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初年，劉秀採取過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加強自己的統治。其中，裁減地方吏職、廢罷郡國兵、放免奴婢、令列侯就國、強化吏治等項，都與抑制豪族有關。
先看裁減地方吏職。《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建武六年（30）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併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劉秀此詔要求裁減的是兩項內容，一是縣級政府，二是地方吏職。二者存在一定關聯，但不是一碼事。
《續漢書·郡國志五》：“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併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據《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西漢末年有郡、國一百零三，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經劉秀裁減後，應有郡、國九十三，縣、邑、道、侯國一千一百多。明帝以後出現反彈，“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共新置郡級機構十二，“又所省縣漸復分置”，但為數不多。到順帝時，“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郡級機構比西漢還多了兩個，縣級機構則仍比西漢少四百零七。所以，劉秀此次裁撤地方官府，主要成果是減少了四百多個縣級機構（73）。
四百多個縣級機構，約佔原有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將其並省自然會減少同樣比例的令、長、相及其屬吏。劉秀此時尚未統一關隴河西巴蜀，所並省的縣級機構當主要集中在河北、山東地區。在這個範圍內，其所佔比例當然更高，但也不會達到“十置其一”的程度。細味詔書語氣，所謂“省減吏員”，當不限於被裁撤的郡縣機構的吏員，而是普遍減省山東、河北各州、郡、縣的吏員編制。惟其如此，所減吏員才會大大多於四分之一強，以致有“十置其一”之說。
東漢初年，“百姓虛耗，十有二存”（74）。經劉秀一朝休養生息，戶口也僅及西漢末年的三分之一強（75）。劉秀以“戶口耗少”、“官多役煩”為由省減吏職，以節省財政開支，自是順理成章。但我們知道，漢朝地方官府的屬吏皆用本地人，且通常被豪族所把持（76）。劉秀大量裁減其編制，勢必削弱豪族在當地的政治勢力。從當時形勢看，這很可能也是劉秀的目的之一。 再看廢罷郡國兵。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建武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李賢注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所謂“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都是郡國兵，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77），負責統領和訓練他們，訓練方式就是“常以立秋後講肆課試”，即所謂“都試”。
《後漢書》卷十八《耿弇傳》：“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所指便是都試的情形。《續漢書·百官志五》：“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劉昭注引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是劉秀罷都尉後，郡國仍可臨時設定都尉，發兵鎮壓“劇賊”，但“都試”從此取消了，郡國兵的戰鬥力勢必大大削弱。 建武六年，劉秀剛剛平定山東，局勢尚未穩定，又揮師西進，準備討伐隗囂、公孫述，前線後方都需要軍隊。那麼他為何要下令廢罷都尉和郡國兵呢？
《後漢書》卷十八《吳漢傳》載，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劉秀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吳漢不聽，打了敗仗。此例或可說明，郡國兵缺乏戰鬥力，不能攻堅，無助於對隗囂、公孫述的討伐。但讓他們守衛後方，還是可以勝任的，在當時形勢下也是必要的。事實上，劉秀廢罷郡國兵，削弱了後方郡國的軍事力量，使之不能及時鎮壓當地的叛亂。前述建武八年劉秀西征隗囂時，潁川、河東、東郡、濟陰等地豪族群起反叛，迫使劉秀率大軍返回，就是一個例子。建武十六年青、徐、幽、冀等州大姓反抗度田的叛亂，也是一個例子。其後，類似問題仍時有發生。故應劭總結說：
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78） 劉秀不顧如此嚴重的負面效應而推出這一舉措，當是為了削弱地方軍事力量，防止各地割據勢力死灰復燃。東漢初年的豪族武裝，每每利用郡國兵制度徵發士卒，割據一方（79）。劉秀若不廢罷郡國兵，後來發生的那些叛亂可能會造成更大的震動。兩害相權取其輕，劉秀的做法可以理解。 放免奴婢更與豪族直接相關。
據《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劉秀髮布過一系列相關詔令：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建武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建武七年五月，“詔吏人遭飢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建武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人。”十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建武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人”。建武十三年十二月，“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人；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建武十四年十二月，“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人，賣者無還直”。 這些詔令中，只有建武十一年的三條旨在稍稍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其他六條都是要讓戰亂中淪為奴婢的人恢復庶人身份。前已述及，東漢時期奴婢仍是重要財產，是豪族役使的主要物件，而在戰亂中能略取大量奴婢者當然多是豪族。劉秀在統一戰爭中，每佔領一個地區，都要釋出針對奴婢問題的詔令，矛頭顯然是指向各地豪族的。 東漢功臣皆封列侯。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載：建武二年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其後又不斷有部將和降將封侯。建武十三年四月，戰爭結束，“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中屬於劉秀集團核心成員的不過三十餘人，其他人員成分很雜，有核心成員的父兄子弟，也有銅馬渠帥、更始舊將及各地降將等劉秀不大信任的外圍成員（80）。這些人大多原本就是豪族，封侯之後成為貴族，勢力更大。令列侯就國便是劉秀針對他們採取的一項措施。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載，建武六年，“是歲……始遣列侯就國”。當時，劉秀正準備西征隗囂，主要功臣大多仍在軍中統兵或在朝中任職，奉詔就國的只有耿純、邳彤兩人。《後漢書》卷二十一《耿純傳》載：“乃拜純為東郡太守……時發乾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六年，定封為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同卷《邳彤傳》：“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耿純此前因過免官，邳彤免少府後任侍中，也是閒職。當時就國的還有伏湛
《後漢書》卷二十六《伏湛傳》：“為大司徒，封陽都侯……（建武五年十一月）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由此看來，建武六年就國的列侯多是無職任者，耿純是其中功勞最大的，故劉秀將他比作周勃。兩年後，東郡發生叛亂，耿純因“威信著於衛地”而復任東郡太守。邳彤、伏湛未再任職，其他就國的列侯想必也很少有重新受到任用者。 侯國隸屬於郡，置相一人，“主治民，如令、長”，“不臣”於列侯。列侯在封國內但食租稅，無治民權。不僅如此，他們還要受到郡守和國相的嚴格監管。
上引《耿純傳》李賢注引《續漢書》載：耿純原為高陽侯，就國前“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劉秀“乃更封純為東光侯”，國屬渤海郡。連耿純都怕受到郡守的報復，列侯就國後的處境可以想見。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列傳》載：和帝奪外戚竇氏之權，將竇憲兄弟“遣就國……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此事表明侯國相有督察列侯的權力。卷八十二下《方術列傳下·公沙穆傳》：“遷繒相。時繒侯劉敞……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這更是侯國相督察列侯的生動事例。建武二年劉秀封功臣時下詔曰：“人情得足，苦幹放縱，快須臾之慾，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傈傈，日慎一日。”授印綬時又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81） 反覆告誡他們要遵守法令，可見對他們能否安分守己頗為擔心。將無職任的列侯遣就國，當是為了加強對他們的監管。 以上措施都比較隱蔽，力度也有限，故得以順利實施，但不能根本扭轉豪族勢力猖獗的形勢。相對而言，強化吏治是劉秀抑制豪族的主要手段，也正是在這個方面，東漢王朝遇到了真正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