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東方酒店在香港中環幹諾道中5號，它所在的酒店集團1963年註冊於倫敦，後收購泰國曼谷的“東方酒店”，最終在香港上市，1995年，又因英資母公司疑慮前途，遷冊百慕大，轉到紐約和新加坡上市，是不可折不扣混合著英國貴族文化與殖民地文明氣質的酒店。

文華東方有一整面的房間都可以看到維多利亞港灣，在那些房間裡，浴缸與臥室只用一面玻璃相隔，玻璃上有個遙控拉頁窗的按鈕，人躺在浴缸裡時，按鈕就在伸手可以碰到的地方。夜色來臨，關了燈漆黑隔音良好的房間裡，泡在浴缸的溫水中，按下按鈕，“咔嚓咔嚓咔嚓”，拉頁窗在寂靜裡發出精準的手工機械聲，百葉窗緩緩向上收起，維多利亞港灣的全貌就這樣慢慢出現在了你眼前，那刻很容易令人有種以上帝全景視角孤獨觀看文明奇觀式的感動。

那次住香港的文華東方是為採訪一個酒店專輯。六天住了香港的四家酒店，採的大多是調酒師、主廚、領班這類能給出很多指南性意見的專業人士，得到的資訊類似這樣：如果我很想在一個城中熱門酒店餐廳用餐，又沒有提前定位，該怎麼說服工作人員讓我進去？答案是告訴他今天是你女朋友的生日，一個酒店的工作人員是不能讓一個客人在特殊日子被餐廳拒之門外而留下不好回憶。

除此之外還知道了一些故事：猶太客人禮拜五是不能碰任何有電的東西的，需要專門有人為他按電梯，在下午開床時，要將他房間裡的燈全部開啟，當他十點鐘入睡前，請再進去幫他關掉。

有個客人每天早上來吃早餐時，都會要求工作人員在他的碗裡裝十顆藍莓，多一個少一個都不可以，有一次給了他十一個，他因為生氣兩個星期沒有再光顧，他的裝束非常醒目，頭髮異常烏黑，穿一件藍莓色的風衣。

另一個同樣渾身充斥的不安全感的故事是：全身掛滿珠寶的胖女士來到禮賓部，她要找一種隱形的粉末，當把這些粉末撒在錢幣上的時候，她立刻會知道有沒有人動過她的鈔票，禮賓抬頭看了看她認真而緊張的臉，撥通的是私家偵探的電話。

我帶著這些答案回到北京後，文華東方又打來電話說他們希望推薦一個老員工作為採訪物件，我在香港時他正好出差，現在剛剛回到酒店。就這樣在那個跨洋電話裡，我接觸到了一個真正讓人意外的酒店工作人員。

Danny Lai是當時文華東方的行政副經理。43年前，他從一個兼職行李生做起，說兼職只是因為Danny當時還是個孩子，他只是在父親休息時才去那個酒店替他的班，Danny那時就從不遲到，他天生喜歡酒店世界，他對那裡有一種熱情。香港歷來階層分明，如果不是打工，像Danny這樣的平民階層的孩子也許一輩子都很難接觸到高階酒店裡的生活。

就這樣，Danny以他的虔誠與努力在這家酒店一直工作了下去，一路上升，酒店也接納了他，他為此一直非常感恩。感恩又化作了工作的熱情與愛。

每天早上，Danny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從酒店的頂樓走到地下，向遇到的下屬收集酒店裡正在發生的事：有一對結婚了三十年的夫妻剛剛入住，他從辦公室裡取來了一個別致的禮物；銀行行長這次帶來的不是自己的夫人，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了17層他們住的房間；高階官員的女兒昨晚在總統套房舉辦了自己的生日派對，他在前臺守候了一個小時，只為了在她們退房時，微笑地小聲對她說一句，小公主啊，生日快樂！

“為什麼我每次來，你都在呢？”

這個時候，他很高興能看見人們臉上驚訝的表情。就像這座香港酒店裡所有出身卑微，有過一段苦日子後來被這裡接納的感恩的服務人員，從他得以入職工作的那一天起，“對我而言，這僅僅是一份工作”的念頭從來沒有在他的腦海中出現過一刻。

他服務過何姓賭王的三代家人，賭王有個小女兒叫Daisy，生日那天，Daisy 想包下文華東方的下午茶餐廳慶生，和所有在酒店長大的富家女一樣，這是她從小就喜歡的地方，裡面都是她熟悉的回憶。Danny有些為難，但他最後還是突破酒店規定，在Daisy生日那天，把這家餐廳紮上了與她名字的同名的美麗小雛菊，Daisy在小雛菊中興奮尖叫，就這樣，收穫了她童年最美的一段回憶，來自一個善良老禮賓的疼愛。就這樣，Danny獲得了富人們的終身信任。他回報這種信任的，則是自己的整個一生：Danny沒有孩子，獨身一人，比起親身父母和原生家庭，更願把酒店當作自己的家，對其付出全部。

站在一邊吃早餐一邊開會的商業巨頭身後，他會不由自主心生尊敬，他們的成功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告訴自己，當這麼想的時候，他感到自己也學到了很多；如果端到歐洲王儲面前的咖啡換來了一句無意讚美，他會一整天都掛在嘴邊，看樣子，這句話將會溫暖他足足一生。

每一個紀念日親自撰寫的卡片，代表了他的服務，這和機器打出來的不同，會有一點特別的感情在裡面。與大部分酒店行業從業者的成功類似，他將一種水的品性與感恩之心發揮到了極致，樂於助人，性格溫婉，善於把自己無限放小，把對方放大，甘願以謙恭去助長那些龐大。

有趣的是，雖說從童年開始接受培養和考驗的Danny是這家英殖民地酒店為富人們選擇的孩子。但很多富人比起他們的血緣關係，同樣也更願意相信Danny這種酒店服務業的工作人員。

那次採訪的電話裡，他告訴我再過幾個鐘頭，他要飛去臺灣，在那裡，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和她的家人在等著他。20多年前，她在這個酒店偶住，他精心服務過她。有一天，她的兒子在電話裡告訴他：我的媽媽病了，生命沒有太多的時間，但他很想收你做她的乾兒子，可不可訂幾個房間，做一個酒席？

對於這種要求他從不陌生，在電話那頭，他禮貌地回覆了對方：如果是我答應做她的乾兒子，那麼應該是我去臺灣，而不是她來這裡。

當老派富人們還是一個胸懷大志但身無分文的年輕人時，酒店的大堂是他們望見機會女神的殿堂，他們穿著僅有一套的西裝故作鎮定，站在那裡等待屬於自己的命運；若干年後，這座酒店頂樓的法國餐廳成了他們的太太們一起享用下午茶的地方，當小兒子在那座古羅馬風格的泳池玩水時忽然自己學會了游泳，他們則會對這座酒店產生一生都難以磨滅的歸屬，如果到了晚年，他們仍有幸家境優渥，擁有幸運，源源不斷的財富受到了祝福，很多富人會更願意在酒店裡度過餘生。

儘管高階酒店裡的賓主關係只發生在短短的一瞬，但在自己人眼裡，兩者那天然形成的莫大信任，絲毫不難讓人理解，這種信賴如此根深蒂固地發生在上流社會的深處。

這就好像Danny從不知道自己已經侍奉了28年的英國商人到底有沒有家室，他只知道這位92歲的老人從家族生意之中退隱之後，便又回到了這座他在殖民地時期住過的酒店，每天在固定時間賭馬、游泳、用餐。當Danny用“我對他比我爸爸都好”的話去形成自己的真誠時，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比血緣親情更為穩固的關係，在那些富人看來，從奮鬥的那一天起，這就是文明社會為他們的階層與身份自然設定的生活，他們對此孜孜以求，耗盡半生，比起自己的兒女，他們更信賴由這種生活安排，前來照顧自己餘生的人。

這種追求也奠定了文華東方的氣質，作為一個英系酒店，和偏現代的美系酒店不同，文華東方沒有宏偉的大堂和永不停歇的噴泉，它的門臉很小，還被一段後來修起來漸漸升起高架路遮擋住了一部分，但一旦走進去，你會覺得你就像一個德高望重但身體已經衰老的人正被精心的照顧著，你的一生因這種照顧被賦予了某種尊嚴與肯定。

像Danny和他的客人一樣，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正是描述了一個老禮賓與富人D夫人之間的信任與愛。《蘋果少年》是一幅充分能體現D夫人內心精神性與靈魂的藝術品，這麼重要的作品，在她彌留時，她不打算把它送給她的孩子們，而是留給了這位老禮賓。

圖注：最後一次在酒店見面時， D夫人已經預感到了自己的死亡，為了安慰他，老禮賓給她在電梯裡讀了一首這樣的詩句：高貴林中尋覓灰白古松，驚逢孤墳、風吹雨淋，似非世間物，碑文已不可識，然幹其憂縫。

2014年上映的《布達佩斯大飯店》是美國導演韋斯·安德森希望藉此向老歐洲文明致敬的電影，電影中，老歐洲的尊嚴、靈魂與人性之光正是被賦予在一位和Danny相似的老禮賓身上。

老禮賓的故事由他的徒弟和一個作家講起，有趣的是，二人交談的一開始，徒弟竟首先回憶的是老禮賓如何規訓自己的過程：規訓的第一要素是要在心底認為布達佩斯大飯店是個美好世界，並把在這裡工作看作世上最好的職業。

規訓的第二步則是透過各種訓練建立起對這個美好世界的敬畏，牢記它的規矩，並在我有而別人沒有的規矩中產生自豪感，體現在LobbyBoy的身上是：LobbyBoy應是隱形的，但隨叫隨到，隨時記得客人討厭什麼，需要什麼。嚴守秘密，把維持這個世界的體面當成最重要的。

而正是對這個美好世界的信仰塑形了老禮賓的生活方式與在醜惡面前的勇氣。聽聞D夫人死去的訊息時，儘管戰爭已經爆發，老禮賓仍堅持踏上遠途為客人送終。上火車前，他攜帶的是一瓶26年的香檳，裝在冰桶裡，配上兩個精美的杯子，足以在火車上也過的體面快樂，“這樣就不用在火車上喝貓尿”，他告訴徒弟。

當火車上計程車兵威脅他的徒弟時，老禮賓又在醜惡面前毫不猶豫地展示了被徒弟後來譽為“在野蠻的屠殺場上，還有一些文明微光存在，那就是人性”的勇氣，而喚醒軍人停止野蠻行為的，正是在其中的首領認出了老禮賓，在他“還是個孤獨的小孩時，”他曾在酒店受到過的老禮賓的善待。

在“人性微光”展示出勇氣和作用的這刻，老禮賓就完成了對徒弟全部的規訓，他嚴厲的言傳身教和關鍵時刻對徒弟的保護，感染了年輕的徒弟，令其更加尊敬他的標準，也為自己受到過這種標準的嚴格規訓而感到驕傲與與眾不同。

其實從骨子裡，《布達佩斯大飯店》正是希望自己是這樣一部電影：透過一個挑剔的老禮賓，讓觀眾相信體面的生活、文明的規矩、純真、對他人的關愛和尊重能夠賦予一個人以道德、勇氣以及那些神性的品質，它具有人文的力量。

導演一直把作家茨威格看作給予自己以靈感的人，在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書中處處可見對老禮賓身上這種“文明的微光”的緬懷，但可惜的是，茨威格認為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微光已蕩然無存。

人們常常把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裡的觀點與本雅明所認為的“靈光消逝”放在一起比較，認為他們都看到了一種不可複製的、有溫度的人文精神的逝去。人文精神需要足夠的時間、從容體面的環境，人和人之間那種帶有教化式的影響與傳統，在本雅明對Paul Klee一幅叫做《新天使》的畫作的闡釋中，他認為摧毀這一切的正是當今社會里對“進步”的推崇。

圖注：Paul Klee 1879—1940《新天使》Angelus Novus 1921年4月，本雅明在柏林的一個小型畫展上見到，6月，不惜花1000馬克（當時值14美元）在慕尼黑買到這幅畫。

面對這張畫，本雅明寫道：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由他入神注視的事物離去。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屍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Danny的一生溫暖過無數人，在那次電話裡，Danny也告訴我了一件溫暖過他的事情。10年之前，這位把自己全部獻給酒店，沒有一個親人的禮賓他不幸患了淋巴癌，當聽到這個噩耗時，幾十個經常在這座酒店閣樓喝下午茶的太太們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團體，她們替他做早餐，午餐，晚餐，她們不斷地翻閱食譜，尋找藥方，要用少許的花生油，把牛鰍魚先在鍋子裡兩面煎香，然後加一點點的姜，加水，加薏米，據說這樣煮出來的湯對癌症非常有效。

九個月之後，這位自認“本該死掉”的禮賓卻奇蹟般恢復了健康，他只是在這場劫難之中喪失了右耳的聽力，他將這些來自上流社會的太太們稱為“Danny的天使們”，當他與她們一起在慈善音樂會上奉獻歌聲時，他從此更加相信，生命不應該只屬於自己。

“所有人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都需要有人陪伴，我太老太老了，已經不想再結婚了，但是還好，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Danny告訴我。

對於衰老這件事，他終於不再只是給別人信心，在退休之前的這一年，他之前所有虔誠、古典主義式的付出也獲得了巨大的回報和溫暖，讓他對自己的晚年徹底感到了心安。

時代已然發生巨大變化，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酒店會再有幸獲得Danny這樣的禮賓？

圖注：右二為Danny先生

點選原文連結，你將看到Danny在他的書中《贏盡客人心》談到的包括張國榮在內的一些客人故事

文章來源：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