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時期到唐五代，談談官員起復的制度淵源及演變
提到“復國”，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丁憂”，“忠孝難分，無論在哪個時代，為了國家大事，官員們都會被逼著重新振作起來。
從最初的喪葬風俗，到先秦儒家提倡的“守喪”，到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奪愛”，再到隋唐建立和完善的“復興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每一個朝代都會做出相應的政策變化。
孝敬親屬的風俗起源於何時，又是怎樣形成的，後世沒有人知道，也沒有辦法去追尋，但是把它作為一種禮儀，卻是從先秦開始的。
《中國古代守喪之制述論》將孔子所提倡的喪禮劃分為“禮”，也就是“喪禮”；二是哀，即在喪禮期間，對親人或親人表示的哀悼，“喪事主哀”。
可見儒家把哀傷放在首位，喪事以哀傷為主，孔子曾經說過：“喪禮，既不能哀傷，也不能以禮相待。”
基於孔子的這一論述，再次證明了儒家在禮樂和哀樂中的取捨，並對其行為進行了嚴格的限定，例如“三年不入政事”。
還有從官要解職等內容，並提出“三年喪，天命也。”從那以後，三年喪變成了一種制度，在孔子等人的大力倡導下，喪葬制度也就成了人們在喪事期間的一種行為準則。
而上述儒家所倡導的“禮制”，則為後世的“丁憂”制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在當時的戰亂年代，諸侯割據，各國紛爭，儒家倡導的“守喪”制度，並不為其它流派所認同，甚至可以說，對於非儒門之外的人，都沒有什麼約束力。
在那個時代，各國都有不同的理念，而春秋戰國時代，正是需要人才來為國家服務的時候。
如果一個國家三年喪事，又怎麼能與其它國家相爭，因此，孔子倡導的喪葬制度，並不為諸國所喜，因此，喪葬制度難以實施。
這種喪葬制度，不但沒有得到統治者的認可，而且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尤其是墨家，認為“三年之喪，非強者所能及，而以假義理也。”
覺得三年喪事不合情理，是一種強迫，一種精神上的折磨，對國家的發展不利。
可以說，儒學和墨學的理念是截然相反的，儒家提倡三年厚葬，三年喪事，講究禮儀和禮儀。
而墨家則是節葬，不需要舉行葬禮，葬禮結束後就可以回到生產中，墨家的思想主要是從現實出發，著眼於解決現實問題，因此堅決反對儒家的喪葬制度。
總之，孔子所倡導的“孝道”，在那個時代是無法實行的，所以，“孝道”只是停留在理論上，並未付諸實施，所以，先秦的“奪愛”，也就無從考證了。
《事物紀原》中有這樣一句話：《禮·曾子問》：“子夏問：“三年之喪，金之革之事，豈不是如此？”孔子說：“吾聞老聃曰：“魯公伯，為天下之大。”注：“魯徐戎之死，哀之，兵之哀。”所以《春秋》亦紀晉襄公、墨公之事，漢、唐，都是從伯禽開始的。”
《禮記·曾子問》、《春秋》都是孔子的經典著作，所以它的真實性毋庸置疑，這也說明了先秦時代曾經有過一段愛情故事。
不過，起立之禮是在漢代才有的，這一段材料也是證明先秦時期存在金革奪情這一情況的重要史料。
綜上所述，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先秦時期的喪葬風俗雖已逐步轉變為禮制，但仍不為人們所認同，儒家提倡的“喪葬”制度也沒有得到貫徹，但這並不代表“金革奪情”就沒有了。
在社會發展和時代要求下，儒學一定得到統治者的認可和認可，所以三年喪事的推廣和推廣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漢唐統一則給了他們這樣的機遇。
作為中國古代的第一個封建社會，秦朝在各種制度上的建立尚不完善，尚處在起步階段，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都有一定的影響，其所創的體制被歷朝歷代沿襲使用，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秦朝崇尚法家的獨裁，因此在思想和文化上也是需要獨裁的，以顯示統治者的權威，而對於儒家提倡的禮，則必然會採取“焚書坑儒”的做法，從而使得禮制的實施變得更為困難。
而且，因為秦朝的壽命太短，只活了兩代，就被農民起義給滅了，所以，關於秦人的喪葬和奪愛的事情，在現有的歷史資料中並沒有找到。
與秦代相比，漢代雖然沿襲了秦制，但逐步將丁憂體系逐步規範化，並在漢武帝時“廢止百家，褒揚六經”。
所以，當時的統治者，對儒家所提倡的“禮法”，也格外的重視，“三年之喪”，也就慢慢地走上了政治舞臺，走上了政壇。
但到了西漢，雖然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大的重視，並且鼓勵官員為自己的親屬送葬，例如，漢哀帝“三年喪”。他父親戰死，被遣返南陽，埋葬三年，從此在京城顯名。”
由此可知，西漢沒有嚴格的三年喪葬制度，只是依個人意志而定，但凡是有喪事者，都會受到朝廷的嘉獎。
由於西漢時期，肯守喪禮的人寥寥無幾，因此，朝廷對於官員的“奪情”也沒有什麼實際的實施，而國家提倡“孝”，則是建立東漢“丁憂”的前提。
到了王莽時代，雖然提倡三年喪事，但這只是口頭上的，並沒有什麼具體的制度，到了東漢，劉秀為了鞏固新的統治，禁止官員們回家。
但這條規矩，也表明了西漢朝廷提倡的“守孝”，對東漢的某些官員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在東漢初期，有很多官員都願意遵守三年喪事，所以丁憂的法律程式，也是勢不可擋。
“三年喪事”的頒佈，始於東漢的漢武帝，頒佈了“三年喪事，三年喪事”，“三年喪事”，正式確立了丁憂制度。
有了這一制度，奪愛是不可避免的，但到了東漢，奪愛又被稱為“奪愛”，就是官員應詔脫下喪服，回到朝當差，漢順帝時桓焉，就是因為母親去世，才被貶為太常府。
征服。從這一資料可知，從先秦至東漢，官員的金革奪情演變成了政治上的需求，從搶功臣的權力擴充套件到了文官。
所以，在東漢，三年的喪事，是由皇帝的旨意決定的，也有一些官員會被人搶走，但是，這一制度卻建立了，奪情也得到了切實的實施，並且擴大了奪情的範圍。
到了魏晉、南北朝，社會上開始出現了“重孝”的風氣，官吏丁憂奪情的實踐更加具體。
但在三國時代，嘉禾六年春天，孫吳政府下旨：“世治道泰，上下無恙，君子不取義。”三年未見孝子。至於有事，殺人以禮，要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國有危難，一切以德服人。”
在國家大事上，要求官員舍孝取忠，然後說：“所以，忠臣不能做孝子。若有違背，必死無疑。殺人不過頭點地，做了一件事，就會做完這件事。”
嚴禁丁憂為官，對不守規矩的官員，嚴懲，甚至處死，可見在那個時候，奪情是一種強制性的行為，完全不尊重自己的意願。
毫無疑問，這樣的命令是不合理的，因為統治者只把官員看作是為國家服務的工具，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決定也是有道理的。
兩晉時期，官員們開始有了自己的選擇，比如卞壺，“為繼母憂心，死後復位，累死不能。”
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兩晉的統治者提倡孝道，注重三年的喪葬，而不是強迫他們復位。
雖然統治者鼓勵臣民哀悼，但為了鞏固統治，奪情之舉卻是不可避免的，《晉書》中有“賈謐起為尚書”、“傅鹹固不能復職”等。
到了南北朝，這種“奪愛”的現象更加常見，尤其是在南朝時期。就北朝來說，就拿北魏來說，由於統治者極力推行漢制，所以奪愛的風氣一直沒有減弱。
在實行喪葬制度的同時，還實行了“復國”，北周、北齊也是。而在南朝，隨著漢文化的逐步向南遷移，“奪情”的風氣也越來越盛行，並逐步超過了北朝。
《南齊書》、《宋書》等文獻中均有大量的記載，例如：南齊蕭坦之，永元年間，因母親喪亡，復任左將軍，並設府邸。
還有宋顏竣、丁憂，“封左將軍，丁母艱，不得辭官，聞送葬。”
從資料中可以看出，南朝的官員大多都是武將，可見先秦時期的“奪愛”的影響有多大，當然，在南朝，也有一些官員拒絕，比如王僉，他的母親有憂愁，他就拒絕了。
陸從典：“丁父憂，辭官，任德教學士，不能勝任。”
如果說，在東晉時代，卞壺的累辭是個例外，那麼，在南朝，官吏們卻是不肯辭職的，這是一種預設和普遍的現象。
因此，儘管在秦漢魏晉南北朝，丁憂制度得到了建立和發展，但“奪愛”只是一種手段，而官員們則是用來為國家效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奪情興起，雖比秦漢更為常見，但尚未形成一種體制。
只是在以前的基礎上，隨著統治者的改變，有了更加明確的劃分，官員們也有了決定要不要恢復的權利。
總體而言，在秦漢統一時期，統治者多主張“三年之喪”，崇尚孝德，而魏晉、南北朝的亂世，統治者多采取“奪情”，且多與武將有關。
隋朝的成立，打破了魏晉南北朝的割據，儘管隋朝只有三十七年的歷史，但也出現了奪愛之風。
比如《隋書》中提到的“復國”，文帝時杜正“幾年來，因母親之憂而退位，命其事”，段文振“因母親病故，不能出力”，崔賾“因父親憂心，辭去官職，請起令。”
據史料記載，隋朝雖然是個短暫的朝代，有關的史料並不多，但仍沿用了“解憂”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隋朝並沒有像前朝那樣，將其稱為“奪愛”，而是將其命名為“審案”，這種說法在後世一直沿用。
到了唐代，“奪情”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較為完善的制度，具有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隨著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髮展，這一時期的“復興制”也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時代特徵。
從唐代的“奪情”事件的歷史資料和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在唐朝初期，由於政權的鞏固，出現了大量的“奪情”事件。
從唐中宗到安史之亂，奪情的數量一直在減少，安史之亂時，奪情的數量急劇增加，安史之亂後，奪情的數量並沒有減少，就連藩鎮的節度使，也不遵守丁憂制度，自行恢復。
而且唐朝的人，也不只是文武百官，還有太監。
除了起居的物件發生了變化，唐朝對官員的復歸和復官的行為也有了更嚴格的規定，例如《唐律疏議》就說過：“聞父母之死，不能生育者，流亡三千里；喪禮不成，則順其自然，如忘憂樂，徒三年；雜劇，徒一年。”
在葬禮期間，如果官員違反了律法，就會被處以極刑，這就是為了限制官員參加喪葬時的娛樂活動，如果這條法律沒有具體的規定，那麼被起復的官員是否要遵循。
《新唐書》中說：“凡有喪事，有官職，有周喪，有大功，都不能參加。有大功勞者，受封為官職，但無所為，無所為。”
這是明文規定，被召回的官員，不能參加宴會，不能聽鼓樂。
唐朝規定，朝廷禁止官員穿喪服，不得入宮，這就是所謂的“死人不能入宮”，唐人對官員的行為有嚴格的規定，但在規定的喪事之日，朝廷還是會給官員們放一天假，“受喪被罰，請三天假，大小祥七天，五天，一月初一……”
不同時期的喪事，均有一定的時間限制，這也體現了唐朝統治者的寬宏大量，雖然不能使官員們專心於三年的喪事，但是在禮儀上，還是儘量滿足了官員的孝心。
此外，上述種種禮儀規範，對宋朝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宋朝對於起復官員的禮儀制度，基本上都是按照唐例來制定的。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從先秦至唐五代，“奪情”已經從最初的“守喪禮制”演變為一種制度，完成了從“道德制約”到“法律規範”到“禮法互動”的過渡。
從復國制度的歷史發展來看，政治與國家的興衰息息相關，政局的穩定，會影響到一個國家，會不會採取奪情復辟的策略，或者說，會不會恢復，都要看歷代的統治者。
簡言之，由一項“金革”向“多層次”的政治需求轉變，其根源在於“鞏固”統治者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