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窯瓷器地位崇高，貴為諸窯瓷器之魁首，進入宮廷以後不僅對汝窯瓷器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而且對官窯的發展，甚至高麗青瓷的發展也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其對汝瓷的外銷、收藏等，都影響深遠。

汝窯天青釉碗（故宮博物院圖）

一、對汝官窯的影響

汝官窯的建立集中了人才，不惜工本，選料優質，工藝精湛，燒造了很多適應宮廷使用的高檔瓷器，使北方青瓷的技術成為全國之冠。在制瓷工藝上開創了香灰色胎，超過了以前南方所有的青瓷。採用滿釉支燒的方法燒成的支釘痕，其細小而規整的程度絕無僅有。汝窯主要依靠釉中所含少量三氧化二鐵，在還原氣氛中燒成純正的天青色，使汝窯瓷器釉面開裂紋片成為一種裝飾，使燒成過程中無意的缺陷（由於胎、釉膨脹係數不一致而產生的缺陷）變成了有意的裝飾。同時，汝窯採用了南方越窯的釉色，又吸收定窯的印花技術，創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風格。

汝窯天青釉盤（故宮博物院圖）

二、對民窯的影響

官窯瓷器與民窯不同，他們注重瓷器釉色的美觀和造型的典雅，不追求刻畫花裝飾，因而開創了瓷器的釉色與開紋片裝飾的新途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窯瓷器的發展。另一方面，汝窯進入宮廷，為朝廷壟斷，官窯瓷器嚴禁民用，嚴禁民窯仿造，加以種種限制。在此種情況下，民窯不得不停燒或改燒其他品種，汝民窯大多轉而仿燒當時北方最流行的耀州窯青瓷，從這方面來說對民窯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汝窯天青釉圓洗（故宮博物院圖）

三、對南宋官窯的影響

由於戰亂，北方優秀工匠南遷，把汝窯的燒造技術運用於南宋官窯，並與當地工匠結合，利用當地自然條件加以創新，燒造出修內司窯與郊壇下窯兩種瓷器。南宋官窯瓷器的基本特徵是“襲故京遺制”，即依據北宋汝官窯的形制進行生產，在造型上多為仿古器形，與北宋汝官窯風格相一致。明人曹昭《格古要論》雲：“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說明修內司窯與汝窯一脈相承，同時也反映出南宋官窯已不比昔日的汝窯，其中一定數量的產品質量較汝窯為差。

20世紀80年代中期，南宋臨安城考古隊對郊壇下官窯遺址進行了全面的發掘；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又對老虎洞修內司官窯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兩窯遺址以大量考古資料充分揭示了南宋御用制瓷作坊的規模、佈局、燒製工藝及產品特徵，證實了南宋前期官窯確曾一脈相承汝窯的生產工藝和造型。

汝窯對南宋官窯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工藝，胎先素燒，再上釉，二次燒成；二是窯具，墊柱、墊餅、墊餅支釘、墊圈等支燒工藝相似，裡足支燒，也有墊燒；三是器形，相同或相似很多。

汝窯天青釉三足樽承盤（故宮博物院圖）

四、對高麗青瓷的影響

中朝兩國地壤相接，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朝鮮三國鼎立時代，百濟與漢、晉王朝往來密切。10世紀以後，高麗王朝與宋朝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兩國互派使者，互通有無。據記載，高麗使節使宋達26次之多，人數最多的一次達793人；宋朝使節出使高麗也達22次，這充分反映了中朝兩國之間頻繁的友好交往關係。民間貿易則更為活躍，據鄭麟趾撰《高麗史》記載：宋朝商人到高麗貿易者有117次，每次少則幾人，多則數百人，總計4500餘人，

運往

的貨物就包括瓷器等。朝鮮自20世紀30年代以後，陸續出土我國瓷器，其中包括汝窯印花碗等。

朝鮮的高麗青瓷深受中國瓷器的影響。中國瓷器的輸入，對高麗青瓷的產生和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的高麗青瓷大都仿效宋瓷，其紋飾、造型，忠實地沿襲了越窯、定窯、耀州窯和後來的汝窯、龍泉窯的風格。宋代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又說：“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

以承

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透過文獻更能清楚地認識到高麗皇室對中國文化的崇尚。

高麗仿燒汝窯瓷器主要以仿造型為主，有蓮花式碗、玉壺春瓶等。玉壺春瓶為小唇口，長頸，中部內收，肩、腹部有細線劃花裝飾。另一種瓶，口為平口外折，長頸，方肩，直腹平底。底部有三個支釘痕，與汝窯支釘支燒方法相似。

汝窯天青釉弦紋三足樽（故宮博物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