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華軒

民國的國學大師中有三位著名的“瘋子”，一個是被稱為“章瘋子”的章太炎，一個是劉師培，還有一個就是被稱作“黃瘋子”的黃侃。

三人之中，章、劉友誼在師友之間，且都是黃侃的老師。

黃侃因為他的“瘋” 他的“狂” ，留下了很多逸聞趣事。

有一年，黃侃在武昌講授《說文》《爾雅》，在授課中，對書中每個文字、事物都能分別說出卷數、頁數，甚至在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都能準確指出，令聽講的人，暗暗吃驚，佩服的五體投地。凡是聽課者，過了很多年，依舊對黃侃津津樂道。

黃侃讀書必圈點，有始有終。他能背誦之書，不僅有《說文》《文選》，即如杜工部、李義山全集，也幾皆能上口。黃過目不忘，因此對學生說：“我一天最多用5分鐘的功。”，效率之高，可見一斑。

1928年黃侃在中國大學講《說文》《毛詩》。在課堂上，黃侃竟然罵錢玄同無知，錢因此請假一年，不到校上課，這位黃先生的確有點太狂了。

黃侃學問淵博。據說他只佩服兩人，一是劉師培，二是陳漢章。他最不服氣的是胡適。劉半農曾說，胡適因提倡新文化，得到大量青年擁護，敢與陳獨秀、章太炎等大師論戰；可是一碰到黃先生，馬上矮了半截，沒回嘴餘地。 黃侃一身傲骨，只專心做學問。當時一些達官貴人都想拜訪他。一次，一個大官到黃家做客，竟要與黃討論學術問題。黃聽罷說：“你們做官刮地皮的，配談這個嗎？”來客弄了個沒味，大窘而走。

黃侃平時富有生活情趣，喜歡喝酒打牌、遊山玩水，與他人吟詩作詞。但是，無論怎樣暢遊、嬉戲，他對自己規定每天應做的學問一定要完成，日記也要記；白天耽擱了，晚上就一定得補上。 黃侃重基本功，告誡學生三十歲以前不要輕易在報刊上發表文字。

黃厚積薄發、才思敏捷。有一次為人書寫碑文，約定五天，但至第四天尚未動筆；第五天取文之人前來，這才不慌不忙地研墨鋪紙，吩咐來人為他打格。格打好了，他提筆一揮，連上下款帶正文，剛好寫到最後一格，一字不差。這件事一時傳為佳話。

其實黃侃也有畏懼之人，黃侃每星期六必由南京到上海拜謁他的老師章太炎。偶因治學不合，章怒至拍案，黃則低首唯唯，不敢有言。又因黃有“季常之癖”（怕老婆），且尤畏犬，故時人為之語：“一主三畏黃季剛。” （黃侃，字季剛）

有一年，黃侃清明踏青，見兩姓後裔因爭墳地而拳打腳踢，遂改南宋高翥《清明》詩以嘲諷：“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打架各紛然。氈帽撕作黑蝴蝶，鼻血化成紅杜鵑。日落死屍橫冢上，夜歸兒女哭燈前。人生有架須當打，不打何能到九泉。”

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說文解字》，學生頗不易懂，每次期末考試皆有不及格者。後學生投其所嗜，乃集資設定酒會，黃欣然光臨，於是凡考卷皆及格。蔡元培知而責問，黃辯道：“彼等尚知尊師重道，故我不欲苛求也。” 黃侃治學，常說學問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為後世負責；五曰，不竊。他批評某些初學者之病有四：急於求解；急於著書；不能闕疑；不能服善。 黃侃批評近人治學之病有三：一是郢書燕說之病；二是遼東白豕之病；三是妄談火浣之病。 黃侃稱自己讀書極快，但記憶不佳，所以每引用一條材料，即使極熟的書也要認真核對。上課時他曾對學生說：“我講小學，就比較自如；講經學，拿著書還怕講錯。”

有一次，黃侃在東京與章太炎、錢玄同聚晤，忽陳獨秀至。黃躲在隔房，聽到談及清代學者多出自安徽、江蘇，而陳說湖北欠缺此項人才。黃聽了“走火”，大喊：“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但這未必就是足下。”

黃侃最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簡明時舉例說，若胡適喪妻，家裡人拍電報來說：“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家啊！”長達11個字。如用文言文，則只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這樣電報費可省去三分之二。 胡適有次與黃侃在宴席上大談墨學。黃大罵：“現在講墨學的都是些混賬王八，你的老子也是混賬王八。”胡指責黃不該侮辱他父親。黃說：“你心目中還有你老子，那你就不是墨子信徒了。” 一次，馬寅初拜訪黃侃，提出要談小學。黃說：“你還是專心去弄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馬聽完拔腿便走，立即與黃斷交。

這就是國學大師黃侃的逸聞趣事，凡是大師，都有特殊之處，他們的行為往往是我們普通人不可理喻的。說他“瘋”也好，說他“痴”也好，說他“癲”也罷，其實，這些大師們，都生活在自己的學術世界裡，躲進小樓成一統，這座小樓的牆壁是很厚的，我們普通人，幾乎沒法穿越進去。本來穿著邋遢我們普通人會覺得很丟臉的，但是，在他們眼裡，根本就沒當回事，甚至根本就沒想過這個事，不屑於顧。

大師就是大師，普通人就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