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長 文並攝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在大詩人李白的筆下，陳思王曹植似乎永遠是那個詩興與酒興齊飛的倜儻公子。這是詩人與詩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卻不免摻雜了太多的浪漫色彩。
被封為“陳王”的時候，曹植已經是曹魏的一名“高階囚徒”。他名為“王”，卻毫無人身自由，數年之間，他多次被迫遷徙封地，心力交瘁，而所居之地又都不是什麼富庶的地方。他曾在文中寫道：“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朝廷給予藩王的待遇不佳，“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而因為此前的罪過，曹植各項待遇又都減半。
曹植的境遇，源於他的兄長與侄子的提防。他曾經是曹操最喜愛的兒子，少有才氣，出口成章，多次跟隨曹操征戰四方。他曾在《白馬篇》中肆意抒發著對建功立業的志向：“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在曹植看來，在功業面前，他所擅長的辭賦甚至都是“小道”。
然而，詩人所特有的天真爛漫，在與冰冷的政治相撞時，總落得頭破血流的下場。在殘酷的世子之爭中，曹植最終因為多次肆意妄為、貪杯醉酒，令曹操大失所望，與世子失之交臂。
曹操去世時，曹植29歲，他的人生在這裡被劈成了兩段，在失意落寞中度過餘生。他的詩文風格也隨之一變，於是我們看到《怨歌行》中被猜忌的周公，《七哀詩》中被遺棄的婦人，《贈白馬王彪》中微涼的秋風、孤鳴的寒蟬，《洛神賦》中縹緲的神女、哀慟的別離。他也曾上書朝廷，請求戴罪立功，為國效力，但所換來的是持續的猜忌。文學成為他僅存的自由。
東阿曹植墓。
太和三年（229年），曹植被徙為東阿王，在此居住三年。《三國志》載：“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萬念俱灰的曹植，在生前就為自己選好了東阿魚山這一託身之地。三年後，年僅41歲的陳王曹植薨逝，他的詩文為後人傳誦，他的遭遇為後人同情，他的長眠之地卻始終是一個謎團。
1951年6月，平原省（1949年置，1952年撤銷）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魚山一座古墓進行清理發掘。這座墓冢荒廢已久，掩映在荒煙蔓草之間，而且遭到了嚴重的盜擾，可謂一片狼藉。
根據考古勘探，墓室為磚結構，大致呈東西向，平面呈“中”字形，由外甬道、前室、後室組成。屍體安置在雲母片上，已腐朽，僅存部分骨骼。隨葬器物擺置在棺木左右兩側，左側是陶井、陶車和陶雞、鴨、鵝、狗等家畜家禽俑；右側是陶灶具和餐具，如陶灶、陶案、陶壺、陶罐、陶盆、陶耳杯等。此外，還有瑪瑙墜珠、玉璜、石圭、石璧和銅鋪首等。從初步發掘來看，該墓墓室簡陋，出土文物價值不高，而且沒有佐證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證據，是否曹植墓尚有爭議。
1977年3月，東阿縣文物部門再次清理曹植墓，意外地在墓室前門道高約3米處的墓壁發現一塊銘文墓磚。該磚的三面刻有銘文，一面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兗州刺史侯□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一面為“裡陳王陵各賜休二百日”，一面為“別督郎中王納主者司徒從掾位張順”。
連讀可得出一段重要的資訊，即太和七年（233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兗州刺史派朱、周兩姓士家二百人去修建“陳王陵”，作為補償，每人享有二百日免除服役的待遇。太和七年即曹植去世的次年，而“陳王陵”也與曹植的身份匹配，東阿曹植墓的真實性得以證實。
東阿曹植墓現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內復建有山門、碑亭、碑林、子建祠等建築。曹植墓存有一通刻於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的墓碑，碑高2。57米，碑文共931字，書體為楷書，兼用隸篆。此碑早年曾湮沒在大清河（今黃河）中，到清代始撈出，還置於墓前並建碑樓保護。
梵音洞。
在曹植墓旁還有一處梵音洞，以及一座梵唄寺，這都與曹植創作梵唄的傳說有關。根據佛教典籍記載，曹植在魚山曾經聽到空中飄來的“梵天之響”，他感悟佛法，文思如泉，於是就寫下了中國最早的漢地佛教音樂——梵唄，曹植也被譽為中國佛教音樂鼻祖。
東阿曹植墓是新中國成立後較早發現的歷史名人墓葬，也是現存為數不多為考古證實的三國名人墓葬。在發掘之初，墓中部分出土文物被調往北京，如今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館藏文物。
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中，我們能看到一張陶案和兩件陶耳杯，它們雖然是隨葬明器，但模仿的是現實生活真實使用的器具。魏晉時期，人們仍保持席地而坐的習慣，故而陶案也比較低矮。耳杯則是魏晉時期常用的飲酒器具，站立於展櫃之前，曹植伏案持杯飲酒的形象似乎就浮現在眼前。
東阿曹植墓出土組玉佩，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在國家博物館“中國古代玉器藝術展”中，陳列著東阿曹植墓出土的唯一一組玉器——組玉佩。這套組玉佩一套四件，雲頭形玉珩位於最上端，中間是兩件相向排列的玉璜，梯形玉飾位於最下端。整體優美，光素無紋。在玉器上發現有穿系的透孔。據專家推測，四件玉佩應是與玉珠、瑪瑙相串聯在一起的，很可能是曹植生前佩戴之物。
組玉佩肇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興盛於西周時期，至西漢趨於衰落。東漢末年，組玉佩制度一度被廢棄。曹操統一北方後，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推行了新的禮儀佩玉製度。“建安七子”之一的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之”，在漢明帝“大佩”的基礎上，創制出一套新式樣的組玉佩。曹植墓出土的這套組玉佩，就是目前所見王粲新創玉佩制度最早的例項。
（作者系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出版有《亂世來鴻：書信裡的三國往事》《列族的紛爭：三國豪門世家的政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