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短短的隋代相比，唐朝的動作慢得多了。隋文帝加上隋煬帝，25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種種突破和建設。進入唐朝之後，突破與建設的速度明顯慢了下來。這一方面是重新確立北朝制度、堅實基礎需要耐心，隋代之所以滅亡正是被操之太急引發的反挫副作用給沖垮的，如果沒有這樣慢下來的耐心與決心，也就不會有能夠安穩從“初唐”延續、升級到“盛唐”的條件。

不過“初唐”相對地慢，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李家內部權力傳承不穩定，更直接地說，因為發生了駭人聽聞的“玄武門之變”。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從“資治”的標準評斷說，要數中國歷史上的“治世”，不能不提到“貞觀”，但“貞觀”的光明背後藏著黑暗，與周初的“成康之治”或漢初的“文景之治”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因為唐太宗李世民取得政權的方式並不正當。

“玄武門之變”很嚴重，因為冒犯了中國社會和文化最基本的人倫信念。在事變中李世民殺了原來的太子——他的哥哥李建成，還有他的弟弟齊王李元吉。還不止如此，他還逼他爸爸——建立唐朝的李淵退位，將皇帝大權交給了他。表面上看是李淵自願去做太上皇，但實際上，李淵退位是和“玄武門之變”密切聯絡在一起的。

如此心狠手辣取得大權，連爸爸都怕他而將皇位讓出來，李世民當然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其中一個代價是他的統治會一直面對合法性的挑戰。在這方面，李世民有一個聰明的安排，就是將魏徵推到前面，讓大家不時地看到魏徵做了什麼、聽到魏徵說了什麼。魏徵做的、說的都是反對李世民這個皇帝，而且經常以很不客氣——別說皇帝，就連一般人都不見得能忍耐——的方式表示反對。

但皇帝都忍下來了，多少次可以動用皇權懲罰魏徵的冒犯，更可以輕易將魏徵屏除在權力核心之外，李世民都沒這樣做。其中一個潛在的理由正在於魏徵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李世民竟然不只能容魏徵，還能重用魏徵，顯現了他將公義置於私利私怨上的態度，也連帶表示了發動“玄武門之變”不是為了私怨，而是為了李氏王朝的前途與天下子民的福祉。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接著記錄、分析了“玄武門之變”的嚴重後遺症，不只影響了唐太宗一朝，而且延續貫穿了初唐的政治。那就是皇帝與太子之間的緊張關係。有了這樣的先例，李世民可以用非制度性的手段，將權力從父親手中奪來，那麼等到李世民當皇帝了，要如何保證自己的兒子，尤其是已經取得太子身份的兒子不會有樣學樣，發動政變把自己踢下去當沒有實權的太上皇？

還不只如此，李世民可以發動政變除掉自己的哥哥——原本的太子，這個先例又使得後來當太子的必定感到高度不安，如何相信自己的諸弟不會也有樣學樣，發動政變以武力強取太子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