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填四川而來的仁壽人
仁壽是一個移民大縣。
當今仁壽的人口祖籍，絕大部分都是外省各地，其中以湖廣為最多，湖廣中又以麻城和孝感鄉為第一，
這與整個四川移民的狀況幾乎完全吻合。
《仁壽縣誌》對第一次“湖廣填四川”有這樣的記載：“明玉珍稱帝於重慶，國號夏，仁壽屬夏管轄。
湖廣人自麻城移居仁壽。”其實，早在宋朝崇寧年間，仁壽人口有“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三戶，十萬零四千五百四十五口”，而元朝初因殺戮人口幾盡，且幾十年人口均處於負增長，加之元末明初又是幾十年的江山爭奪戰，仁壽的土著士民被殺的殺，逃的逃，“存十之一二，且盡藏於大山叢林中”。明玉珍入蜀建立“大夏”政權時，帶領並遷徙了一大批湖廣人（主要是隨州、黃州及麻城和孝感鄉人）入川，其中一部份來到荒蕪的仁壽落業開墾。隨後，朱元璋滅元朝再滅四川“大夏”國，統一全國後，針對四川土曠人稀的局面，採取了“移窄鄉實寬鄉”的移民舉措，除軍籍移民外，其民籍移民分為強制移民和自願移民兩種，總體都稱著“奉旨實川”。而這次規模較大的移民運動，其遷徙物件主要是麻城及孝感鄉人，其原因有三種說法：以麻城孝感鄉人去德化西隅夷地；因“麻城好反”，所以“流罪入川”；抽取陳友諒失敗後遺留的舊部入川，等同於流放邊地。筆者認為，這三種情況估計都有。總之，麻城孝感鄉人最多，這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第一次“湖廣填四川”在仁壽的情況，縣誌上還有“隆州地荒民散，廢州。並井研、貴平、籍縣合為仁壽縣，隸屬成都府路”的記載。而且，“明洪武六年（1373）年，曾分仁壽縣地置井研縣，十年仍入仁壽縣，隸成都府，十四年復分置井研縣”，這說明因人口稀少引起的管理問題很讓官府糾結，故分分合合，反反覆覆。縣誌上對這次湖廣填四川雖然記載寥寥，然在民間的族譜中，記載還是較多的：
仁壽《李氏族譜》說：“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陳逆（陳友諒）之亂，鄉人明玉珍據成都，招撫鄉里，吾祖兄弟七人遷蜀，因與祖一公籍壽焉。”
仁壽《高氏族譜》說：“高貴甫自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奉詔入川到隆州（今四川省仁壽縣），居四川隆州順河鄉（高家場）三甲白林灣……文公鎮高橋一支，其始遷祖入川時間也是明洪武初，先祖源於鳳，後徙楚再遷蜀，世居蜀之隆州，高崇文之支系也。”
仁壽《馬氏家譜》
說：“原籍湖廣麻城縣孝感鄉，於明初我族同何、王、張、陳五姓入川。”
仁壽《潘氏族譜》載：“我祖興秀公，於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由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走馬嶺七星月潘家塘，奉旨填川，落業於四川成都府永寧道資州仁壽縣順和鄉馬鞍山下，取地名曰潘家口。”
仁壽《宋氏族譜》載：“我們始祖大德公入川，是明朝成化乙酉年，居住在仁壽邑安下鄉麻柳河村蒲家壩（今天的仁壽縣龍馬鎮長河村宋家壩）。”
仁壽《伍氏家譜》載：“我伍氏明初入蜀卜居仁邑者，先後不同時，落業不一方。唯應愈兩公後裔，自湖南寶慶府入川，以嫡系骨肉同居邑治青崗場伍家壩。”
仁壽《辜氏族譜》載：“德興、德旺、德廣三兄弟於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從南昌途經湖廣安陸府京山縣壯河堡撫水村，來到四川仁壽縣瑞雲鄉常家壩。後來，瑞雲鄉改稱龍橋鄉，常家壩改稱辜家壩。”
元末明初第一次“湖廣填四川”，遷往仁壽地域的移民較多，其族譜的記載本書不再一一列出。
族譜上大都赫然寫著“奉旨入川”“奉旨入蜀”“奉旨填實”“詔令入川”“奉詔遷徙”之類，這是因為朱元璋確實釋出過“移窄鄉以實寬鄉”的詔令。
對仁壽而言，其填入人口大致有以下三個方的來源：
一、朱元璋派湯和等名將到四川消滅和收服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權以後，便“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設定了諸多“守衛千戶所”，這些千戶所就地“以屯養軍”“亦兵亦農”。《明太祖實錄》記載：“成都六衛，西蜀重鎮，其軍士宜以十之六屯田，餘皆守城。”由於仁壽與成都近在咫尺，故也在“軍屯”之列。也就是說，填入仁壽的大都是來自湖廣的軍卒和收服的“大夏”政權潰亡計程車兵，這些人後來也就長期落籍於仁壽了。
二、由於仁壽系鹽業重鎮，“熙寧年間，在陵州境內，便開卓筒井數百口”，在鹽貴比黃金的利益趨使下，襄、漢流民早在宋末元初就大量地聚集“紹熙府”，仁壽鹽礦豐富，當然，首當其衝。這些在元末戰亂中倖存下來的流民大都來自湖廣襄水和陝西漢水一帶，戰爭平息後，其老家百姓也就奔同鄉而來，在仁壽落地生根了。
三、洪武年間，明朝廷採取了強行移民政策，“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令”。據下川南分巡僉事吳登啟發布的《招民榜文示》記載：“迨我國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實富、榮二邑。”這富、榮二邑，在明朝大致包括川南地區的瀘州北部、榮昌、隆昌、富順等地。而仁壽與此地區相鄰，故一部分麻城孝感鄉民也來到仁壽開墾荒地，或經營鹽業之類。
總之，元末明初的第一次“湖廣填四川”，仁壽移入的各地鄉民不在少數，而以湖廣尤其是麻城孝感為最多，這在仁壽諸多族譜或家譜中均有明確記載。雖然《仁壽縣誌》中因元、明兩朝的資料缺失而未刊載，但曾經數次併入仁壽的井研縣縣誌就記錄了這一時期的移民情況。在光緒《井研縣誌·氏族》中，有34個姓氏家族都是明初以來遷入該地的。由此可以推知，土地肥沃廣闊且鹽業發達的仁壽地域，在這一時期移入的鄉民，其氏族或許不會低於鄰里的井研縣。
元末因戰亂“地荒民散”的仁壽，第一次“湖廣填四川”而來的移民經明朝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明末人口已顯著增加。據《仁壽縣誌》乾隆、嘉慶版載：“舊額人丁八千三百七十八戶”。按每戶五人計算，計有人口四萬多，如加上漏報的數字，應該有近五萬人左右。然而，這些逐顯生機的新舊土著，卻又一次遭受到戰爭的屠戮—明末清初長達五十年的戰亂。
張獻忠的大西軍兩次兵侵仁壽，即1641年和1644年。仁壽大多數族譜和家譜中，記錄的往往只是：“獻賊屠川”“張獻忠入川，遂起戰亂”之類的隻言片語，但《仁壽縣誌》卻有諸多詳細的記載：
“獻賊之亂，井裡復墟。”（《仁壽縣誌·戶口》民國版）
“自獻賊據蜀，屠戮凋殘。”（《仁壽縣誌·碑記》乾隆、嘉慶版）
“明末流寇擾蜀，略陵州邑中，韓氏婆，率其族與鄉人力拒之，敗被害。”（《仁壽縣誌·山川志》道光版）
“甘泉寺在治東，明初剎也……獻賊擾蜀時，毀其寺殆盡。唯佛殿火之則熄，復火之也如是。賊大怒，以刀砍其門而去。至今黑如帚許。門上刀痕四，入木皆二寸許。”（《仁壽縣誌·古蹟志》道光版）
《仁壽縣誌》民國版“忠義志”還詳細記錄了仁壽舉人賈鍾鬥頑強抵抗張獻忠大西軍的故事，全文如下：
賈鍾鬥，字維北，明崇禎十二年舉人。十六年（1643年），獻賊據成都，鍾鬥募鄉勇萬餘人，曉以討賊大義，並謂賊勢猖狂，至此廬墓將不保。計唯有力戰，不勝死爾，勝則吾鄉以安。聞者感動，隨偕門人劉士凱等詣縣。告邑令劉三策曰：“今鄉勇眾且奮賊且至，宜有以懲創之以固吾圉。三策素推重鍾鬥，至是益偉其才，欲倚以辦賊。鍾鬥乃率眾扎縣北牛角寨。寨三面懸巖，前有石闋如門，可通輜運。乃部分其眾為四，一居中守，一駐山前，餘則左右伏賊至堅閉寨門，命千人備炮矢以待。外故示怯，伺賊懈，突傾寨出，炮矢夾攻，賊大亂，自相踏籍，傷死數千人。賊酋大憾，益率悍黨築長圍，欲得鍾鬥而甘心。相持數月，會天久雨，繼以大疫，士困、糧且盡。聞鄉紳某聚健兒課起義，因單騎以求援。某盛宴款待。鍾鬥曰：“吾寨人不食數日矣，餓甚，則殺馬以延。漏刻望救，如望星也。因哽咽垂涕，不歡而罷。久之，見某無救意，乃歸，誓死守。賊百計圍攻不得逞，乃夜驅羊千頭，扎草人乘之，執燈籠頸上以誘敵。鍾鬥見火光瀰漫，急叱眾發炮矢且盡。比明，賊大至，從對山夫子崖發大炮二，左右山俱裂，寨眾驚潰。鍾鬥猶短衣手長戟，與賊死鬥，力盡被捉至殺人坪。賊強之降，鍾鬥罵不絕口。賊怒，拔舌斷足死。
在賈鍾鬥抗敵故事之後，《仁壽縣誌》還記載了劉士凱、寵新明、陳應新、顧鼎玄、高華仕、王崇湘、陳素、劉雲黛等抗賊義士被俘後，拒不投降，英勇救義的故事。可見，張獻忠在仁壽燒殺掠搶，早已與農民革命的性質大相徑庭了，這給仁壽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至今，仁壽高家大佛所在的牛角寨山上，還有張獻忠的栓馬樁、飲馬槽等遺蹟）。
《仁壽縣誌》不但記載了張獻忠大西軍劫掠百姓的事，還記載了他們兩次侵犯仁壽縣城，殺死兩位知縣的事情：
劉三策，江西饒州舉人，崇禎十三年知縣事，時流賊竄境，多方守禦。每對紳士曰：“事危迫之際，不動心三字是吾本領也。城陷被執，罵賊死亡。（皇上）贈尚寶司丞。”（《仁壽縣誌·名宦》光緒版）
顧純治，長州人，崇禎庚午舉人，十七年（1644年）知縣事。張逆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其女廷琦徒步入蜀，扶柩歸。（《仁壽縣誌·歷官至》同治版）
1644年8月15日，張獻忠在成都成立大西國稱帝后，根本未建立起有效的稅糧機制，部隊全靠“打秋風”過日子，與土匪沒有兩樣。不到兩年，張獻忠被南明等各種勢力逼迫而北轍。在撤出成都前，對四川各地施行了慘絕的“草殺”，並以砍手擘、割耳朵和鼻子的數量，做為晉級的憑據。仁壽離成都最近，多次被“打秋風”和草殺，加上後來的南明、吳三桂、清軍的踐踏，致使近五萬百姓殺的殺，逃的逃，幾乎成了一片廢墟。據《仁壽縣誌》記載，清政府統一四川后，仁壽“國初招集（流民）九十二丁戶”，總數不過500人。
當然，有些人逃到外地，是很久以後才返籍故土的：
同治版《仁壽縣誌》記載：賈鍾鬥在牛角寨與張獻忠大戰時，“令子諸生之鵬逃。曰：‘我盡忠報國，汝盡孝存宗。事急矣，速去，勿復言。鵬遂縋寨後巖下，攜家屬露宿古佛洞道士溪山箐中，復避於黔（貴州），順治六年（1649年）歸。”
《仁壽潘氏族譜》載：“明末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年），張獻忠統兵入川，大肆燒殺，我潘氏家族被屠戮殆盡，八房殺絕四房，僅剩二五七八四房，每房只逃出一、二人。老二房十六代祖選公、十七代祖登瀛公及夫人王氏，被邀於人頭田中，九死一生，於半夜逃至洪雅縣花溪沈家溝。選公生子登舟、登階、登瀛公生子資益，均太平後復歸祖地。老五房第十六代祖可義公遭難逃出，太平復歸祖地。老七房十五代祖朝選公遇難逃至高石嘴，在此安家落戶。老么房十四代祖永富公及夫人王氏，攜子朝青，逃至馬鞍山萬和洞內躲藏，王夫人在洞內被燻死，太平復歸祖地……另有老么房十五代祖朝高公遇難、逃出，太平復歸祖地。”
《胡受入川源流考究》載：“明末清初，張獻忠部兩次攻打仁、榮、井、威，打死劉三策、顧純貽。世居青獅臺周圍鬍子義之後胡可重、胡學高父子，聚眾族人在胡家寨抵抗張部，寨破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鬍子義第十代孫胡春芳、胡榮芳、胡桂芳、胡登芳四兄弟潛至郫縣楊浸林處隱居，至康熙末年除胡登芳留居楊浸林續衍虞胡外，春、榮、桂三芳回仁壽落籍……這就是始建鎮子場胡姓最多的起源。”
一些逃出縣境的人要麼死去，要麼落籍當地，永遠沒有返回祖地。如仁壽《伍氏家譜》說：“明末張獻忠入川，遂起戰亂。我祖宗親星散，逃離各奔其生。子胥二十一代後裔伏仕兩公，避難於貴州省懷仁縣。唯伏湯獲還茲土，仕湯則以教名被弟子挽，卒終身於外。”
這些因避禍逃出去後被招回的仁壽土著也寥寥無幾。各族譜或家譜記錄的，與縣誌上的記載基本一致，男女老幼，也只幾百人而已。當然，即使後來又經歷了南明、清軍、吳三桂叛亂和土匪的動掠，畢竟還有少數仁壽土著躲在當地的一些深山叢林中，戰亂平息後，他們也就陸續回到祖屋，重拾農耕。但這些人同招回的流民加起來也不過一兩千人，仁壽的凋敝與荒蕪與整個四川一樣，成為歷史上令人最為驚恐和傷感的一頁。
明末清初四川的戰亂，從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張獻忠第二次入川始，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亂”被平息，長達四十年的血雨腥風，“人口毀滅殆盡”，“孑遺者百無一二”，正如古洛東《聖教入川記》總結的那樣：
張獻忠被滅後，旗兵（即清兵）在川一時未能設官治理。彼時川人不甘服旗人權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載。迨至1660年（順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所有官長，皆無一定地點居住，亦無衙署，東來西往，如委員然。此時四川已有復生之景象，不幸又值雲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連十五載，川民各處被搶，不遭兵人之劫，即遇盜寇之害。哀哉川民，無處不被劫掠，殊雲慘矣！幸至1681年，匪黨盜寇，悉為殄滅。然四川際此兵燹之後，地廣人稀，除少數人避跡山寨者，餘皆無人跡。所有土地，無人耕種，不啻荒郊曠野，一望無際，後滿清政府飭令各省人民往川省開墾。
當時，仁壽地域的境況與以上記錄大體相符。據史料記載，成都“城中絕人跡十二年”，而仁壽的荒蕪應該比成都的時間更長。筆者查閱《仁壽縣誌》大事記，發現從1644到1727這83年間全是空白，大概並非史料丟失，而是沒什麼人煙，因而無甚大事可言。再從大量的仁壽族譜分析，與這個結論也是吻合的。
清軍順治四年（1647年）入川，一直處於同大西軍殘部和南明政權的爭奪戰之中，接著又進入平定“三藩之亂”的戰事中，無暇顧及對四川的建設與治理，三十多年基本處於荒涼和無序狀態，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後，四川社會才逐漸步入平穩安定。雖然在此之前，清政府派駐四川的官吏一批又一批，絞盡腦汁招徠和安撫流民，但一直是杯水車薪，收效甚微，被罷免的官員較多，甚至一些還被餓虎吃掉，被瘟疫奪去生命。好在四川巡撫張德地向朝廷奏疏，要重振四川，唯有招徠移民開墾土地重建家園，除此別無良方上策。朝廷也採納了他的建議，動員他省百姓移往“天府之國”。然而，這前期的移民並不十分樂觀，許多外省人還處於觀望瞭解階段，同時，清政府的政策也不十分硬朗，只有部分膽大的或透過老鄉介紹的才零零星星地遷徙而來。直到康熙三十三年，朝廷痛下決心，頒佈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並制定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且把移民的多寡作為官員政績的硬性指標之後，“湖廣填四川”的高潮才真正到來。
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對仁壽而言，時間也較晚，大概因為仁壽屬丘陵和山區，與成都平原相比，土地相差較大，更有龍泉山脈之二峨山段阻隔，加之此地缺水，十年九旱，導致先行入川的移民無人問津。筆者查閱了仁壽眾多族譜，發現順治年間遷入仁壽的家族幾乎為零，其遷入的族氏大多在康熙年間的中後期或雍正、乾隆時期，嘉慶年間的更是少之又少，如以下移民族譜之記載：
《張氏族譜》：“吾祖入川始祖才鳳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率子入川，立業仁壽縣碗廠瀾泥溝。”（另一燒房灣《張氏家譜》也載：“入川始祖張永茂兄弟為該字輩的十一代……前十代未來川。從湖廣填四川至今……歷時300餘年。）
《黃氏源流考》：“吾祖乃傳公，於清朝康熙年間（約為1689-1711年）來自廣東省惠州府和平縣彭家鎮田周坑。入川安置仁壽縣甑子場塗家灣。
《曾氏族譜》：“我房徙川始祖曾國緒，生於湖南寶慶府新華縣大陽鄉寄住六都水口長林唐王祠下窖山灣，大約在1727-1733年之間徙川。
《楊氏族譜》：“1740年，始祖楊朝倫攜始祖母呂氏及方聰、方智、方仁三子由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水口山鎮入川，報墾繁衍，訖今子孫已逾十五代。
《中國唐氏通譜》：“汪洋鎮太宗公支：郡望晉陽。始祖太宗公於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從湖廣省入川落業仁壽縣汪洋鎮協作村。錄加鎮仕閣公支：郡望晉陽。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練祖曾孫仕閣公從湖廣省永州府入川，落業仁壽縣天明鄉地名神仙洞。今仁壽縣天明鄉福利村。”
《清水尹氏家譜》：“清水尹氏系湖南衡陽，族中兄弟叔侄三戶於清康熙、雍正年間先後來川，落籍於仁壽清水鋪。”
《仁壽伊記》：“明末清初，回族人民中有蔡、馬、蘇、張、海、楊、王七姓入川。落點在隆昌縣迎祥鎮三會村殷家壩，住了半個世紀左右，在乾隆中期，大約在1765年開始遷往仁壽、犍為、成都、榮縣等地居住。遷居仁壽縣青崗的回族有蔡、馬、蘇、張四姓人。”
《歐陽氏族譜》：“德玄公（入川始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年徙居四川省仁壽縣板橋溝落地（於湖南邵陽縣隆回六都寨小官田城山灣遷徙而來）。
《梁氏族譜》：“先祖墓旁尚存石碑一座，建於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系二世祖梁公諱嘉儒號玉秀老大人之墓。”（這說明梁氏家族遷徙仁壽的時間已經很晚了。）
筆者對仁壽三十家族譜查閱對比中發現，有兩族屬宋末元初、七族屬元末明初、二十一族屬明末清初的移民。這種比例與當時整個四川的移民情況基本一致。
而清初的仁壽移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明確記載來自湖廣麻城及孝感鄉，
這充分說明仁壽與全川一樣，普遍都有“麻城孝感鄉”情結，即把此地認作是自己的祖籍，是自己宗姓的根之所在。
文章來源：仁壽縣檔案館 圖片來源：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