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太僕寺”為何設在安徽滁州？10月20日，“滁州線上”對此發文解讀。
但“南京太僕寺”為何設在滁州？在明代初期及中晚期，這個機構起到多大的作用？雲南師範大學教授劉利平先生研究明代馬政多年，曾出版專著《從馬政到財政——明代中後期太僕寺的財政功能和影響》。本期“微史記”週刊，我們邀請到劉利平教授，講述“南京太僕寺”的興起與衰落。
駿馬圖（區域性） 元·趙雍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南京”太僕寺為何落腳滁州
2021年2月，南京都市圈成為中國第一個由國家發改委正式批覆規劃的都市圈後，安徽滁州成為南京都市圈重要成員城市。
從地理上看，安徽滁州與江蘇南京相距不遠，天氣晴好，從滁州可以遠眺到南京地標紫峰大廈。寧滁兩地的互動也一直備受兩地網友關注，早在2019年出臺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要求推動省際毗鄰區域協同發展，涉6個毗鄰區域，寧滁合作就佔了兩項。此次“滁州線上”發文解讀南京太僕寺為何設在安徽滁州，也讓寧滁兩地的關係再次受到關注。
太僕寺是明代設立的管理全國馬政的機構。作為一箇中央機構，它為何不在首都南京而在直隸州滁州呢？雲南師範大學劉利平教授告訴記者，這有三個方面原因：
從政治上說，朱元璋起兵後，滁州是他獨立自主攻下的第一座城池，此後這裡一直是他的重要根據地，可以說滁州是他的龍飛之地。
從歷史上說，早在宋元時期，滁州這一帶就曾設立官方牧場，在這裡設立管理馬政的太僕寺，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礎。
最重要的是第三點，從地理方面說，滁州這個地方水草豐茂，適宜牧養馬匹，且與南京一江之隔，對南京有拱衛作用。而當時對大明構成威脅的外部力量，多在北方。明太祖將太僕寺設於江北，太僕寺下設的十四牧監、九十八群也多在江北，無論是日常管理馬匹，還是戰時徵調戰馬，都十分便捷。
據史料，南京太僕寺官署原設在滁州城內，洪武十一年（1378年）後遷至城外西南三里，豐山之陰。官署“四周巒嶂簇圍屏。簾櫳遠映嵐光翠，棟宇遙分樹色青”。官署後山不到一里地便是歐陽修主導修建的豐樂亭，西去四里多地即歐陽修筆下的醉翁亭。
當然，太僕寺設於江北的滁州，並不等於說江南就沒有組織養馬，當時江南應天府的上元、江寧、句容等縣都有太僕寺設立的牧監，牧養了不少馬匹，只是相對江北而言，數量比較少而已。
南京紫金山東麓的一片沃野便是皇家的養馬場。大批國外進貢的馬匹按毛色品種分養，我們現在熟悉的“馬群”這個地名便因此而來。今天的“馬群”是棲霞區一個街道，面積近18平方公里，北接仙林，位於全區的最南端。從遙感地形圖上可以看出，馬群夾在紫金山與龍王山、銅山、台山等一片丘陵之間，是城郊少有的可以策馬奔騰的平地。現在叫黃馬、青馬的地方，便是當初養黃色馬、青色馬的地方。
明太祖朱元璋畫像
明初的馬政
冷兵器時代，騎兵是機動性和戰鬥力最強的一個兵種。戰馬不僅是衝鋒陷陣、克敵制勝的重要軍事裝備，同時也是後勤保障的主要運輸工具。它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
有資料顯示，唐貞觀年間，官馬數量達到70萬匹以上，而北宋時代馬匹的數量不過21萬匹。靖康之變，金兵南下，趙宋朝廷偏安江南，短暫吸取教訓，重新重視馬政。陸游從山陰到蜀地入職，途經江蘇看到，大運河、長江兩岸，都有散養的戰馬。但最終，南宋王朝還是淪於蒙古人的鐵蹄之下。有史學家認為，宋被元所滅，失去養馬地和大部分軍用馬匹只能靠進口，是其原因之一。
朱元璋是馬上皇帝，南征北戰中，親身感受到戰馬對於戰爭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有好幾匹駿馬。定都南京後，他吸取前人教訓，十分重視馬政。劉利平介紹說，朱元璋推翻的是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蒙古人是馬背上的民族，以強大的騎兵見稱於世。成吉思汗曾憑藉其鐵騎橫掃歐亞，建立了地跨數洲的帝國。當朱元璋完成了江南地區的統一之後，計劃北上將蒙古人趕走，騎兵就尤為重要。後來哪怕是攻克大都之後，元朝的勢力也並沒有完全消亡，元順帝率部逃去漠北，依舊對明朝形成很大的威脅，也一直是大明忌憚的力量。後來的正統末年，明英宗在抵抗蒙古部族入侵過程中，遭遇“土木之變”，率領的數十萬軍隊全軍覆沒，自己都被蒙古部族首領也先活捉了去。
所以，朱元璋不可能不重視馬政，他不僅要求國內能自行培育戰馬，還派人到西域、西南的雲貴川地區，甚至到朝鮮、東南部的琉球去買馬。洪武時期，派官員四處買馬的文字記載在史書上屢見不鮮。
洪武初年，朱元璋設群牧監牧養馬匹，洪武六年（1372年），移群牧監到滁州，更名太僕寺，還制定“牧馬法”，利用民眾的力量去孳養戰馬。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在國內各地設了5個分寺，他說：“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當者，必數馬以對……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將孳養戰馬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靖難之役後，永樂帝將北平行太僕寺改稱北京行太僕寺；遷都北京後，又改稱太僕寺。期間又在陝西、甘肅、北京、遼東等地設立苑馬寺。這一時期，一套完整的馬政體系基本形成，太僕寺成為明朝五大寺之一，隸屬兵部，掌管與馬政相關的政令。因為太僕寺的遷移，位於滁州的太僕寺便被稱為南京太僕寺。
遷都讓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離蒙古人更近了，整個防衛重心也轉移到了北京，南方的威脅明顯變小。劉利平介紹說，從中國歷史上來講，在1840年英國入侵中國之前，外部勢力在海上基本興不起太大的風浪，西南地區也多是小打小鬧，不會威脅到朝廷的安危。而此時，北方的威脅依然存在。因地緣關係，北京的太僕寺自然越來越受到重視。
明代實行兩京制度，南京為留都，設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機構，但多數南京機構的定員、責權都小於北京。不過南京太僕寺與北京的太僕寺責權地位基本相當，只是管轄地域不同而已。南京太僕寺主要管理兩淮及江南馬政。屬轄範圍包括八府四州，即應天、鎮江、寧國、太平、鳳陽、揚州、淮安、廬州八府及徐州、和州、滁州、廣德州四州。
洪武永樂時期，南京太僕寺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量的馬匹透過南京太僕寺調取。史書記載，洪武時期，北部邊防線上約有10萬匹馬匹，來自南京太僕寺的大概有7萬多匹。永樂時期，北京太僕寺還沒有完全繁盛起來之前，南京太僕寺給了很大的支撐，所用馬匹實際上也多是從南京這邊調取過去。
番馬圖（區域性）明·仇英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南京太僕寺的衰落
在明朝前期，整個朝廷對馬政十分重視，但到了土木之變後，事情發生了變化。
劉利平介紹說，從朱元璋到朱棣，執行的都是以攻為守的戰略，給北方蒙古人造成壓力，不讓他們輕易南下。朱元璋、朱棣包括宣德皇帝朱瞻基，也都曾北伐親征。到了正統皇帝即明英宗，他也選擇了親征。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明朝接到也先領導瓦剌軍隊侵犯的情報，明英宗朱祁鎮決定北伐親征，結果兵敗土木堡，朱祁鎮被蒙古瓦刺部俘虜。
本來自明宣宗朱瞻基起，便縮邊無意北征，導致邊境兵備廢弛，“土木之變”後，大明的國家戰略更加明顯地調整為比較被動的防守，著力於修建邊牆。對戰馬的需求，相對來說就沒有原來那麼重視。”劉利平告訴記者。
相形之下，南京太僕寺也就更加不再重要。
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變，因馬匹“遍在民間，猝不及調發”，所以兵部題準每年從兩京太僕寺徵調馬匹寄養在順天府所屬州縣以資備用。從南京太僕寺調取的大約佔全國份額的30%。
成化二年（1465年），因南京太僕寺所屬地方解送的備用馬多矮小不堪徵操，令今後將不堪不敷之數，毎匹徵銀十兩，解送太僕寺收貯，以備買馬”，這是馬匹折收現銀的開始。弘治十五年（1502年）起，又明確規定南京太僕寺解送的備用馬一半本色（馬匹），一半折銀。嘉靖元年（1522年）又規定本年起全部解送折銀，自此，南京太僕寺便不再調送馬匹。
折銀之後，明廷透過互市，包括跟蒙古人交易，購買他們的馬匹使用，而國內的馬政就逐漸走向衰落。到明末，全國官馬的數量也只有鼎盛時期的1/5到1/4。
在這一過程中，南京太僕寺的地位越來越低。正德以後，南京太僕寺少卿、寺丞的員額漸漸比北京略少了。萬曆十五年（1587年）之後，南京太僕寺便已徹底沒有馬匹。雖然太僕寺這一機構及其官職一直都在，但已幾乎無事可做。楊廉“正德二年（1507年）升南京太僕寺少卿，時坰務多暇，貪清勝者，類皆流連光景、攄幽發粹云爾。廉獨敦朋聚之樂，環滁諸生多執經其門，遍舉先儒異論，分剖是非，娓娓無倦容”；哲學家王陽明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任職南京太僕寺少卿，“值留坰多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隨方而答，必暢本原”。這種有職無事的狀態一直到明朝滅亡。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臧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