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
1630年9月，崇禎皇帝下旨凌遲處死袁崇煥，他在受刑3543刀後離世，為後人留下了頗具爭議的話題。對此，文史不假開宗明義闡述自己的觀點：他死得悲壯，但並不算冤枉；他的確愛國，但卻算不上“擎天一柱”。
1584年6月6日，袁崇煥出生於廣東廣州府東莞縣，自幼聰明好學而又勤奮刻苦，於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面對關外後金的崛起，他在那個“尊文抑武”和“黨爭遍野”的年代毅然選擇從軍報國，以儒生之軀奔赴遼東前線成為守將。
當時，後金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日益壯大，建立大金政權與大明政權分庭抗衡。楊鎬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經略遼東，力主發動攻勢進行討伐，下令山海關總兵杜松、遼東總兵李如柏、開原總兵馬林和遼陽總兵劉綎兵分四路“分進合擊”。
由於輕敵冒進，明軍在薩爾滸（今遼寧省撫順一帶）遭遇伏擊後大敗而歸，導致開原和鐵嶺等地都相繼失守。經御史楊鶴劾奏，楊鎬被褫奪官職並且問罪下獄，熊廷弼接替他經略遼東。
熊廷弼以固守為主，輕易不會主動出擊，使得努爾哈赤一籌莫展，也逐漸穩定了關外的局勢。透過整肅軍備、召集流民、製造戰車、添置火器和修繕城池，明軍逐漸扭轉了之前的頹勢。不過，他卻被捲入了閹黨和東林黨的黨爭中，連遭誣陷後被彈劾罷官。
取代熊廷弼經略遼東的是東林黨人袁應泰，不懂軍事而又固執己見，完全推翻了之前的固守策略。為了擴大邊防以凸顯其功，他不顧童仲揆和尤世功等將領的勸阻，執意收編叛將和叛卒，直接導致了明軍戰鬥力的下降。
1621年，也就是天啟元年，袁應泰下令將太河水放入護城河，壕溝的內側排列火炮嚴陣以待努爾哈赤南下。不過，誰料對方早有準備，水陸俱進下先攻取瀋陽，又攻下了遼陽，他只得在城破之後舉火自焚。
無奈之下，木匠皇帝朱由校只得重新啟用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由於既不是閹黨，又不是東林黨，他的處境非常尷尬，以至於遭到了雙方的排斥，甚至還安插了王化貞出任遼東巡撫掣肘自己，終於釀成了“廣寧慘敗”，還落得“傳首九邊”的悲慘下場。
熊廷弼之後，被派往遼東去收拾爛攤子的是王在晉。自從薩爾滸之戰明軍慘敗後，關外就成為了官員們的“墳場”，接任者非死即傷，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因此，他可以說是“含著眼淚上任”的，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
王在晉擔任遼東經略後，完全沒有進取之心，只知道一味消極退守。為了早日調回關內，他甚至請求朝廷放棄關外的荒蠻之地，使得明軍士氣變得一落千丈。
在這種背景下，曾經擔任過朱皇帝老師的孫承宗主動請纓出關巡視，為朝廷最後決策提供意見。經過實地的考察，他不僅徹底否定了王在晉的餿主意，而且提出“堅守寧遠及覺華島”的戰略建議。御前奏對時，甚至直言王在晉難堪重任，自請出關督師遼東。
孫承宗擔任薊遼督師後，不顧自己已經六十多歲的身體，親臨實地去修築關寧錦防線。而且，他還加強了明軍的機動能力和作戰能力，主動出擊收復失地四百餘里，打得努爾哈赤連連後退以避其鋒芒。
孫承宗雖然務實能幹，屬於東林黨中的異類分子，但畢竟還是東林黨人。“只要是東林黨就必須剷除”，抱著這樣的態度，魏忠賢開始不斷誣陷和排擠他，老爺子只得辭官回鄉。
1626年，也就是天啟六年，努爾哈赤得知孫承宗被罷免歸鄉，親率八旗主力前來“送行”，很快就攻至寧遠城下。鎮守寧遠孤城的袁崇煥終於得到了揚眉吐氣的機會，他鎮定自若指揮作戰，在城頭利用巨炮展開炮擊，擊中努爾哈赤後迫使其全線撤軍，一舉取得了“寧遠大捷”。
寧遠大捷是明軍在關外難得的一次勝利，不僅使得袁崇煥嶄露頭角，而且也使得遼東戰局出現了轉折。對此，就連張廷玉在《明史》中也不得不承認：
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努爾哈赤自從起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此次寧遠城下敗北後受傷而歸，氣病交加下竟然病死於瀋陽。朱皇帝欣喜若狂，在完成木匠工作之餘還下旨表彰“十年積弱，一旦挫其狂鋒”。不過，袁崇煥竟然引起了東林黨和閹黨的同時不滿，在連番彈劾下只得辭官而去。
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駕崩，明思宗朱由檢登基即位，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崇禎皇帝。為了“中興大明”，他很快清理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但並不算徹底，為日後的繼續黨爭埋下隱患。
為了扭轉遼東的局面，崇禎重新啟用袁崇煥並任命他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之後，又提升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基本上把對後金的所有軍務都全權委託。這種許可權，之前的任何將領都不曾有過！
崇禎元年七月，崇禎在平臺親自召見群臣，具體討論下一步的遼東事宜。對於朱皇帝的知遇之恩，袁崇煥自然是感激涕零，竟然不假思索地表示：
倘皇上給臣便宜行事之權，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
“五年復遼”，“五年復遼”！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袁崇煥也就是隨口表決心罷了。面對兵科給事中許譽卿的疑慮，他竟然若無其事地回答：“聊慰上意！”殊不知，就是這次不謹慎的妄言，埋下了今後的人生悲劇。
眼見好大喜功的崇禎皇帝信了，眼見所有的東林黨人開始歡欣雀躍，袁崇煥終於意識到自己失言了。於是，他開始對“五年復遼”的計劃詳加說明，有意提出了許多苛刻的前提條件，比如錢糧、兵馬、將領和武器等等，朱皇帝竟然無一駁回全部照準。
這下，袁崇煥無言以對了，只得硬著頭皮接下了“五年復遼”的差事。平臺召對僅僅兩天後，他就向崇禎遞交了一份奏疏，詳細陳述了平遼方略，也就是可行性報告。其中，強調了“固守、征戰、和議”三管齊下，不求一時一事的得失，而求長遠的成功。
很明顯，袁崇煥的可行性報告與“五年復遼”的豪言壯語存在明顯出入，自然引起了崇禎的不悅。不過，本著“再看看”的態度，朱皇帝並沒有說什麼，依然要求朝廷隆重地送袁督師赴任遼東。
赴任後不久，袁崇煥很快發現自己的兵源和糧餉都難以得到充足供應，只好打起了“歪主意”。毛文龍在失守駐地後，率領二百多人留守沿海地區化整為零，和後金騎兵打其了遊擊，逐漸佔據了皮島以及旅順周邊的許多島嶼。
後金的騎兵雖然強悍，但卻並不擅長水戰，對於毛文龍開闢的“敵後根據地”非常撓頭。面對這顆釘子，皇太極顯得左右為難，甚至還牽制了他向南的繼續進攻。
毛文龍自恃自己有功於朝廷，雖然名義上繼續歸屬明廷統轄，但對於所有的指令和軍令都陽奉陰違，儼然變成了一股割據勢力。在他的經營下，皮島的軍力已經達到了近三萬人，而且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
為了籌措軍餉，袁崇煥以視察之名渡海來到了皮島，突然發難逮捕毛文龍並以“十二大罪”直接斬殺。這下，不僅朝臣們目瞪口呆，就連崇禎皇帝也目瞪口呆，太大膽了！
當時，毛文龍的職務是平遼便宜行事總兵官和五軍都督府左都督，屬於武職正二品；另加太子太保銜，屬於文職正一品，還有天啟皇帝御賜的尚方寶劍。再說袁崇煥，他的職務是薊遼督師加兵部尚書銜，屬於武職正二品。
也就是說，袁崇煥以二品官的身份斬殺了一品官，這屬於明顯的僭越。他唯一的優勢在於，自己的尚方寶劍是朱由檢賜的，而毛文龍的尚方寶劍是朱由校賜的，難道弟弟的劍比哥哥的劍厲害？
最可氣的是，袁崇煥在斬殺毛文龍之前竟然沒有向崇禎帝請示或者報備，等事後才進行了彙報。為了平息朱皇帝的怒氣，他還在奏疏中這樣表示：
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誅文龍者誅臣。
崇禎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只是當時沒有立即爆發而已！
作為一名歷史愛好者，文史不假到現在也百思不得其解，袁崇煥為何要斬殺毛文龍。最起碼，當時的條件下這無異於一次內訌，無異於一次自斷臂膀。
果然，聽說毛文龍被殺，皇太極高興得一塌糊塗，從此再無“第二戰場”的後顧之憂了。短短几個月後，後金騎兵就繞道從古長城攻入山西並且直接兵臨北京城下，造成了震驚朝野的“己巳之變”。
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親率滿蒙騎兵約十萬人悄悄避開袁崇煥在寧錦一線的重兵，繞道遼西后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長城邊隘，幾乎兵不血刃就抵達長城南面的軍事重鎮遵化城。此地距北京不過二三百里，滿蒙鐵騎不日即可威脅京都。
崇禎嚇得夠嗆，立即下旨急調各路大軍入京勤王。袁崇煥聞訊後，星夜兼程馳援京師，還下令寧遠總兵祖大壽率領精銳作為先鋒部隊遇敵即戰，終於在北京城下擊退了皇太極。
大戰過後，袁崇煥認為自己即便無功，卻也能夠功過相抵了。但是，崇禎皇帝和朝臣們卻不這麼認為，據《明史·袁崇煥傳》記載：
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
長城以南的遵化至薊州一線，屬於薊遼總理劉策的防區，他負有直接的責任。袁崇煥的重點是統兵關外，但他作為薊遼督師任由敵人攻入城下，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剛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的崇禎，開始懷疑毛文龍在數月前被殺是袁崇煥與皇太極的合謀，為的就是今日能夠突襲北京城。因此，他嚴禁關外明軍入京休整，要求他們迅速返回駐地。
明廷上下這種不信任的氛圍，立即被後金方面巧妙利用。皇太極退兵後，悄悄開始進行離間計，散佈謠言說自己與袁崇煥已有密約在先，故意引滿洲鐵騎進入內地向崇禎逼宮。
這一計策顯得有些拙劣，完全就是《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的翻版。但是，崇禎皇帝信了！據《明史·袁崇煥傳》記載：
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
一個月後，崇禎皇帝下旨在平臺再次召見袁崇煥，名義上是討論軍餉事宜，實際上卻是將他問罪下獄。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就連在場的內閣重臣們也都沒想到，畢竟臨敵易將是兵家大忌。據文震孟在《文肅公日記》中記載：
聞崇煥下詔獄，餘不覺頓足曰：噫，敗矣，袁罪當誅，而此非其時也。
起初，袁崇煥並沒有被定罪，更沒有處斬，只是“下錦衣獄”而已。為了避免引起關外幾十萬將士的譁變，許多朝臣都紛紛上疏朱皇帝三思而行。
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所料，關外的明軍素來敬重袁崇煥，悍將祖大壽又與滿桂有過節。得知袁督師被捕入獄，得知自己未來要聽命於滿桂，索性直接率部離京，甚至萌生了投靠皇太極的想法。
為了挽回祖大壽，崇禎皇帝接受了兵部尚書粱廷棟的建議，同意六部官員紛紛前往獄中開導袁崇煥，希望寫信規勸官兵迷途知返。在國家大義面前，他不顧個人安危，寫下了一封言辭懇切的書信，終於說服對方回心轉意。
乘袁崇煥被捕下獄之際，閹黨開始上躥下跳，甚至希望藉此機會扳倒東林黨。透過層層加碼，透過步步設陷，案件徹底喪失了轉圜的餘地，崇禎皇帝再出昏招，竟然下旨“磔之”。
所謂“磔”，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凌遲，民間百姓也稱為“挨千刀”。這種刑法異常殘忍，要一刀一刀割下受刑者的肉，最早出現於五代十國時期，到了明朝時期更加殘忍。
據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記載，袁崇煥被從鎮撫司綁到西市後，“寸寸臠割，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噉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除此之外，還“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
袁崇煥骨肉俱盡後，只剩下了一顆頭顱還被下令“傳首九邊”。在他死後，很長時期內都被當成了國家的敗類和罪人，直到張廷玉在編撰《明史》時才進行了公正的評價：
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
個人認為，袁崇煥死得的確悲壯，但並不算冤枉，欺君罔上、通虜謀款、擅主和議、謀款斬帥和縱敵長驅等罪名都是成立的。而且，他除了取得寧遠大捷以外，似乎再也沒什麼彪炳戰功。遠的不比，就明初的那幾個名將徐達、常遇春和藍玉等人，他是無論如何都難以企及的。
至於說，後世對於袁崇煥的高度評價和頌揚，更多隻是滿清政權出於反明和反漢宣傳的需要罷了。或許，他的愛國事蹟被有意擴大了，還不能稱得上是“擎天一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