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的兩大頂樑柱之一的史可法在朝外費盡心機、慘淡經營，最終卻是灰頭土臉、一事無成，那麼，另一個在朝內操持政務的頂樑柱馬士英在這將近一年的時間內做出的成績是不是要好一點呢？

答案是，沒有最爛，只有更爛。

說起來，馬士英是被一個人給拖累拖死了。

這個人的名字叫阮大鋮。

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石巢、百子山樵，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進士，懷寧（今安徽安慶）人，與史可法的恩師、東林領袖左光斗是同鄉，曾得左光斗援引，列籍東林。天啟四年，東林發生內訌，阮大鋮的利益受到衝擊，一怒之下，轉附閹宦魏忠賢。隨著東林黨與閹黨的交鋒越來越激烈，阮大鋮做了逃兵，退隱鄉里，想等形勢明朗再行出山。

不久，天啟暴斃，崇禎帝繼位。

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阮大鋮為了能在新君面前有所表現，他寫了兩份奏疏，一份專門攻擊閹黨，一份既彈劾閹黨、也彈劾東林黨，說東林與閹黨都“黨附宦官”，應該一起罷去。交給在北京的友人楊維垣，要見機行事，代為上疏。

哪知楊維垣正和東林相攻，就把那份不利於東林奏疏上交了。

實際上，崇禎正在對閹黨進行大範圍清算，東林黨得勢。這麼一來，阮大鋮徹底激怒了東林諸公，被目為奸逆，打入《逆案》名單，定性為“永不敘用”。

阮大鋮的仕途就此終結，避居安慶、流寓南京，“簫然無一事，惟日讀書作詩，以此為生活。”（阮大鋮：《詠懷堂詩集》）巧治亭臺園圃，精教聲妓，招納遊俠，談兵說劍，組建文社。

阮大鋮實在是個人才，非但科考成績驕人，而且有文藝天賦，能作詞作曲，甚至可以編寫戲曲劇本，且家中積蓄豐裕。現在既然成為了一個大閒人，但眷養了一支曲藝水平極高的戲班子，自編自導自演戲劇，作傳奇多種，有《燕子箋》、《春燈謎》、《牟尼合》、《雙金榜》、《桃花笑》等，借戲遣愁，自娛自樂。

不承想，因為風頭太盛，此舉，觸怒了南京的“地頭蛇”。

這夥地頭蛇以侯方域、方以智、陳貞慧、冒闢疆“復社四公子”為主。

復社是由全國各地文社於崇禎初年合併的一個黨社聯盟，這些文社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吳中的羽朋社、應社、松江的幾社、江西的則社、浙東超社、浙西的莊社、聞社、武林的讀書社、山左的大社、歷亭的席社、萊陽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黃州的質社、昆陽的雲簪社等，其中著名人物有張溥、張採、夏允彝、吳偉業、顧炎武、黃宗羲、陳子龍等等。張溥為盟主，匯聚了大江南北二千多士人，稱得上是中國封建時代規模最大的一個知識分子結社。復社人士自稱“吾以嗣東林”。不少復社成員是東林黨人的學生或弟子。復社繼承東林傳統，論文兼評時政。

“復社四公子”和顧杲、黃宗羲、吳應箕等人一起，搗鼓出一篇《留都防亂公揭》，到處張貼，要求大家“防火防盜防阮大鋮”，把阮大鋮描畫成入侵病毒。

復社成員的攻擊弄得阮大鋮很是狼狽，不得不潛居城南之牛首山祖堂寺，銷聲匿跡，日日 “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寐”。（王士禛：《池北偶談》）

阮大鋮明白自己的處境，要想日子好過，就必須和復社、乃至東林交好。

為此，他費盡心機地尋找和復社、東林結好的機會。

由於復社成員大多是中青年，只有少數人進入仕途，而且職位較低，不足以對朝政形成大的影響。復社黨魁張溥的老師周延儒曾一度擔任崇禎朝首輔，但在崇禎六年被溫體仁排擠撤職。

為了光大復社，張溥用集資入股的方式籌措活動經費，以幫助老師東山再出。

阮大鋮抓住了這一機會，慷慨解囊，加入了最大的一股，成功資助周廷儒再度入閣，重任首輔。

對於阮大鋮的鼎力相助，周廷儒也很有報答之想，但礙於阮大鋮的名聲實在太臭，而且東林黨人多勢眾，周延儒不敢頂風而上，只好想了個折中方案，問：“知交中誰與子最密者？”（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下） 讓阮大鋮推薦他的一個好友出來，自己親自提拔。

阮大鋮最好的朋友就是馬士英了。

前文說過，馬士英於崇禎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僉都御史、宣府巡撫，但赴任才一月，便因檄取公帑被人揭發，以貪汙罪廢官屏居金陵。

馬士英和阮大鋮同為萬曆四十四年會試榜的進士，且都是因罪免職之人，同樣流寓到了南京，可謂是難兄難弟、同病相憐，有說不盡的共同語言，很快就結為了“狎邪之交，相歡如父子”。（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年譜》）

阮大鋮原本也知道自己的仕途已經被堵死，資助周延儒，不過是想緩和與復社、東林之間的關係。看周延儒樂於幫助自己，就不假思索，將馬士英推薦給了周延儒。

周延儒安慰阮大鋮說：“現在我大力起用馬士英，再讓馬士英轉薦，讓你東山再起。”（“然則吾起士英，令士英轉薦子庶有濟。”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下）

這麼一來，馬士英不但職位歸復，而且還做到了鳳陽總督的位子。

現在，馬士英已經成了南京朝廷的首輔，如果不拉一把老朋友阮大鋮，那還算是人嗎？馬士英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對人說：“我哪天執掌了朝權，必定首先重用阮大鋮！”（“我要操朝權，必先用大鋮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4）的確，在對待朋友上，馬士英算得上是一個熱血熱腸的君子。

東林鉅子、復社創始人張溥病死時，東林諸人多在與周延儒討價論價官位的大小，周延儒甚至對張溥的死表現出了莫大的興奮，偷偷對人：“天如（張溥字）死，吾方好作官。”

東林眾人都無暇操辦張溥的後事，最後，為張溥後事忙裡忙外的人竟然就是馬士英。

所以，面對東林黨人的攻擊，馬士英就頗有江湖豪氣地還擊說：“你們這些人，也配講什麼同聲共氣！要講同聲共氣，你沒沒有一個人比得上我。我為了安葬張天如，一月之內奔走千里。想想看，當我為張天如操辦後事時，你們誰稍微關注過一下？”（“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走千里一月，為經紀其後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

做上了南京朝廷的首輔，他便動用了自己手中的權力，把阮大鋮弄進了朝廷，任命為兵部右侍郎。而阮大鋮本身也是一個很有料的人，在覲見弘光時，他上“守江策”，侃侃而談“三要、兩合、十四隙疏”（鄒漪：《明季遺聞》），儼然一個扶危救困的棟樑大材，很快就得到了弘光的喜愛。

從馬士英的角度看，舉薦阮大鋮入南京，只是純粹在還一個人情債，沒有更深的意圖。他沒有想到，這麼一來，等於是引爆了一個火藥庫，一個大爆炸緊隨而至。

原先的姜曰廣、呂大器等人為什麼不贊成弘光帝朱由崧繼位？他們擔心的就是朱由崧會為逆案翻案，而逆案一旦翻成，就證明了東林黨當年的錯誤，東林黨既然從頭錯現在，自己這些人還會有什麼好下場？！

然而朱由崧卻是宅心仁厚，登位後非但沒有翻案的心思，而且大大方方地下詔請眾多的東林黨及復社成員入朝為官。

現在，小朝廷才組建好，馬士英又橫生枝節，著力提拔阮大誠，是不是要為逆案翻案？是不是？是不是？

東林黨上上下下都頭皮發怵，紛紛上書制止，直言阮大鋮是閹黨骨幹，禍國殃民，任用這種人，國將不國。

如果單單是這種彈劾和攻訐，馬士英還扛得下來，最不能忍受的，因為援引阮大鋮，他還遭到了肢體上的折磨和汙辱。

在左良玉軍中當監軍的巡按御史黃澍也是東林中人，此人受左良玉的派出遣，專門入朝窺探南京朝廷虛實。他聽說馬士英甘冒東林黨之大不韙執意要起用阮大鋮，心中盛怒，在朝堂行禮完畢，便高呼奏道：““臣今輿櫬來，矢以死擊奸賊。”（“臣今來朝，誓當冒死以擊奸賊！”）

弘光帝大為驚駭，問：“卿以誰為奸賊？”

黃澍正氣凜然地說：“馬士英即為奸臣大賊！馬士英由罪人擢為鳳陽總督，深受先帝殊恩，但先帝被圍於北京，此賊擁兵坐視，不發一兵相救，全無人臣之心，可謂天下之大惡。馬賊既不忠於先帝，又怎能忠於皇上！此外，鳳陽乃祖陵，大明發祥之地，開建府署，樹起軍旗，就是要軍隊嚴加守衛。哪料馬士英聞警即逃，將祖宗藏玉之地，付與盜寇蹂躪，還比不上普通人家的僕人保護一小土地忠誠。祖宗在天之靈，一定怨恨無比。可以說，馬士英老賊不僅身為不忠之亂賊，並陷皇上為不孝之子孫，萬死而有餘辜！”（“馬士英也！士英從荷戈擢鳳督，受先帝殊恩。及先帝圍困，此賊擁兵坐視，河干之不一望焉，忍心無人臣禮至此，天下之惡，一也。既不忠於先帝，誼豈忠於皇上哉？且鳳泗祖陵，千萬世發祥根本重地也；祖制特命督臣建牙，正為今日。今士英聞警而抱頭竄矣，將毋送祖宗藏玉，惟賊之蹂躪乎？曾不若細民之家，苟有一壞土，付細僕寧之，緩急猶相保也。祖宗在天之靈，實怨且恫深矣。士英身為不忠之亂賊，並陷皇上為不孝之子孫，萬死有餘戮！”見姜曰廣：《過江七事》）

黃澍越說越氣，竟然情難自控，衝上去對著馬士英的雙臉左右開弓，啪啪啪就是幾大嘴巴子。

這讓馬士英臉面落盡，惱羞成怒，終於走出了與東林黨對著幹的道路。

他與阮大鋮相商，密議反擊東林黨人之策。

阮大鋮身為戲曲大家，擅長各種明鬥、暗鬥、陰謀、陽謀，眉頭一皺，奸計隨即上心，說：“他們‘逆案’攻我，我應作‘順案’以反擊。”

“順案”，即是指要專門打擊曾有在北京投附“大順”降賊行為的大明官員，這些官員中，東林一系的人可不在少數。

馬士英點頭稱好，隨即興起大獄。

由此，東林黨勢力大損。

不但東林黨勢力受損，因為 “順案”的擴充套件，許多非東林黨人士也被牽連進來，坐牢

的

坐牢，砍頭的砍頭。而且，還有許多從北方準備南歸或正在南歸途中的前明官員考慮到自己多多少少也有過一些“失節”行為，既然南京政府追查得這麼嚴，只得止步轉投入大清的陣營中去。

內閣大學士姜曰廣對於馬士英的打擊報復行為大為憤慨，卻也無可奈何，為示正邪不兩立，他向弘光帝提出辭職，說：“微臣我惹毛了權奸馬士英，分內當死；聖上洪恩寬大，請准許微臣引退歸田。”（“微臣我觸忤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

你辭職，我不反對，但你罵我是“權奸”就不行！馬士英當即反唇相譏，說：“我為權奸，你是老賊！”說完，也以辭職相要脅，對弘光帝說：“老臣從滿朝一片異議聲中推戴皇上坐上了帝位，本來願以犬馬餘生退歸貴陽，避位讓賢。如果陛下強要留下老臣，老臣必定死於東林黨人之手！”（“臣從滿朝異議中推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馬士英這一句話，正中東林黨諸公的軟肋。

姜曰廣又羞又急，大聲斷喝道：“皇上是按照血緣親疏及次序登上帝位的，你有什麼功？”（“皇上以親以序合立，你有何功？”）

馬士英應道：“我本來是沒有功的，只是你們這些東林黨人偏偏要改立疏遠宗藩為帝，斷然拒絕迎立當今皇上，這才讓我從無功變成了有功。”（“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疏藩，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

總算弘光帝為人忠厚，不願意眾人在這件事上過多纏繞，勸道：“潞王是朕的叔父，賢良聰明，本來也應當登位，兩位先生不要為此事傷國體、損和氣。”（“潞王乃朕之叔父，賢明當立。兩先生毋傷國體。”以上對話見《南渡錄》卷二）

馬士英不甘罷休，有一次，正在和弘光議事，突然又提出要誅殺東林大臣，他叩頭上奏說：“老臣因為擁立了皇上，觸怒了東林奸黨，奸黨小人，睚眥必報，必欲置臣於死地。”一句話沒說完便號哭起來，邊哭邊說：“臣知奸黨不難相容，臣孤弱無助，當然不能以一人之力而討好千萬人，懇請皇上感念老臣曾經擁戴的粗微功勞，同意釋放老臣迴歸故里，混上個自然死亡，老臣發誓來世再效犬馬之勞，老臣再也不能服侍皇上了！”額頭砰砰直叩地板。（“臣以擁立皇上，觸東林奸黨，奸黨小人，睚眥必報，必欲殺臣”、“臣知奸黨必不相容，臣孤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乞皇上念臣擁戴微勞，放臣歸田裡，以此全活微軀，矢來生再效犬馬，臣不能復事皇上矣！”）

弘光聳然動容，安慰道：“愛卿請起，愛卿請起，愛卿請自愛。朕與卿作主，看看誰敢欺負愛卿？”（“卿起，卿自愛。朕與卿作主，誰敢螫卿耶？”）

馬士英繼續泣奏：“老臣這條小命就全靠皇上保護了，老臣痛恨劉宗周藐視皇上，無人臣禮。臣矢以死奉皇上，天必殺此老奸！”（“臣之殘生託在皇上，臣切憤劉宗周欺藐皇上，無人臣禮。老臣發誓以死尊奉皇上，有天必殺劉宗周老奸賊！”）

一旁的姜曰廣再也聽不下去了，高聲抗言道：“馬士英所說荒謬至極！劉宗周乃是三朝老臣，堅守道義，氣節凜然，至白髮而無絲毫改變，真稱得上是古今難得的社稷大臣。先帝對他還敬重有加，看看誰敢殺他！”（“士英言太謬！宗周屢朝耆舊，守道堅固，清確之節，黃髮罔渝，真所稱古社稷臣。先帝猶卒優容之，其誰得而殺之！”）

馬士英厲聲道：“姜曰廣與劉宗周，都是屬於東林奸黨，就是這些人不肯擁立皇上！”（ “曰廣與宗周，此即所謂東林奸黨，此即俱不立皇上者也！”）

姜曰廣鬚髮倒豎，喝道：“你說夢話嗎？迎立皇上之時，劉宗周還在浙江，臣只是一介書生，手裡又沒有兵權，擁立或不擁立，我根本就說不上話。”（“爾夢語耶？迎立時，宗周尚在越，臣書生又不握兵。”）

弘光並不以迎立之事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只是勸解道：“這是上天要降臨大難給我家，朕德淺薄，勉為其難當國，時時擔心會敗盡太祖皇帝留下的江山，正要倚重兩位愛卿，希望兩位愛卿同心戮力，共成大事。卿等交惡，朕就會失去依靠。嗚呼，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對事物的理解，細小的事情就沒有必要斤斤計較了。從今以後，大家同舟共濟，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唯天降罰於我家，朕以涼德，勉服厥命，恐墜祖宗之遺緒，用託二卿，以匡不逮。亦冀卿同心戮力，集乃事，宗社無疆之慶，朕亦尚有餘休。乃交惡，予將疇依！嗚呼，人各自見，細故可捐。自茲以往，毋介乃衷，毋復有言！”以上對話見姜曰廣：《過江七事》）

但馬士英、阮大鋮集團與東林、復社人士及其追隨者的鬥爭仍是愈演愈烈，雙方“日上疏相詆討乍”，爭權奪利，“舌戰徒紛，實備不講。”（ 戴名世：《戴南山集》，《補遺》上，《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

弘光對這種紛爭不息的黨爭厭惡痛絕，不得不下詔諭強調：“你等諸臣如果還能吸取前車之鑑，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則可匡復王室。若還這樣水火不容，戈矛相加，天下事已不堪再壞。請問諸位，是否還將朕放在眼裡？祖宗已經立下的法規，是不可以無限度地寬恕的，請各位稍微尊重一下朕所說的話！”（“爾諸臣尚鑑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主！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 姜曰廣：《過江七事》）要求雙方能和衷體國，消除成見，共保明室中興。

話雖這麼說，不但姜曰廣，其他如兵部侍郎呂大器、左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尚書張慎言這些人，因為先前在“策應”過程中沒有擁戴福王，本來就於心不安，此時此刻，看馬士英在朝中當眾以此相攘詬罵，也已經無顏再在朝廷呆下去了，紛紛跟著引咎辭職。

復社和東林實力一損再損，舊日榮光不復存在。

有人看阮大鋮興起的“順案”株連太廣，勸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羅織，專為報復，不知最後到底是為虜還是為賊？”

阮大鋮哈哈大笑，說“鐘鳴漏盡，時日無多，我只要能及時報復這些仇人，管他為虜為賊！”

報復之外，阮大鋮還特別想完成自己在政治上的翻身。

這所謂的翻身，就是他的身上一直揹著“逆案”的包袱，如果不為“逆案”正名，這包袱就會一直存在。而要為“逆案”正名，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解禁、重新發行曾被崇禎帝下詔毀版的《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一書由魏忠賢主持，閹黨頭目顧秉謙主編，黃立極、馮銓執筆，以陷害東林黨人為目的，纂輯了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的示諭奏疏檔冊。該書名為敕修，實為閹黨羅織正士的黑名單，

在阮大鉞看來，一旦《三朝要典》解禁，就等於是判定了東林黨的反動性，東林黨既然是反動的、邪惡的，則閹黨就是清白和正義的了。

阮大鉞覺得，要解禁《三朝要典》並不困難，因為書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的奶奶鄭貴妃、父親朱常洵的政治名譽，解禁《三朝要典》，既是為閹黨正名，也是為鄭貴妃正名。阮大鋮對弘光帝說：“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祖母（指鄭貴妃）之仇未報乎？”。（ 戴名世：《戴南山集》，《補遺》上，《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

弘光卻不想把事情搞大，但也不想讓馬、阮太過難堪，就採取調和折衷政策，兩邊都不得罪，一面命禮部訪求《三朝要典》一書送史館，吏部察明被罪諸臣，分別復職，並明諭“事屬已往，俱經大赦，不必追論”，（ 李清：《三垣筆記》下）一面諭解東林諸人說：“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悉從寬宥，不必疑猜。”（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第 9）

阮大鋮大為失望。

但他是不甘就此罷休的。他積極尋找其他打擊東林黨的機會。

這年十二月，一個大好機會突如其來地出現在了他的眼前。

這個機會就是南渡三案中的第一大案——大悲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