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都鐸王朝
（1485—1603年）是英國資本主義孕育、民族國家形成和向近代轉型的重要階段，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矛盾尖銳、民間騷亂不斷的歷史時期。
1549年的全國性騷亂是愛德華六世時期通貨膨脹、圈地運動、租金上漲和宗教改革
等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凱特起義以其29條請願條款和其中的“公共福利”主張著稱於世。羅伯特·凱特領導的起義軍反對鄉紳階層，拆毀圈圍土地的柵欄，一度攻佔了諾福克郡首府諾威治。
起義軍在諾威治城外的莫斯德希斯山上安營紮寨
，並且在一棵被稱作“改革橡樹”的橡樹下進行施政改革，起草請願書，希望政府予以滿足。都鐸政府最初由於軍力有限，應接不暇，對起義者妥協綏靖，導致起義快速擴散，形勢日益嚴峻。
最後
，都鐸政府從蘇格蘭前線調回外國僱傭兵協助作戰
，才把起義鎮壓下去。起義軍遭到屠戮，起義以慘敗告終。都鐸政府對凱特起義的打擊從軍事領域延伸到輿論領域。以沒有硝煙的方式繼續絞殺起義，展開一場關於歷史記憶的爭奪戰，以佔領歷史解釋的話語高地。
官方宣揚的起義的“罪惡性質”和“醜陋面目”影響深遠
，直到19世紀上半葉，官方視角下的貪婪、邪惡和殘暴等印象仍主導著人們對凱特起義的認知。隨著19世紀工人運動的興起，凱特成為工人階級的精神圖騰，被視為近代民眾反抗壓迫和追求平等的先驅。
20世紀中葉，
工黨上臺後還為凱特建造了紀念碑
，將凱特起義追溯為工人運動的歷史淵源，以增加工黨執政的合法性來源。安迪·伍德指出，19世紀之前與之後的兩種解讀路徑都是出於相應的政治目的和意識形態需要，19世紀對凱特起義評價視角的轉向可能只是新的神話取代舊的神話。
儘管如此，
相比於後者的歷史追溯和一定程度的拔高
，前者對凱特起義的全面改造和全盤否定更符合所謂神話的歷史。被神話的歷史也是歷史，神話的過程和結果也值得被解讀。都鐸統治者對凱特起義的重塑是一個邏輯自洽、前後相繼且由淺入深的完整過程，並且有其自身的歷史功用。
從政府實際行動和官方文字構建兩個方面展現都鐸官方如何將凱特起義由歷史事件轉變為歷史神話，並揭示都鐸王朝時期諸如此類的神話敘事對於穩固統治秩序和強化國家治理的深遠意義。
政府措施對起義記憶的重塑
。1549年8月27日，王軍在達辛代爾取得決定性勝利，起義失敗，凱特被俘虜。但事情並未就此終結，都鐸政府之後又做了一系列善後工作，對軍事鎮壓進行收尾，既有司法程式上帶有威懾效果的強制行動，也包括了習俗儀式方面潛移默化的引導。
這些後續措施旨在鞏固鎮壓成果，強化都鐸政府主導下的秩序觀念
，從根本上清除與起義相關的殘餘因素，防止起義“死灰復燃”。從官方視角出發，重新描摹起義形貌，在大眾心中重刻了起義的歷史印跡。
審判起義者
。中央政府派出委員會去諾威治審判和處置被俘獲的起義者，而凱特則是被押回倫敦審判。針對凱特的起訴書把凱特及其追隨者描述成無惡不作的犯罪分子，“毫無忠誠可言，作為窮兇極惡的叛國者，人民公敵，他們與偉大而又仁慈的愛德華六世為敵……”
普通參與者被判處時間長短不一的監禁；
凱特和其他領導人以及主要參與者被定以叛國罪，處以死刑。除了叛國罪本身的報復和懲處作用外，這一罪名還可以在法律層面上顛覆凱特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起義口號，將其定為性公共福利的破壞者。
除了王座法庭審判凱特時會宣讀該起訴書外，
地方上的季審法庭在審判各地起義小頭目時也會宣讀
。這有助於在較大區域內形成更廣泛的宣傳效果，從而促成起義的負面形象，在全國範圍內加速傳播。
執行死刑
。1549年，大部分死刑的執行在諾威治城中完成，還有9名主要領導人被吊死在城外莫斯德希斯山上的“改革橡樹”上，凱特本人是在諾威治城樓上被絞死。政府安排的死刑執行地點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
諾威治是諾福克郡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
，也是起義的中心地帶，城中大量底層平民同情凱特，支援起義；“改革橡樹”是起義領導人以公共福利之名起草請願書和施行良政的地方。
諾威治城和“改革橡樹”承載著諾福克起義參與者對起義的回憶
，而政府則認為這些行為挑戰了政府權威和統治秩序，彰顯了起義的正面形象，象徵著民眾視角下的起義記憶，所以選擇這兩處執行死刑，用民眾對死亡的恐懼抵制他們對起義的回望。
用這種殘忍、血腥的景象取代起義領袖曾經在底層民眾心中的光輝形象
，將凱特起義與恐怖記憶聯絡在一起，弱化民眾懷念凱特的可能性。從而重造記憶關聯，以強力而又殘酷的視覺衝擊消除民眾對於起義的美好印象，代之以政府的權威、莊嚴及其統治秩序的神聖不可侵犯。
審查相關人員
。起義平息後的幾年內，政府對與起義有關聯的人進行了政治審查，尤其是凱特起義的參與者及其家人，因為這些人往往對起義的印象深刻，最有可能回憶、懷念甚至再造起義。比如，喬安
·布萊被諾威治當局監禁和調查，只因在曾經的起義軍集結地莫斯德希斯山上發現了她丈夫的劍。
再如，
曾經的起義參與者約翰·歐德曼酒後對同伴說要再次組織起義
，因此他受到諾威治治安法官的起訴。與歐德曼類似，參加過起義的羅伯特·伯納姆多次發表同情起義、攻擊鄉紳的言論，並且始終拒絕悔改，最後被判處當眾割耳。
這樣的案例不在少數，政府希望透過嚴厲的政治審查和處置措施掃清一切與起義相關的成分，徹底除去民眾心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對起義的同情因素。設定紀念日。除了上述司法層面的行動之外，政府的努力還擴充套件到文化習俗和節日儀式上——紀念日的設定。透過年復一年地紀念某個事物，可以加強對它的銘記。
為了讓人們記住打敗惡徒凱特這一偉大勝利
，從1550年開始，王軍戰勝起義軍的8月27日被諾威治當局設為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早上7點教堂鐘聲響起之後，每個教區的男女老少都要前往教堂做禱告、聽佈道，感謝上帝的恩典，在這一天救諾威治於水火之中。
內維爾的作品中曾提到過這一習俗：
並且進一步規定了這樣一個習俗，在每年的這一天，就是敵人被打敗，被打得抱頭鼠竄的日子，所有人都要去教堂，在集會上和牧師們一起向全能的上帝祈禱……這種紀念從那時開始直到今天還在繼續。
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17世紀，經過經久不息地舉辦紀念活動
，一遍又一遍地重申戰勝起義的意義，政府視角下的正義勝利觀念代代相傳的同時，作為其對立面的起義者的負面烙印也會更加深入人心，因為這種正義戰勝邪惡的喜悅是透過鎮壓凱特起義獲得的。
長此以往，凱特起義的正義色彩會逐漸淡化，與邪惡的聯絡則會越來越強
。無論是對起義參與者的審判和處刑，還是之後對相關人員的政治審查，都不僅僅是司法和行政程式層面的行動，還具有重要的政治宣傳和輿論引導的意義，起到了站在統治者立場上重繪起義外觀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節日慶典和習俗儀式上的努力在強制執行力、感官衝擊和短期成效方面雖不及前者，但是方式更為溫和，形式更為新穎，時間上也更具延續性。就大眾觀念塑造而言，經年累月的意識灌輸和耳濡目染的思想薰陶，顯然比一時的宣傳造勢更能加深大眾記憶中關於起義者形象的負面印痕。
關於凱特起義的官方敘事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政府鎮壓起義時推出的、由樞密院大臣撰寫的、宣揚秩序與服從的政治宣傳手冊，比如托馬斯·克蘭默的《關於服從的佈道》、《關於叛亂時代的佈道》、休·拉蒂默的《佈道》和約翰·奇克的《叛亂之傷》等，共計十幾本之多。
這些手冊被派發到地方上，在人群聚集處公開宣讀
。這是最早的官方起義敘事，也是對起義者形象塑造的開端。二是起義親歷者的記述或者同時代編年史家的記載，包括尼古拉斯·索瑟頓的回憶性手稿《1549年諾福克之亂》、內維爾的《諾福克之亂始末》以及拉斐爾·霍林謝德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編年史》等。
這些作者要麼親身經歷過這次事件，要麼可以接觸到當事人或大量一手材料，所以
其作品內容翔實細緻
。但是這些作者都是出自鄉紳階層，他們對起義的記載秉持著統治階層的利益立場和官方話語體系中的價值傾向。
宣傳手冊和官方視角的書寫把起義者定性為破壞神聖信仰
、社會秩序和公共福利的罪犯，認為民眾的貪婪與僭越是引起動亂的重要原因。這就把民眾反抗壓迫和提出基本訴求的正當行為歸因於他們的貪婪，與圈佔公有地、擠佔公眾生活資源的惡劣鄉紳同等看待。
並且，還暗示叛亂的爆發不能僅僅怪罪於富裕階層對平民的欺壓，民眾貪得無厭、不安其分也是原因之一。因此，
各個階層都要受到譴責，從而瓦解了起義的合理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