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是否強盛，一個政權是否可以持久，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商鞅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對於法治思想的確立具有重大推動作用。

秦國之所以最終可以一統天下，強大的軍事實力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商鞅法家思想的完美貫徹更是內部穩定的基石。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國開展變法，但礙於宗室內部的阻礙，而遲遲無法推進，商鞅主動向秦孝公舉薦，請求給自己機會於朝堂之上說服眾臣於國內推行法家思想。

果然如秦孝公所料，法家思想變革的話題一經提出，便受到群臣的反饋，以甘龍、賭摯為首的宗室代表極力反對，當堂與商鞅展開激烈辯論，最終在商鞅出色的論辯技術與堅實的論據基礎上贏得了眾人對法治思想的認可，由此開始中國歷史上近千年的法治理念。

法家思想之所以能夠穩定而經久不衰，首先是因為百姓對法治的信賴。商鞅在正式頒佈法令前，舉行了一個在當時眾人皆不解的活動：在集市南門外，豎一根木條，誰能夠將這個木條搬到集市北門，便可獲賞黃金十兩。

木條並非眾人難以抬起的重量，在場中青年均可抬起，也正是因為太過於輕鬆，百姓均不相信，天上會有白掉餡餅的好事。

商鞅見無人應答，便繼續說道，若有能搬到北門者，賞金五十兩。此時一名青年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將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賞金五十兩。百姓看到紛紛後悔剛才沒有相信，此舉也為商鞅梳理了“信”的榜樣，為之後的立法做了充足的準備。

其次，在商鞅的推行下，法是凌駕於一切的存在，甚至高於皇帝的意志。百姓之所以臣服於各國的君主，是因為各國君主在領地是最高權力的象徵，當法高於君主的個人意志，在百姓眼中是美事一件，由此也使秦國百姓心更齊，國力更為強盛。

正是因為以上兩點的積澱，才使得秦朝百姓都能將法制看做自己日常生活的準則，讓自己的言行時刻保持在法治的範圍之內，免受牢獄之災。

商鞅變法的優勢也在商鞅自身得到充分的體現，商鞅在晚年逃脫出宮，數日未進鬥米，逃至一戶老人家乞求庇護，但老人以商鞅自己頒發的夜深不得留陌生人住宿的律例予以拒絕，致使最終慘死於都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