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他的腦袋幾乎和雙腿貼在了一起，整個身體彎曲達到了153度。
“我吃東西到胃裡的時候，就會全部從嘴巴里面流出來。”
也因為如此，他被當地的醫生幾乎判了死刑，甚至告訴他最多隻能活兩年了。
走投無路下，他來到成都找到了一名叫梁益建的醫生。
梁益建看到他後，決定為他治療。
但做手術需要一筆不菲的費用，患者沒有。
梁益建說：“我也沒錢，我們給你集點錢之後再治。”
就這樣，他開始在當地找一些企業家，挨個的去講：有個駝背的窮人，不做手術就活不下去，希望可以獲得一點捐助。
“一分我也不嫌少。”
一年後，梁益建湊了10多萬的手術費，開車七個小時把他從鄉村接到醫院，成功的讓他站了起來。
患者說：“沒想到有一天可以治好，站著回家，我感覺自己第二次重生了。”
而這名籌錢讓患者重生的梁益建醫生，從醫多年來拯救了數千個“被摺疊的人生”。
梁益建出生在一個礦工家庭，全家7口的生活全部依靠當礦工的父親，小的時候他生病了，家裡卻沒有錢帶他去醫院看病，急的媽媽只能哭。
等他長大一些後，他才知道父親的工作是多麼的艱難，父親每一次下礦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可儘管十分小心，父親有一次還是碰上了礦難，肋骨斷了導致胸腔畸形。
因為沒錢醫治，父親每天都疼的沒辦法睡覺，那種呻吟聲深深的刻在了梁益建的心裡。
從那時候起，他決心要當一名醫生，那種可以為窮人看病的醫生。
他說，“為沒錢的窮人看病，解決老百姓那些難以攻克的疑難雜症，是我的夢想。”
長大後，他如願考入醫學院，還受邀去美國做了訪問學者。
當時，他有機會以高薪留在美國的醫院，但他放棄了。
他回到了成都，甘願在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當起了一名小小的骨科醫生。
因為他想讓中國患有脊柱側彎的病人都能大口呼吸，正常走路。
但學醫的人都知道，做脊柱側彎手術醫生需要承擔的風險是極大的，稍有不慎病人就會出現癱瘓、窒息死亡和多器官衰竭。
而他覺得，“醫生沒有挑選病人的權利，只有為患者解除病痛的義務。”
有一天，一名叫曾黎的12歲姑娘找到了梁益建。
梁益建一看到這個小姑娘瞬間被驚的睜大了眼睛。
因為此時孩子的身體已經變形影響到了肺和心臟，按照當時的醫療條件根本沒有醫生敢接這樣的病人。
梁益建說：“全球範圍內都無法找到與其難度相當的案例，在美國甚至也少到幾乎找不到。”
但這個孩子找到梁益建後，他把她收了進來。
同行的醫生都覺得他是瘋了，因為超過130°畸形的病人之前根本沒有手術成功的例子，如果稍有不慎，孩子要麼下不了手術檯，要麼終身癱瘓。
手術假如失敗，梁益建的職業生涯也就結束了。
但如果他不接，孩子只有死路一條，隨時進入倒計時。
梁益建說：“如果她在手術中不幸去世了或者癱瘓了，假如他父親要告我，我是沒有辦法的，他隨便拿出一些法律條文質問我：這個是禁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曾黎的眼神讓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他為此賭上了自己的前途。
他故作輕鬆的說：我就是一個小醫生，並不存在有顧慮。
之後，梁益建給曾黎制定了詳細的手術計劃，共有4次大手術和幾十次小手術，花費了八個月的時間。
為了隨時應對曾黎的身體情況，梁益建直接在醫院對面的小區租了房子住，確保可以在5分鐘內趕到醫院。
梁益建說：每一天都像是在青藏線邊的懸崖開車，稍不留意，就會掉下萬丈深淵。
但8個月後，梁益建贏了。
曾黎不僅挺直了背站了起來，還和正常孩子一樣，考上了大學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而這一切如果沒有梁益建，曾黎的生活絕不會是這樣。
後來，在梁益建的摸索下他逐漸總結了一套自己的經驗，發明了矯正脊柱畸形的牽引裝置“頭盆環”，打破了極重度脊柱畸形無法手術矯正的“禁區”。
同行的醫生說，“在專業領域上，他建造了一座同行難以翻越的‘珠穆朗瑪峰’！”
可梁益建知道，脊柱畸形病人其實最難逾越的障礙是“窮”。
很多病人在小的時候如果進行干預治療就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情況。
為此，梁益建不僅攬下了治病這件事，還得幫著患者找錢。
他最開始對自己的醫院“下手”，他找到院長商量著把醫院的辦公室騰出來給患者做落腳點，只收取象徵意義的10塊錢。
之後，他把所有的患者照片打印出來或者存在手機裡，一有時間就跑到公園、茶館、商場這種人多的地方籌集善款。
附近的商販老闆們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位“乞丐”醫生。
2014年，他開始和一些慈善團體合作，終於有了穩定的醫療費用支撐。
接受了手術的患者們說：“如果沒有梁醫生，我很可能已經不在了。”
“我從來就沒有見過這麼好的醫生。”
2016年，梁益建獲得了《感動中國》。
組委會給他的頒獎詞是：
“自詡小醫生，卻站在醫學的巔峰，四處奔走募集善良，開啟那些被摺疊的人生。你用兩根支架，矯正患者的脊柱，一根是妙手，一根是仁心。”
而他在接受採訪時卻說：“榮譽太高！我只是個小醫生。”
“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就倒在醫院裡，那將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