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戶因其工作特殊性，所居住和生活的地方遠離人類主要生活地區，多位於靠近山林的鄉村和郊野。

這就決定了獵戶的生活相對寂寥，雖然也有“生王二”等許多獵戶聚集在一起生活，一起捕獵，但隨著森林資源的減少，野獸資源的減少，再加上分配上的分歧以及狩獵工具、狩獵方式的進步，獵戶多傾向於單獨狩獵，所以獵戶的社會生活並不豐富。

評估一個群體的生活境況，收入水平是不可或缺的評價指標。宋代獵戶的收入又有哪些？

首先，獵戶以狩獵為生，其獵物需進行社會交換，獲得金錢，售賣狩獵所得是十分重要的資金來源。

第二，獵戶依靠其精湛的箭術和強大的武力捕殺猛獸，朝廷會根據其獵殺的數量給予相關的報酬。這兩種情況是獵戶主要的收入來源。

1。 獵物所得

獵戶狩獵野獸，不同的野獸在社會中的需求程度或有用程度不同，價格也有差別。獵物價值的基本規律為難狩獵的猛獸價值較高，其次藥用價值較大，數量較少的野獸也很高，其他隨處可見或者價值不大的獵物價值最低。

而且根據獵物的不同，各個部分的售價也有差別，虎肉與虎皮就不能同日而語，麝香就要遠比麝肉更為珍貴。而且獵戶收入受地理、氣候等因素的影響較大，收入很不穩定。

2。 護衛所得

宋代獵戶除直接售賣所捕到的獵物外，還可以透過自身武力對其他人提供幫助。而且朝廷也鼓勵這種行為。

宋朝為了保護近山居民的人身安全，應對虎患，熙寧六年（1073），宋神宗下詔：“應有虎豹州縣，令轉運司度山林淺深，招置虎匠，仍無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殺。除官給賞絹外，虎二更支錢五千，豹二千，並以免役剩錢充。”

通常，只有經驗豐富的獵戶才有能力狩獵虎豹等猛獸。這些野獸

帶來

收益較大，但風險也不小。

因此，朝廷便釋出詔令，賞賜獵虎的獵戶，調動其積極性等同時間接減少近山猛獸，保護當地居民生命和財物安全。

除虎豹等政府明令捕殺的猛獸外，氾濫的其它野獸也被當地政府關注。福建路轉運司就曾報告說：漳州漳浦縣（福建漳浦）的山上有群象為患，“乞依捕虎賞格，許人捕殺，賣牙入官”，從之。

為減少野象對當地人民生命及農業的損失，政府招募獵戶進行清剿。宋朝百姓會請獵戶來幫助捕殺害稼野獸。宋代社會高度專業化，社會分工明確，獵戶雖以狩獵為生，也離不開農業的支援。

獵戶會時常受僱於農民，保護莊稼，獵殺侵入農田的野豬和猴子。即便鹿群禍害稼穡，也需獵戶驅離，宋代獵戶有一部分收入來自於受僱除害。

宋代獵戶會運用自身武力幫助政府獵殺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猛獸。獵戶也經常受僱於農民，幫助射殺或驅離破壞農田的野獸，維護當地農業的生產安全。

付出得到回報，宋代獵戶無論是幫助官方捕捉猛獸還是幫助民戶守衛農田，都會獲得一筆不菲的收入。

宋代獵戶主要收入來源為兩部分：一是售賣獵物。獵戶會將狩獵的野獸、飛禽進行加工，並售賣到臨近市場或大城市。肉的價值最少，皮、角等特殊作用的部分價值較大。

二是幫助朝廷或民間捕捉、驅逐野獸，獲取佣金。此外，宋代獵戶在進山狩獵的過程中也有可能挖幾塊奇石、採幾株草藥，補貼家用，但不佔主要地位。

一個獵戶若想要取得狩獵的成功，不但需要高超的狩獵技巧和足夠的耐心，還需置辦精良的武器裝備。宋代關於民間武器交易管理嚴格，除不允許交易“禁兵器”外，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也限制武器交易。

但宋朝也有一些可以合法交易的武器。據程民生先生考證，北宋中期，購置一副弓箭（一張弓，十支箭）大約要兩貫餘，而且還是普通的弓箭，至於桂東（湖南桂東）山中的獵戶，能開一石八的強弓，此弓價值更是不菲。

最重要的是，狩獵講究時節，並非任何時候都可以進山狩獵，宋朝正常情況下會允許獵戶秋、冬季狩獵，並下詔：“每歲春夏，令所在長吏申禁民間彈射置網獵捕之具”，春夏不允許狩獵。

遇到聖節或大型的慶祝活動，京城附近的獵戶也不能狩獵。宋代統治者十分重視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護。

據程民生先生統計，宋代頒佈關於野生動物保護的法令，凡二十餘次。此外，宋代森林環境急速惡化，相當一部分獵戶改業，不再從事狩獵工作。

例如南宋寧宗時期，滁州（安徽滁州）地區就因為“民居稠密”而導致“麋鹿幾無噍類而獵者久已易業。”

人口增多，人類的生存空間拓展，而野獸的生存空間自然便縮減，宋代獵戶狩獵受到極大制約。

因此，宋代獵戶看似收入較高，但對於其所面對的風險以及所需要的武器及工具，他們的消費也相當高。像休寧獵戶張五“家道粗

給

”應是大多數獵戶的生活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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