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唐朝傳統的經濟中心黃河流域遭到嚴重破壞，朝廷寄希望於未受戰亂的南方，於是產生了財賦
“實仰東南八道”的局面，淮南藩鎮在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黃巢起義以前，淮南歷代節度使始終是唐廷有力的支持者，包括向朝廷積極繳納貢賦，參與唐廷的軍事行動，以期獲得朝廷青睞。然而朝廷與地方之間的內在矛盾可能早己產生。
黃巢起義打破了力量平衡，朝廷統治趨於崩潰，各地軍閥重新割據。高駢在這個背景下就任淮南，一系列舉措成為淮南脫離地方屬性的濫筋，同時也開啟了淮南等地半個多世紀轉變的程序。
淮南，廣義上指淮河以南、長江以北之地，唐初隸淮南道，治所揚州。至德元載
（
公元
756
年
）
，始置淮南節度使，初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薪、黃、安、申、湧十二州，治揚州。淮南節度使轄境不斷變化，並與淮西節度使長期糾葛
：
同年唐廷設定淮南西道節度使，簡稱淮西，初轄許、豫、光、申四州，治許州。
乾元二年
（759）
，淮西領壽、光、申、安、黃、薪、湧七州，治壽州。上元二年
（761）
，淮西移治安州，轄壽、光、申、安、薪、黃、湧、陳、鄭、汁、宋、穎、泅、曹十四州；同年，淮南復領壽州。寶應元年
（762）
，淮西領安、光、黃、薪、湧、陳、許、隨、唐九州。大曆八年
（773）
，淮西移治蔡州，領蔡、汝、安、光、申、許、隨、唐八州。十一年
（776）
，淮西移治汁州。十四年
（779）
，淮西賜號淮寧軍節度使，又改稱申光蔡節度使，轄蔡、汝、安、光、申、許、隨、唐八州。同年，李希烈割據淮西。
興元元年
（784）
，唐廷分淮南設壕壽廬都團練觀察使，治壽州，貞元四年
（788）
壽、廬州復歸淮南。又貞元二年
（786）
，李希烈遭部將殺害，淮西歸順唐廷。次年
（787）
吳少誠據淮西，淮西進入吳氏割據時代。十四年
（798）
，淮寧軍賜號彰義軍節度使，此後長期領蔡、申、光三州。元和四年
（ 809）
，淮西吳少誠病亡，部將兼義弟吳少陽自立。九年
（814）
吳少陽卒，其子吳元濟自立。
十三年
（818）
，唐廷出兵平吳元濟，淮西節度使被廢，其蔡州劃歸忠武軍節度使，申州劃歸鄂嶽觀察使，光州則劃入淮南節度使。至元和十五年
（820）
，淮南節度使範圍大致確定，領揚、楚、滁、和、廬、舒、壽、光八州。淮南節度使的政區變化反映了唐廷不斷變動的戰略需求，尤其是針對淮西割據藩鎮。
據《元和郡縣圖志》，淮南道轄揚、楚、滁、和、舒、壽、廬等州，其中揚州
“號為天下繁侈”，與益州
（
成都府
）
並列。且淮南較安史之亂前，人口還有明顯的增長。安史之亂使原本唐廷的財賦中心河南地區遭到了嚴重破壞。因淮南未催戰火，唐廷似有意對財賦中心做出調整
：
肅宗增設包括淮南在內的南方節度使。“李錦繡認為，從至德至貞元以來財政制度的改變因人而定，至德元年山南五道度支使出現，也是江淮取代北方成為財賦中心的必然。
又因淮南當大運河中樞之地，地位較其餘鎮更高。代宗永泰二年
（766）
以戶部尚書劉晏兼任淮南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將淮南作為財賦重地徵收。此後淮南節度照例承擔賦稅轉運任務，鹽鐵使更是常駐揚州。元和間，裴泊推行財政改革，置兩稅使加強管理。據李錦繡的研究，這次的改革其實僅限於江淮地區，不專為裁抑方鎮，主要是為了統一收支，也能說明江淮在國家財政中的重要地位堅固地建立起來。
賦稅中心的南移無疑加深了中央與淮南藩鎮的依賴關係，元和十五年
（820）
以後一直到黃巢起義
（879）
，淮南節度使對中央大體是擁護的，這基本己經成為常識，毋庸多論。本文則著眼於淮南節度使群體，考察淮南節度使的一些作為，以發現淮南與中央錯綜複雜的關係，這可能是後來高駢時期發生問題的緣由。節度使稱職與否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其一是對中央是否履行朝廷任務，包括財賦徵收、轉運，是否響應中央命令等；其二是在本地方是否有所建樹，乃至於能否有利於經濟發展。
至德至廣明年間淮南節度使一共有
20
位，其中以三省、六部要員身份出任的有
12
人；以地方官員身份出任的有
5
人。中晚唐黨爭始終不斷，宰相貶黝頻繁，淮南節鎮也成為失勢宰相較常出鎮的地方，牛李兩黨的核心人物也都在此列。他們出於各種考慮，都對中央表現出了“絕對”的忠心，以期重返長安。這主要可以從節度使對中央的行為以及在地方的建樹兩方面得知。
一方面，淮南節度使盡力上供錢財、方物等。德宗建中三年
（782）
五月，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穆宗長慶三年
（823
）三月丁巳，“宰臣百僚賜宴於曲江亭。救應御服及器用在淮南、兩浙、宣款等道合供進者，並端午誕節常例進獻者，一切權停。”敬宗時，“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一百萬匹，仍請日進二萬，計五十日方畢。”“寶曆二年
（826
）十二月己酉，救鳳翔、淮南先進女樂二十四人，並放歸本道。” 可知淮南曾經是中央的服飾、器物和節日禮品的重要貢地之一，還向中央進樂工等技術、娛樂人才。
淮南節度使還積極配合中央，加入中央對其他藩鎮和地方叛亂的軍事行動中。德宗貞元十六年
（800）
，唐廷討伐徐州，淮南節度使杜佑受命出兵。
元和十二年
（817）
唐廷用兵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嘟積極防禦平盧李師道
（
淮西盟友
）
，並在唐廷財力不足的情況下，上供淮南一年盈餘，引得其他諸藩鎮效仿，解決了唐廷的困難。“這為唐廷順利進討淮西奠定了堅實基礎。宣宗大中十二年
（858）
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鄭薰出奔揚州。對於這些，朝廷大加讚賞，並給予相關節度使高度評價。由於剛毅果決、刑法嚴厲，他在地方上非議很多，之所以沒有影響他的升遷，也正是因為他在任期間積極支援朝廷財賦和軍事，使朝廷得以順利達成目的。
由此，唐廷對這些官員的基本評價標準可以大致推測為，只要能為中央集財、轉運，或得到朝廷褒獎，或在不久之後升官或入京。
另一方面，一些淮南節度使在地方也有所建設，不少工程造福農、槽。如李吉甫在淮南筑塘灌田，以便農業生產。王播在揚州疏通官河，使槽運暢通。節度使崔銥、李蔚則因為在淮南的善政，被地方大加稱讚。地方建設也確是節度使重要的指標之一，中央希望獲取更多地方財賦，能夠在地方有所建樹，當也是更好地滿足了朝廷的需求。
這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節度使對朝廷較為忠實地執行了財賦收集、轉運的任務，更重要的是朝廷對於淮南財賦的依賴程度，似乎己經成為所任官員升降的不成文標準。不過，相比在地方的建設，唐廷顯然更看重能否執行上供財賦的任務，至於能否得到地方認可也不是最重要。但是因結交權宦王守澄，便再次出任轉運使。
太和元年
（827）
入朝，又上繳大量財賦。並且在他去世之後，還得到了皇帝廢朝三日的待遇。他在揚州所修的水利，大抵也是為了更好地轉運物資，向朝廷進奉。但是若毫無地方建樹，又無法執行唐廷任務的節度使，則就屬於不稱職的。如杜粽在任期間，既不關心民情，對於淮南政治、刑法也難以決斷，被唐廷罷免職務。
但是，巨大經濟利益下，淮南與中央也並非鐵板一塊，爭利、暗中剋扣的事例也不乏。唐廷和節度使的重賦令淮南苦不堪言，很多運輸人員
“監守自盜”。槽米運輸途中不免有損耗，本來將損耗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是唐廷尚能接受的。但是隨著淮南貢賦日益繁重，槽米亡耗於路頗多。
朝廷的嚴厲法令小能阻止民眾的
“盔取”，反而使損耗達到百分之七八十，這一方面也足見東南地區的賦斂非常嚴重，節度使不遺餘力地替唐廷收納，使得饑民挺而走險。另一方面，這些“盜取”行為，究竟完全屬於民眾拿取，還是沿途官吏乃至節度使們有意為之，似難以論說。
李廷先指出，至大中四年
（850）
淮南槽運不過每年四十萬石，能抵達長安的也僅僅十之三四，沿途官吏也加入到盜米行列。次年
（851）
，裴休奏請在槽米上實施承包制，重新整頓，運量方才稍有增加。可知，這種大規模的損耗，除了淮南境內災民、船工、押運、官吏等，作為財賦轉運至關重要的淮南節度使應該也參與到其中，畢竟從元和至大中五十餘年，唐廷一直難以杜絕此類現象，很可能就是節度使暗中取利、假託民盜。
與
“盜取”槽糧相類似，淮南官員還與朝廷爭奪茶稅，裴休繼續執行整頓，對茶稅開刀，實際上削弱了地方對茶稅的干預和“私吞”，因而引起淮南等三鎮的不服，希望借“軍用困竭”為由收回茶稅全權。站在唐廷角度，槽糧和茶鹽是國之重稅，自然不能隨意損耗，因而不容許淮南以任何形式阻礙轉運收稅。
而從淮南和揚州角度來看則正是在唐廷極力搜刮下，用以自我維持的必要手段。地方官吏藉以中飽私囊，而承擔運輸任務的僱工和民眾，則稍能以此緩解困窘。李錦繡指出，這又是
“淮南等三道以‘軍用困竭’為名，請求恢復地方稅茶，直接奪利。大中皇帝救旨駁回，維護了中央利權”。
同時淮南還要面對連年的災禍。僅僅見諸史籍的，水災
：
大和四年
（830
）九月，淮南水災害稼；十一月淮南大水、蟲霜；五年
（831）
，淮南水災害稼；七年
（833
）冬十月，揚州七縣水災害稼；八年
（834
）九月河南府、鄧、同、揚州並奏旱蟲傷損秋稼。丙申，淮南、兩浙、黔中水災，民戶逃亡，導致京師物價暴貴；
開成元年
（836）
冬十月，揚州七縣水旱，損田。二年
（83 7
）夏，揚州運河因旱枯竭。火災
：
大和四年十一月，揚州海陵火；八年三月和十月，揚州火；開成二年六月，揚州集市大火。且都燒燬民宅數百數千。
這些或許只是當時淮南天災人禍的冰山一角，對於民生之艱辛卻也是一定程度的反映。尤其是城市火災，揚州以商業流通著稱，集市遍佈全城，原本唐代城市中用以限制居民的坊和坊牆在揚州有消失的傾向，集市趨於集中和龐大。而一旦發生火災，除了殃及整個集市，連帶周邊民宅也付之一炬，對揚州的經濟發展可能是很大的打擊。
由此大約可見，在
9
世紀中後期，淮南就因為財賦之利與中央發生明爭暗鬥，而唐廷又變本加厲地向淮南征收剩餘價值，節度使在地方又時常大興土木，取悅中央，可以說潛在矛盾和隱患早己埋下。
總之，淮南成為唐廷財賦中心後，至嘻宗前的歷任節度使，大多是外放的京中高官或重要地方官員。他們或出於希望升遷，或出於期盼回京，或真心有所建樹，對於朝廷履行任務，對淮南地方大多也能留心治理、多建善政。唐廷也將能否為自己上供財賦作為考核淮南節度使的指標。這使五十多年來的淮南與中央互相依賴，似乎相安無事。
但在這背後，淮南本身災害頻繁，歷來盜寇叢生，朝廷穩固的時候這些都能被掩蓋，一旦不穩，禍害也將是劇烈的。並且半個多世紀以來，淮南表面上是中央的堅決擁護者，但與中央暗中爭利。高駢時代的淮南與中央發生劇烈摩擦，從擁護中央變成與中央博弈，看起來似乎令人費解。
但如果瞭解唐中後期以來，淮南與朝廷己經圍繞上供、茶鹽等利發生過暗鬥，就不難理解黃巢起義後兩者關係緊張的原因。高駢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這層矛盾，開啟並加速了淮南向獨立政治地理單元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