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們往往會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尋找答案。“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國自古重視修史，史官文化起源於河洛地區。一代代史官在洛陽留下過怎樣的印記？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們往往會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尋找答案。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國自古重視修史，史官文化起源於河洛地區。一代代史官在洛陽留下過怎樣的印記？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宋敏求與《河南志》
“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寒露時節，秋意漸濃，當我走在洛陽城黃葉飄零的街頭時，腦海中總會浮現出詩人張籍的這首《秋思》。
張籍生活在唐代，他感受到的是1000多年前的秋風，那時的洛陽城自然和今天不同。
唐代的洛陽城是什麼樣子的？《元河南志》中有詳細記述。這本書的前身是《河南志》，作者為北宋名臣、史學家宋敏求。
宋敏求字次道，生於公元1019年。他和司馬光同齡，兩人也是一生的摯友。不同的是，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退居洛陽，潛心修史，最終完成了史學鉅製《資治通鑑》；宋敏求則著成《河南志》《長安志》《東京記》等，將方誌修撰推向了較高水平。
所謂方誌，就是地方誌，主要記述一個地方的地理、物產、古蹟、風俗等。《周禮》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記載，可視為“方誌”一詞最早的來源。
洛陽曆史悠久，方誌也多，西晉陸機的《洛陽記》、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等，都是這一類的著作。唐代史官韋述還著有《兩京新記》，記述洛陽和長安的衙署、寺觀、宅第等。
北宋以洛陽為西京，也稱河南府。宋敏求的父親宋綬任禮部尚書時，曾出知河南府，在洛陽任職。宋敏求在宋仁宗時也當過西京通判，對洛陽比較熟悉。於是，他以韋述的《兩京新記》為基礎，著成了《河南志》20卷。《河南志》體例完備，史料翔實，是宋代方誌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在《河南志》中，宋敏求記述的洛陽城闕、古蹟、人物等上起周代、下迄唐宋，時間跨度很大，內容十分豐富。其中，他對隋唐洛陽城的記述尤為詳細。司馬光曾評價說，這部方誌堪稱一部博物志。
也許有人會問：宋敏求寫的明明是洛陽城，為何要稱《河南志》？其實，古時的河南即“黃河以南”，指的就是洛陽一帶。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周人都河南”，也是這個意思。
司馬光為《河南志》作序
宋代文人熱衷修史，史學大家層出不窮，其中不乏歐陽修、司馬光這樣的文壇領袖、政壇精英。至於宋敏求，他身上最醒目的標籤則是藏書家。
宋敏求家藏書之豐，時人有目共睹。據《宋史》等記載，當時朝廷藏書10萬卷，宋家就有3萬卷，並且大多經過了精心校訂。很多文人為了方便借書看，長期租住在京城春明坊（fāng）的宋家附近，連周圍的地價都被炒貴了。
這些借書人中，最有名的當數王安石。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就住在宋家隔壁，借了唐人詩集天天看，有喜歡的還動筆抄下來。最後，他把抄的詩編成《唐百家詩選》，並刊行於世。
劉恕博聞強識（zhì），精於史學，是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主要助手。宋敏求任亳州知州時，他特意繞道前去借書。宋敏求熱情款待，劉恕則日夜不停地邊讀邊抄，直到10天后才盡興而歸。
由於宋敏求性情淡泊，借書慷慨，人緣一向不錯。連身居高位的歐陽修也曾給他寫信，要借《九國史》等書來看。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藏書沒能儲存下來，宋敏求去世20年後，它們被火焚燬。
凝聚了宋敏求大量心血的《河南志》，在他生前也沒有刻印。
公元1079年，61歲的宋敏求去世。4年之後，他的兒子宋慶曾帶著《河南志》，找到了在洛陽任西京留守的文彥博，說：“我的父親曾在洛陽任職，對這裡的事情記述詳盡，可惜很難為世人所知。盼望您能幫忙將此書刻印，使其廣為流傳，這樣不僅能使外地人瞭解洛陽，也能使後人感受今日洛都之盛。”
文彥博立即答應刻印《河南志》，並讓同在洛陽的司馬光為其作序。司馬光在序言中寫下了這段往事，並稱自己是宋敏求的好友，於情於理都不能推辭。
有了文彥博和司馬光的“名人效應”，《河南志》得以順利刊行，並對此後的方誌編撰產生了深刻影響。明末清初，《河南志》已經散佚，學者徐松又將其重新輯錄，後稱《元河南志》，流傳至今。
徐松輯錄《河南志》
徐松字星伯，生於公元1781年。他是清嘉慶年間進士，因博學多才而名重當時。
中進士後不久，徐松就被朝廷授官翰林院編修，後又全面負責編修《全唐文》。在此期間，他從《永樂大典》等文獻中重新輯錄了《河南志》，並撰寫了《唐兩京城坊考》等考據學力作。
從內容上看，《河南志》分為四卷，分述自成周以來，東漢、西晉、北魏、隋、唐、宋等朝代的洛陽城闕及宮殿、古蹟。卷首有5幅圖，分別為東漢東都城圖、魏金墉城圖、後魏洛陽宮城圖、西晉洛陽京城圖及宋西京城圖，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在《唐兩京城坊考》中，徐松則詳細記述了洛陽、長安這兩座都城的街市、官署、宅第、寺廟、宮殿等。關於唐代洛陽城，書中還儲存了諸如歲時物產、風土習俗等充滿生活氣息的資料。
徐松輯錄的《河南志》得到了時人的較高評價。然而，他去世之後，此書也幾乎不存。清末，藏書家繆荃孫遊京師廠肆，無意中看到《河南志》，認得是徐鬆手筆，如獲至寶。
說起來，也多虧繆荃孫“搶救”，《河南志》才得以流傳下來。
繆荃孫生於公元1844年，是清光緒年間進士，曾主持創辦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他還曾擔任清史館總纂，對許多古籍進行了整理和保護。
發現《河南志》時，繆荃孫正生活困窘，無錢購書。他見“一巨帙，無卷數，用全唐文格子，封面題《河南志》，識是徐星伯先生手筆”，便與賣主議價，不成。第二天再去，書已被別人買走，他不由懊惱欲絕。
好在，他很快找到了書的下落，並借來錄了副本，細細校訂。因書中有元代內容，他便改書名為《元河南志》，將其出版發行。
《元河南志》對洛陽來說意義重大。以卷四“唐城闕古蹟·宮城”中的應天門為例，書中是這樣寫的：
“南面六門，正南曰應天門。門上飛觀相夾，門外即朝堂。武德四年以其太奢，命行臺僕射屈突通焚之。顯慶初，司農少卿田仁汪隨事修葺，後又命司農少卿韋機更加營造，因隋之名曰則天門。神龍元年，避武后尊號，改應天門，又避中宗尊號，改神龍門，尋復為應天，天佑二年改五鳳樓。”
寥寥數語，道出了一座城門的前世今生。今天，熟讀此書，或可有助於我們真正讀懂歷史，讀懂洛陽城。（記者 張廣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