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講過一個故事，小時候跟著媽媽去地裡拾麥穗，媽媽被看守的人發現還打過耳光，因為他當時年紀還小，所以這件事對讓他至今印象深刻。

關於拾麥穗這件事，多數小時候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有記憶。

麥地收割之後，會有很多人頂著烈日彎著腰一個一個地撿起，然後拿到的打麥場裡。

在莫言小的時候，土地是集體所有制。農村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勞作，集體享有地裡生產的糧食。莫言生於1955年，按時間推算，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大概為1960—1965年。

那個時候，農業生產技術並不是很發達，由於缺少優質的種子、農藥和化肥，平均畝產大致在180—200斤左右。一年下來，除了上繳的部分，分到農民每戶的糧食並不多，多數人糧食不夠吃，除了閒時吃稀，忙時吃幹，還要雜以番薯菜葉之類。填飽肚子對於每個人來說，是一個極其奢侈的夢想。如果在路上

見到一顆

麥穗，多數人都會兩眼放光。

莫言跟媽媽撿麥穗的故事發生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評價任何一件事，都不能脫離那個時代的特殊背景。

從莫言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小時候就生活在一個飢餓年代。

莫言跟媽媽去生產隊的地裡拾麥穗，無非是想讓莫言多吃一口也無可厚非，並無多大的罪過可言。

這是個有意思的話題，因為那個時候土地歸集體所有，地裡的莊稼和麥穗都屬於集體財產，這是肯定的。在有人看守的情況下，還要去拾，顯然有偷的嫌疑。古人云，避人耳目，不告而取者即為偷。

在這裡很

有必要再

講一下那個時候的生產隊的規矩。

對於產量較高的麥地，由於每個麥穗都顆粒飽滿，收割完成後會統一撿麥穗，之後就可以讓人隨便去拾，收為己有。對於產量不太高的麥地，收割過去之後，掉在地裡的就不再管了，誰撿到算是誰的。

當時，很多人會積極參與，因為口糧不夠吃，以此貼補一下口糧。

在這種規矩之下，有時候會出現許可權不明確的麥地。

地裡的麥子已經被收割，掉在地裡的麥穗可不可以隨便撿，普通人並不能明確。最簡單的判斷就是，如果有人看守，就說明還不能進去撿，如果沒人管，就預設是可以進去撿一些回家的。

莫言的和媽媽去撿麥穗的那次，顯然是處於這種不夠明確的情況下，他們先是去撿麥穗，撿了一會兒，看守的人才衝出來，打了他媽媽一個耳光。

在這種情況下，說是偷有點牽強。地裡的麥穗能不能隨便撿，主要由生產隊長說了算。在那個時候的農村，通訊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交通基本靠走。就算是生產隊長吼過這塊地裡的麥穗不能撿，也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聽到。不知者不怪，談不上偷不偷。

還有一點要特別強調，那個時代，人心淳樸。大多數情況下，發現有人去撿麥穗，會勸離或轟走，很少有打人事件發生，更何況是當著幾歲的兒子的面打一個飢餓的農村婦女。只能說明，這個看守人粗魯野蠻，看著一對母子好欺負，就狗眼看人低。

再說了，一個人如果僅僅是為了讓自己的兒子不至於餓死，就算是去偷些糧食為自己的孩子續命，也不能算是犯罪。因為，原罪並不在她身上。

每個人都有免於飢餓的權利，如果一個人為錢犯罪，這個人有罪。

一個人為了麵包犯罪，這個社會有罪。

一個人為了尊嚴犯罪，所有的人都有罪。

補充一句，如果一個人毫無顧忌地踐踏貧弱者的尊嚴，這個人罪大惡極。如果有人拿這個冷嘲熱諷，上綱上線，詆譭當事人。那麼，這個人豬狗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