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察制度建立之前，對京官的考核主要採用考滿的形式。但考滿制度偏重於官員在該職位所做出的成績，並且考滿三年一考，對官員三考也就是九年時間才進行黜陟。
由於考滿週期過長，對貪婪不律的官員，不能及時進行罷黜，中間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對官員進行考察，來保證官僚隊伍的純淨，京察制度便逐漸建立起來。
京察是對全體京官德行和能力進行的考察，旌別賢否，懲黜不法官吏，整頓官場風氣。
01
京察舉行週期的發展過程
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明代首創的京察制度亦是如此。
洪武初年至天順八年（1464 年），京察尚未形成制度，只是根據需要不定期地舉行。在天順八年（1464 年）定下京察十年一行，至弘治十七年（1504 年）定下京察六年一行。
總的來說，明朝建立後，京察制度並不完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舉行週期，並沒有具體的時間規定。
在天順八年（1464 年）規定京官十年一察，十年一察實行四十年後，至弘治十七年（1504 年）規定京官六年一察。六年一察著為令後，終明一世未曾進行改變。
02
第一階段：無定期
明代針對京官的考核，除京察制度外，還有考滿制度，京官考滿制度的建立，早於京察制度。京官考滿制度建立於洪武六年（1373 年）。
洪武六年（1373 年）九月，明太祖下詔對京官三十個月進行一次考核，每考可升一等。此時形成了京官考滿制度的雛形。
洪武九年（1376 年）十二月，規定每歲一考，九年為滿。一年末，布政使司的考核結果上呈中書省，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的考核結果上呈御史臺，最後一同送到吏部進行記錄。
洪武十四年（1381 年）十月，對京官的考核方式，及考核週期進行了規定，五品以下京官由其所在衙門堂上官對其填寫考語。
考核結果或是稱職之語，或是平常之語，或是為不稱職之語，三年為一週期，九年通考黜陟。四品以上官員的任滿黜陟，由皇帝直接決定。
明初定製，“京官考察，即行黜陟於考滿之時”，洪武時期以考滿形式對京官進行考核，此時尚未有十年或六年京察之說。
至正統元年（1436 年）確立對京官進行考察的京察制度，據《大明會典》記載：“凡京官考察，正統元年奏準：兩京各衙門屬官、首領官，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吏部驗實，具奏定奪。”
此時京察的舉行週期，還未做明文規定。京官群體的考察週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往往因特殊需要而舉行。
正統四年（1439 年），因修省災異的需要，下令不堪任事及行為不謹者一應罷去，“蓋先時皆因事因災考察也”。
03
第二階段：十年一察
在對京官較長一段時間的無定期考察之後，至天順八年（1464 年）規定對京官十年一察。
據《大明會典》記載：“天順八年奏準：每十年一次舉行，不拘見任、帶俸、丁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俱公同本衙門堂上官考察。”
明文規定京官考察十年為一個週期，只要掛職皆需考察，但考察物件僅針對五品以下京官。
雖在天順朝已有明文規定十年一察，直至弘治時期才嚴格實行，“弘治中始起十年一察之例”。
弘治元年（1488年），下令考察五品以下京官。十年之後，弘治十年（1497 年），五品以下京官再次接受考察，明孝宗命依照弘治元年例考察，此次京察共降官員九十五人。
04
第三階段：六年一察
考滿制度規定京官九年通考黜陟，而京察十年一行，京察時不少京官或已改任它職，因此京官十年一考察具有不完善性。
吏部郎中黃寶率先提出京察十年一次時間過長，在弘治九年（1496 年）二月，他上疏提議京官六年或九年進行一次考察。
弘治十四年（1501年）七月，吏部複議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等人，重提京察週期過長，地方官員三年入京一次進行朝覲考察。
內外武職官員也要五年接受一次考選，只有兩京五品以下官員的考察十年才進行一次，間隔時間太久。
明孝宗對此也表示認同，但沒有將六年一察以法令的形式規定下來，也並未嚴格遵守。弘治十七年（1504 年）五月，吏科給事中許天賜以災變上奏，再次請求京官六年一次考察。
或迫於朝中大臣的反覆提議，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明孝宗規定：“令兩京吏部各會同都察院並各衙門堂上官從公考察，今後每六年一次，著為令。”
六年一察著為令後，由於特殊情況有時並未嚴格遵守六年一察，或因新皇帝繼位、或因發生天災異變、或因當權者排除異己的需要，都會臨時舉行京察，稱為閏察。
閏察起於正德、嘉靖時期，成為權臣傾陷忠厚之深坑。
如隆慶時期權臣高拱，借風霾以行閏察，萬曆時期權臣張居正借星變以行閏察，二人皆是借閏察排除異己。由於閏察被別有用心的操控，“自是京察之大典不見信於天下”。
時人認為六年正察之外再舉行閏察，是不符合制度規定的，如士人管志道曾就提出廢除閏察，以淨化朝堂風氣。
萬曆十三年（1585年），明神宗下旨規定，“京外官三六年正考之後不得妄請閏考”。此後終明一世京察除了具體舉行的月份前後不一，年份皆按定製巳、亥年舉行。
05
京察的主要參與機構及主持官員
京察制度被視為礪世磨鈍之典，京察之制甚重，中央不得不對京察格外重視。
京察的舉行由各部門協作進行，“部、院主持於上，吏科、河南道、考功司協贊於下”，吏部和都察院堂上官從事京察的主持工作。
考功司是吏部直接負責京察的部門，主要負責京察的具體工作，科道主要負責京察前一系列準備工作，及京察後的拾遺工作，對官員的考察結果最終“以聽上裁”，由皇帝決定被察官員的去留。
南京官員的考察“俱該南京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徑自具題”，南京京官的考察不由北京部、院職掌，全權由南京部、院負責。
06
吏部
洪武五年（1372 年）定各部職責，其下設有三個屬部，總部職掌文官銓選之事，司勳部職掌官制之事，考功部職掌官員考核之事。
明確規定吏部職掌官員的考核，其下設考功部具體負責官員考核事宜。
洪武十三年（1380 年）廢除中書省，調整六部，吏部固有的考核職權未發生改變，屬部調整為總部、司封部、司勳部、考功部四屬部。
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吏部四個屬部正式更名為文選、稽勳、驗封、考功四個清吏司，仍職掌官員的銓選、勳封、考課之政。
07
堂上官
吏部堂上官包括吏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二人。《大明會典》記載：“尚書、左右侍郎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
京察由吏部尚書主掌，吏部侍郎的職責為“主贊太宰”，協助吏部尚書工作。吏部堂上官的職能貫穿京察的準備、進行和收尾的各個環節。
其一，京察工作開始於科道官的察前建言，隨後吏部堂上官覆議科道官所陳言內容，並奏請開展京察的準備工作。
其二，考語和訪單的填寫，是京察準備階段的重要工作，是部院進行堂審的主要依據。
吏部堂上官命本部司官，製作應察官員名單，密託科道官共為諮訪，根據諮訪所得填寫訪單，再以回報堂官。
以及各衙門堂上官為屬官填寫的考語，以及例該自陳官員的自陳疏的開展，皆由吏部堂上官知會後進行。
其三，京察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後，吏部堂上官便奏請皇帝確立京察舉行的具體時間。如萬曆三十九年（1611 年）辛亥京察，內閣首輔葉向高奏稱：“該考察日期，吏部已十疏懇請。”
其四，在正式考察前，吏部堂上官需宿部處理察事，吏部尚書孫丕揚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 年）辛亥京察時自稱：“臣奉聖旨，三月初二日京察，臣於二月二十七日即宿部料理察事。”
其五，正式考察當日的請皇帝裁處。其七，皇帝批覆吏部堂上官所上察疏並下發之後，吏部堂上官還需處理科
道拾遺事宜，科道所拾遺京官要由吏部堂上官核實驗證情況是否屬實。
08
考功司
吏部考功司是吏部直接，接管京察具體事宜的部門，《明史·職官志》對考功司職掌記載如下：“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以贊尚書。”
考功司負責京察具體工作的執行。首先，吏部有關京察事項的安排，由考功司案呈送吏科抄出，“大計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其次，在京察正式開始前，考功司負責訪單的製作。訪單收回後，吏部考功司同吏科、河南道共同進行會單，商議出被考察官員的最初考察結果，以便部院堂上官在堂審前瞭解官員的基本情況。
再有，在京察正式開始前二十餘日，考功司官員需宿部處理京察事宜，“正月十五日以後，考功司宿部”。
最後，堂審當日，考功司郎中負責“唱名”等相關事宜，員外郎負責上稿，“郎中主查理，員外郎主上稿”。
京察結束後，考功司仍要在宿部處理有異議官員的察疏。對南京京官的考察，南京吏部屬部考功司負責具體的考察工作，“凡南京官，六年京察，考功掌之，不由北吏部”。
09
都察院
都察院為明代最高監察機構，其職責糾劾百官、督察各道。其本身的監察職能，必然需要和吏部共同參與京察工作，“部院一體，協襄計典，不可偏廢”。
四品以上京官的去留，由皇帝透過其自陳疏，以及平時表現來決定，而“京官五品以下之去留，付之吏部、都察院”。
都察院負責京察工作的主要有其堂上官及掌河南道御史。“各衙門之事，分於各屬而總理於堂官”，都察院堂上官在其衙門內部起總領作用。
“都察院衙門分屬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河南道御史負責內外官員的考察事宜。
考慮到有一系列工作是由河南道御史和吏科給事中共同完成，在這裡僅分析都察院堂上官在京察中的職能，河南道御史放在下節同吏科給事中一起，共同論述科道官的職能。
都察院正官包括左右都御史各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左右僉都御史共四員。
一般由左、右都御史會同吏部尚書主管京察工作。在南京則主要由右都御史承擔總領京察的職能，右僉都御史輔助其工作，“留都根本之地，都察院風紀之司，故設有右都御史，以總憲率屬，而右僉都御史佐之”。
都察院堂上官在京察準備階段，及京察收尾階段，主要起到總領其屬官的作用，直接參與其中的是同吏部尚書主持的堂審。
按照都察院舊規，都御史在堂審前一日需赴吏部住宿，進行堂審前的準備工作，如萬曆三十九年（1611 年）辛亥京察，三月初二日堂審，左副都御使許弘綱在考察前一日宿部。在堂審當日，都御史、吏部尚書共同主持審理。
10
吏科、河南道監察機構
明洪武年間設立六科作為監察機構，規定科臣“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對朝堂上存在的任何問題，各科都可上疏奏聞，或單疏專達，亦或是公疏聯署。吏科作為承擔對吏部進行監督的衙門，在京察中亦難置身事外。
在上文提到都察院，分屬河南道御史管內外考察，十三道監察御史為耳目之官，責任重大，而“河南一道又重以甄別之寄，蓋視之諸道為難矣”。
如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己亥京察，在前一年便差御史趙世登，掌河南道二十七年的京察。
又如萬曆九年（1581 年）辛巳京察，掌河南道御史陳王道，因京察諮訪失職被御史劉思潔論劾，劉思潔論劾陳王道的奏疏大意是言：京察何等重典，河南道御史在京察中職掌五品以下京官的諮訪工作。
而河南道御史陳王道，在屢屢催促下竟仍無一字呈報，實為怠肆偷安，藐視京察大典，應嚴加懲處，為大臣不職之戒。陳王道被降一級，調外任用。
吏科、河南道在京察中的職能貫穿京察工作的始終。首先，京察準備工作開始前，科道官需向皇帝建言，提出考察應注意的事項。
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癸巳京察，在前一年十一月份，吏科及河南道各條陳明年京察事宜。
其次，為填寫五品以下京官的訪單，科道官需廣諮博訪，在諮訪結束後，才能著手填寫訪單。訪單是由河南道都御史傳送至道臣，吏科都給事中傳送至科臣。
如吏科都給事中曹於汴所說，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 年）辛亥京察時，他與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等一同分發考察五品以下京官的訪單，遍行諮訪。
吏科和河南道堂上官負責訪單的分發、回收及回收後的會單。最後，在考察一系列流程結束後，科道官需對應黜而未黜的京官，進行糾劾拾遺。
11
內閣
這裡需要對內閣進行特別說明。從制度規定來看，閣臣並沒有考察官員的職權，但在皇帝有意無意的特許之下，閣臣常常干預京察的過程和結果。
閣臣最初不過是皇帝的近侍顧問，明中後期儼然成為真宰相，“合六部之權而攬之”。
京察關係著官員的調動，閣臣必然會藉助京察實現政治目的。閣臣對京察的干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在京察之前，閣臣認為主察官員對自身不利時，可私下題請他官主持京察。
如萬曆三十三年（1605 年）乙巳京察，“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
其二，閣臣票擬四品以上京官的自陳疏，如首輔沈一貫曾言：“今日蒙發各官自陳本，令臣票擬。”
堂審後吏部上呈的五品以下京官的考察疏，也由內閣票擬他們的去留，“六年京官大計，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畢，糾拾大僚屬科道為政，而閣臣票擬去留”，票擬結果往往帶有主觀色彩。
其三，閣臣對考察結果不滿時，可透過密揭的形式向皇帝暗進讒言，一定程度上可改變對官員的考察結果。
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癸巳京察，主察官員孫鑨等處罰了內閣的私人，因此得罪了內閣，輔臣王錫爵上密揭激怒皇帝，吏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等人皆受到處罰。
其四，京察拾遺時，閣臣可利用自身權威，暗示科道官對與自身利益不同的官員進行彈劾。
閣臣利用京察打擊異己的行為，嚴重違背了京察的公平，破壞了京察制度澄清吏治的初衷。有學者認為，內閣制度的設立使得明朝無有善治。
就萬曆時期京察而言，京察中鬥爭不已，其中不乏閣臣從中作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