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開始，明神宗朱翊鈞以“助大工”為名，陸續向南、北兩直隸和除貴州之外的12個布政司及遼東地區派出宦官，或為礦監，或為稅使（又稱稅監），或礦監兼稅使、稅使兼礦監，
統稱“礦監稅使”或“礦監稅監”。
礦監稅使在各地開礦並額外課稅，所至之處，幾乎都引發了程度不同的社會動盪
，臨清、蘇州及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多個城市，更發生了被稱為“市民運動”的民變。其中，湖廣民變在多箇中心城市及城鎮發生，持續時間長、牽涉人員廣，情況尤為複雜。
從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丁酉）到三月七日（丙戌），在短短的50天裡，先後有10位礦監稅使奉命前往雲南、湖廣、山西、福建、江西、四川、陝西、遼東等處採礦、徵稅，另有4位礦監稅使被賦予更大的權力。這是萬曆皇帝派遣礦監稅使過程中力度最大的一輪，當時的記載是：“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可。”
在所有已經派出的近20位礦監稅使中，以御馬監奉御（正六品）前往湖廣荊州徵稅的陳奉品級較低。或許是為了向急於看到經濟效益的皇帝表現自己的能力，在受命後的第三個月，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十七日，陳奉進獻的第一批稅銀就運抵北京。為了不讓稅銀旁落，陳奉提出和長江下游的江西稅使明確稅界的請求。
萬曆皇帝顯然欣賞陳奉的雷厲風行，命江西稅使李道、潘相不得越過省界徵稅，以保證陳奉在湖廣的徵稅業績。得到鼓勵的陳奉，加大了課稅的力度，並且受命在湖廣各地開礦，由“稅使”而為“礦監稅使”。但是，陳奉在湖廣的活動從一開始就受到當地民眾及官員的抵制，並且在多個城市引發了一系列民變。這些民變
，一度被有關學者稱為“市民運動”。
襄陽民變
。萬曆二十七年夏，陳奉委官在湖廣西北部中心城市襄陽課稅。開徵未久，“商人三百六十行聚眾鼓譟，知府李商耕治其參隨”。
荊州民變。
萬曆二十七年夏秋之交，陳奉由省城武昌抵荊州，徵收“店稅”。當地“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御。道府諸臣……殫力防護”，保障陳奉安全。荊州府推官華鈺多方阻止當地吏員為陳奉供役，並裭奪陳奉委官吳應瑞等人冠帶。
武昌及漢陽民變。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湖廣巡撫支可大奏稱，有積棍劉之良、宋大工等，自稱為稅監陳奉所遣，恫嚇民眾，致使湖廣省城武昌及漢陽
“士民”數百人，齊赴巡撫、巡按衙門，擊鼓聲冤。接著，人群又往陳奉稅署鼓譟。自辰時至酉時，經撫、按的反覆勸諭，人群逐漸散去，但騷亂延續多日，才勉強平息。
而據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御史李化龍所言，當時聚集在撫按及及前往稅署的民眾，並非巡撫支可大所說的數百人，實有上千人。
蘄州民變
。萬曆二十八年夏，陳奉在黃州府所屬蘄州攤派礦稅，知州鄭夢禎不從。陳奉繼遣委官王金吾開蘄州迎山礦，並索取賄賂。鄭夢禎憤而乞休，蘄州民眾群毆王金吾、挽留鄭夢禎。
承天民變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承天守備內官監少監杜茂、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的奏疏同日抵京。杜茂稱，有生員沈希孟等、縣民劉正舉等，聚眾毆打稅監陳奉所遣差人，“鼓譟倡亂”；王立賢則直指陳奉“貪縱暴虐、激變地方”，請召回陳奉，嚴懲陳奉委官孟學等10人、土民李二生等9人11武昌持續民變。
因陳奉的參奏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萬曆皇帝下“聖諭”，命錦衣衛派得力緹騎前往湖廣，將湖廣兵備僉事馮應京及棗陽知縣王之翰、襄陽通判邸宅，一併“扭解來京究問”。
馮應京為湖廣按察司僉事一年
，備兵武昌、漢陽、黃州三府，善待民眾、深得民心，被捕之日，“百姓”群聚呼號，欲驅逐陳奉。陳奉盛陳兵衛，招搖都市，殺死市民李廷玉等二人，又命護衛300人，驅逐百姓，射殺數人，傷者多人。
馮應京被押離武昌
，陳奉命人開列其罪，榜於道路，激起更大的民憤，數萬人日夜聚集，誓殺陳奉。陳奉躲在楚王府中，逾月不敢出門。憤怒的民眾將陳奉參隨耿文登等6人投入長江（或漢水），又怒巡撫支可大麴護陳奉，縱火燒了巡撫衙門15襄陽民變、荊州民變、漢陽民變、承天民變、蘄州民變，特別是持續不斷的武昌民變，在當時引起廣泛關注，多種史料都有記載。
但據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內閣大學士沈一貫的題本
，內引陳奉所云，民變還發生在東部中心城市黃州、東北部中心城市德安，以及今屬湖南的中心城市寶慶（今邵陽）、湘潭，以及襄陽府之光化縣、黃岡縣之陽邏鎮、武昌縣之仙桃鎮、蘄水縣之巴河鎮等處就在湖廣各地城市頻頻發生民變的同時或前後，
山東臨清，南直蘇州、儀徵，江西景德鎮、湖口、上饒，廣東合浦、新會，遼東山海關、開原，浙江杭州等地，也發生了由於類似原因而引發的城市民變。和包括明朝在內的中國歷史上不斷髮生的以失去土地或逃避兵役、徭役的農民為主體的民變、以礦徒或教徒為主體的有組織的民變不同，
上述萬曆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湖廣承天、武昌、荊州等地及臨清、蘇州等地民變，都是發生在中心城市並以城市居民為主體的自發性民變，並且不同程度得到當地官府及官員的同情和支援，城市居民和當地官員共同抗衡皇帝派出的“欽使”。這不僅僅在明朝，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屬罕見。
短時期內在湖廣及各地城市頻發的“民變”
，毫無疑問是因為礦稅陳奉及相關地區礦監稅使的“激變”。《明史·宦官傳》概括性地描述了陳奉初至湖廣的作為：“奉兼領數使，恣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
對於湖廣民變
，當時所有的批評首先都是針對陳奉，將其與山東陳增、遼東高淮，並稱為所有礦監稅使中的“最橫者”。陳奉撤回北京之後，代行其職的承天守備太監杜茂也批評陳奉在湖廣的作為：“自陳奉不能體德意，額外苛求，以致商賈罷市、行旅罷途，人人自危，在在思亂。”
但是，圍繞著陳奉們的“激變”和各地的“民變”
，可以明顯看出：“激變”的陳奉及各地礦監稅使，都並非一個人在“戰鬥”。陳奉和各地的礦監稅使一樣，他們的開礦課稅，由於沒有納入國家“正課”，所以雖然出自皇帝委派，主要依靠的卻不是當地官府，而是從北京帶來的隨行人員，特別是在當地招募的各色人等。
陳奉到湖廣之後不久
，獲准在每個府招募“廉幹舍人”15名，給與冠帶
。
這些有
“冠帶”的“廉幹舍人”，和陳奉從北京帶來的隨行人員一道，多被陳奉委以採礦課稅之責，成了“委官”
。
而在當地招募的各色人等，則成了陳奉及“委官”們的“參隨”及“爪牙”
。所以後來繼任湖廣巡撫的趙可懷說：“夫（陳）奉固一虎耳，委官之為虎者又百數十人，參隨各役之為虎者又千數百人。”
據都御史溫純所言，包括陳奉在內的各地礦監稅使
，都在當地招募數量不等的“護衛”，其中又以陳奉所募最多：“（湖廣）陳奉以千計，（遼東）高淮、（山東）陳增、（臨清）馬堂以百計。”
在此期間
，又有陳奉
“參隨”陳文經等九人，在承天府暗訪富戶，被參與民變的人群抓獲，一位名叫孫國棟的參隨被打死。人們從陳九經的袖中搜出開列的富戶名單，共有50多家，遂將陳文經等人扭送到承天府衙，要求府衙處置。
陳九經等人尚未處置，陳奉的鈞牌卻到了承天府：
由於青山、京山等地未開採到有價值的金銀礦，承天府每年需上繳礦銀5000兩，即強行攤派“礦”銀；追究參隨孫國棟死於街頭的原因，要求承天府緝捕兇手。
陳奉此舉引發了更大騷動
。五月十八日晚，周邊大批鄉民擁入承天府城，聲援城內的生員與縣民。此後兩天，參與民變的人們，先“揭竿”於嶽王廟，再“盟誓”於報恩寺，聲討礦監及委官參隨。經過當地官方的反覆勸說，這些“聚囂”的人群先後散去。
隨後一個不知真假的訊息迅速傳開
，說是錦衣衛“緹騎”將來承天，追究“揭竿”“盟誓”的首犯，致使“士民洶洶”。六月十七、十八日，“解散之眾，號召復聚”。六月二十二日夜，人們抓獲了陳奉的“養馬人”俞三，要求俞三提供陳奉疏內“誣陷”士民的名單。
俞三說名單應該就在鍾祥縣，人們遂蜂擁至鍾祥縣衙
。主事者表示不知情，說如果真有名單，應該在“司房”藺榮處。於是人們又云集至藺榮宅，對其進行毆打，逼其交出名單。承天守備太監杜茂本來對陳奉的所作所為有些不滿，故一直靜觀事態的發展。
但事情鬧大了，守備就得負責任，於是命承天衛指揮周之屏、胡忠、秦上等，統兵殺奔領頭鬧事的生員沈希孟、唐登三等人之家，接著殺向承天府學，砍傷、打傷生員40餘人。人們將受傷生員抬到承天府衙，要求懲治兇手。承天知府王禹聲驗明傷勢，命人將傷者抬往“守道”衙門，建議緝捕兇手。
當時的荊西道副使為萬振孫，表示將為受傷生員主持公道
。杜茂則採納被毆打的“司房”藺榮的策劃：一是稱沈希孟等“士民”因私怨倡亂；二是假傳“聖旨”，將沈希孟等人拘捕並囚禁於承天衛獄；三是命人在沈希孟等人家中搜獲兵器，並讓當地地保文科等人出面作證，坐實其“蓄謀已久”的證據。
但是，從沈希孟等人家中搜出的“斬馬刀”
，是和沈希孟有嫌隙的鄰居、另一“司房”劉可立提供；搜出的刀、槍，則是逼迫“屠戶”劉桂、“鐵匠”李榮提供；對於出面作假證的“地保”文科等人，各給官田50畝以行封口；而所有的文字證據，則出於“司房”王南皋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