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皇帝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從商周開始，“君權神授”的隱性思想就開始貫徹我國古代每一朝每一代，皇帝亦為“天子”，我國古代認為，皇帝的權力與使命是由上天授予的，而皇帝的真實身份是“真龍天子”。

在人的思想尚未被啟蒙的古代，皇帝至高無上的身份是沒有人敢於反對的。雖然中央官職體系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更替日漸成熟，君臣之間的互相牽制也在潛移默化中有所體現，但是皇帝作出的決定基本是沒有臣下會反對的。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就是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曾經作出的一個決定：把監獄中的390名死囚放出來，讓他們回家過年，等到年過完了之後所有人再回到牢裡，等到秋後問斬。

人們都說討論大唐就離不開要討論李世民，與李世民所開創的貞觀之治。李世民作為皇帝在位時，可以說是一名非常勤政為民的明君，他所開創的貞觀之治為唐代後期的繁榮強大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

但再怎麼說，唐代好歹也是個法治社會，就算皇帝再怎麼擁有一家獨大的權力、李世民再如何勤政愛民，被判處了死刑的囚犯是沒有轉圜餘地的，就算有過改判輕判的情況，直接把死囚放出去、還打算讓他們過完年再回來，這件事無論怎麼想都不太可能，畢竟誰想在牢裡坐著等死呢？

就算年關將至，這些因為形形色色原因被判處了死刑的死囚犯，對社會來說都是不可姑息的危害，歷史上也沒有過把已經判處死刑的囚犯再度放出去一說。所以即便出於“人性化”考慮，要讓囚犯們過上一個好年；即便是朝廷的“老大”唐太宗下的聖旨，也會在社會上引起不好的反響。

但是唐太宗李世民還是一紙詔書下下去了，把監獄裡的390名死刑犯放了出來，並要求他們在過完年之後、重新返回牢裡問斬。這件事情的訊息一出，社會上的反響並不是很好，歐陽修曾就此事提筆論著了一篇雜文《縱囚論》，文中就對唐太宗放出死囚一事進行了批駁。

“上下交相賊”，就是歐陽修對唐太宗縱容囚犯一事作出的評價。歐陽修認為，你唐太宗李世民就算再怎麼以明君自號、廉政愛民，也不應該違反大唐所規定的法律和法制。明君固然是對一個君主統治有方的褒獎，但就放縱囚犯一事看來，這件事並不能成為你唐太宗受到百姓褒獎的理由，這反倒有用“違背規定”來“追求名譽”的嫌疑。

至於歐陽修為何稱李世民這一行為為“縱囚”，還得從我國古代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說起。這項制度叫“錄囚制度”，其中的“錄”就是“慮”，而這個慮並非考慮的慮，實則通“過濾”的“濾”。這樣看來就比較好理解錄囚制度了，錄囚制度指的就是在一定的時間，或者隔一段時間，對監獄的囚犯進行“過濾”。

錄囚制度早在西漢開始就已經存在，而“過濾”指的就是對監獄的囚犯進行篩查、審查以及做筆錄。實行錄囚制度的一般是地方的長官、郡守，有的時候皇帝也會親自進入監獄進行錄囚。實行錄囚制度的目的是為了更加人性化地斷案，透過對囚犯的重新“過濾”，就有極大的機率糾正錯案、平反冤案，為囚犯謀取最大的公平。

而皇帝親自進入監獄錄囚，最早是從漢武帝開始的。除了漢武帝之外，晉武帝、隋高祖都曾親自進入監獄進行錄囚，這項最早從漢代開始的制度也一直被延續到了唐宋。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所放出的390名死囚犯，就是經過李世民親自“錄囚”之後所篩選出來的名額。

這390名囚犯皆是“大辟囚”，也就是坐實了死罪罪名的囚犯。所以李世民也並沒有直接放他們自由，而是透過口頭約定的方式，讓他們一年之後重新歸還，並在那個時候處斬。在一年之後，果真390名死囚犯一個不漏地都回來了，唐太宗李世民竟然沒有按照約定處斬，而是挨個赦免了他們。

雖然能夠按照約定歸來的囚犯，在守信守約的品行上還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又是被皇帝親自審問過的囚犯，所以當時一部分朝臣與百姓還是認可了李世民的作為。但李世民大赦390死囚的行為還是有著不合常理的地方，所以在那之後，皇帝也很少親自“錄囚”並赦免死刑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