爵位，徐芬將其稱為“帶‘五等’”的虛封爵。虛封五等爵出現的原因，徐文提出三點理由：一是酬勞義熙年間京口集團的軍功；二是為京口集團
分享權力
提供保障以及合法性；三是保障北府集團在政治上對建康高門士族的相對優勢。
劉裕把它用來籠絡人心，以達到排除異己鞏固地位，進而達到代替晉室的目的。劉裕發跡於滅桓玄，匡扶晉室。不過謀劃反對桓玄之事出於多人之手，而劉裕只不過是其中一
份子
，且不處於領導的地位。劉裕能成為眾人的領導，與王謐的推崇是分不開的。在劉裕還是一介布衣之時，便與之傾心相交。有了王謐的推崇，劉裕能成為義軍領袖自然就比較容易。
劉裕平定桓玄後，雖然有大功於晉室，其地位並不太穩固。有來自劉毅、諸葛長民和司馬休之等人，特別是劉毅的威脅。而且劉毅當時已經得到了一部分高門士族，如陳郡謝氏，高平郗氏等人的支援。因此，可以想象出武帝劉裕彼時的處境比較艱難，地位不太穩固。
除劉毅之外，其他人對劉裕的威脅也不小。除劉毅外，諸葛長民等人也有一大批士人團結在他們身邊，形成了好幾個想與劉裕抗衡的團體，隨時向他發起挑戰。這一點劉裕也心知肚明。
因而義熙元年（
405
年）正月，晉安帝反正時，劉裕拒絕了“錄尚書事”之職，並且“屢請歸藩”。錄尚書事作為中央的首領之職，對於劉裕來說其誘惑不可謂不小，他完全可以藉此機會把持朝政，政由己出。劉裕之所以屢請歸藩，可能考慮到自己根基還不牢固，不可貿然離開根據地。
此時任錄尚書事的是王謐，他可以作為劉裕在朝中的耳目，使建康城中的一舉一動都在劉裕的掌控之中。但此時威脅尚未消除。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義熙三年（
40
年）王謐去世，這使他不得不親自入建康城中掌控局勢。
如何消除身邊的這些威脅，這就成了劉裕最需要考慮的問題。最直接的辦法是大開殺戒，把潛在的不穩定分子都抹去。不過，當時的情形來說，劉毅等人的地位與他不相上下。
雖同為郡公，劉裕的封戶卻有萬戶之多。然而，僅就所封的爵位而言，除了諸葛長民稍低，其餘幾人皆是郡公，劉裕在政治地位上沒有絕對優勢。因此，採用直接剷除對手的辦法顯然不可取，所以，宋武帝應該會採取相對溫和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這就是籠絡。
於是，就有了義熙二年十月劉裕向晉室請求封賞的上疏。透過請求封賞，劉裕既保障了京口北府集團的軍事政治利益，又可以讓一批人為自己所用。除參與平桓玄的人外，之後參加北伐、破盧循等人，都有封賞，這樣就能獲得更多人的支援。
劉穆之、王弘和檀道濟等人後來都是劉宋的創業之臣，對劉裕可謂是傾心相輔。因而，武帝對這些人必須採取各種手段進行籠絡，使他們團結在自己身邊，進而鞏固自身的地位。
因此，出現在晉末宋初的虛封五等爵，既和京口北府集團勢力的上升有關，又是劉裕當時進行政治鬥爭的手段。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注意到，史書對這種封爵記載時，並沒有說食邑多少。因而，此類爵位是沒有食邑的。
官員的爵祿情況
與爵位相對應的便是
“爵祿”，爵祿中以田邑和人民為大宗。在劉宋的爵位制度中，官員的爵祿
情況
如何？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只能大致推測。
在爵制上，劉宋時期基本承襲了魏晉以來的三級制度，即將爵位分為王、五等爵以及列侯，但是在東晉末期，劉裕為了維護北府集團的利益，以及在與對其地位構成威脅人鬥爭中，為了籠絡人心，出現了帶五等字號的虛封五等制。
在爵祿方面，劉宋也是
“一用晉制”。食租比例上，五等侯和列侯有所不同，五等侯所享受的食租比例要高於列侯。爵祿內容上，五等侯有穀物和絹兩項，而列侯只有穀物一項。但不論是五等侯，還是列侯，他們的爵祿中還有“國吏”、“吏力”等勞動力。
除此之外還有送故，這是官方認可的。送故，一般是送別舊的長官，或是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長官離任時，與之一起遷移的屬僚，或者送給長官的財物。
劉宋時期的官員，除了明文規定的俸祿、爵祿和送故三項收入外，還有各類雜供給，以及皇帝的賞賜。雜供給中，名目種類繁多，但從獲取的方法來看，可以歸納三類
：
一是利用傳、屯、邸、冶等各種機構等，進行謀取。
每個機構的功能既有區別又有重疊，如邸、屯、冶，三者都可以用來圈佔山林，進行開發。
二是任意徵收苛捐雜稅。
這與
“東晉南朝皇權衰弱，控制地方的能力大為下降”有關。因此，此時的地方官員可以利用職權，任意徵收賦稅。
三是進行商業活動，或者逛置田產等方式，搜刮大量的錢財。
皇帝的賞賜，有固定性，如皇帝、皇太子行成人禮，立皇太子妃等，皇帝會賞賜群臣。也有隨意性，如獎勵賢良守宰、戰爭勝利等。至於賞賜的內容，或依照官品的不同而有變化。大體上有，穀物、錢、布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