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往事是上海知青吳小萍女士講述的，她說她這一生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磨礪，也經歷了下崗再就業的考驗，人生中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和困難，她都會輕鬆面對，什麼事情對她來說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可唯有一事，卻成了她一生難以割捨的牽掛。
事情的起因，還要從吳小萍下鄉插隊說起。
據吳小萍女士回憶，她是1969年3月17日從閘北車站離開上海的。一路長途跋涉，下了火車坐汽車，歷時兩天的時間，他們一行六十名上海知青乘坐兩輛敞篷卡車，來到了距離南昌四百里路遠的峽江縣江源大隊，吳小萍他們十二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江源大隊第五生產小隊插隊落戶，臨時住在了隊部後院的那三間土牆瓦房裡。
知青們居住的這個院子裡原本有五間瓦屋，靠西邊的兩間房子不知什麼時間坍塌了，剩下的那三間房子還算完好，門窗稍有破損，一間房子裡還有燒飯的灶臺，十二名（七名女知青，五名男知青）上海知青能夠臨時居住。
村子裡來了上海的插隊知青，老表們都很高興，也都表示熱烈歡迎。知青們到來的頭一天，老表們就把知青們居住的院子裡打掃得乾乾淨淨，房間裡也搭建好了床鋪，廚房裡的灶臺上也換上了新買來的大鐵鍋，就連給知青們燒飯的柴火也準備好了。
幫知青們做飯的的是一位女社員，四十多歲的年齡，知青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這位女性，吳小萍就問她：“大媽，我們怎樣稱呼您合適呀？”“我崽的叔叔姓陳，你們叫我陳大嬸也行，叫我陳大媽也行。”就這樣，吳小萍帶頭叫了一聲陳大嬸，其他知青也都跟著喊陳大嬸。
知青們來到江源大隊的第二天，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幫知青們挑水來了。陳大嬸就指著挑水的那個小夥子對知青們說：“這是我崽（兒子），他叫根旺，二十二歲了。”陳根旺衝大家笑了笑，把兩桶水倒進水缸，挑著兩隻空水桶轉身離去了。
細心的吳小萍看清楚了陳根旺的相貌，他個頭挺高，濃眉大眼的，就是嘴唇上有個明顯的疤瘌，應該是兔唇手術或外傷留下的疤痕。吳小萍雖然很納悶，但她也不好意思跟陳大嬸問這事。
陳大嬸看出了吳小萍的心思，她就來到吳小萍身邊，跟吳小萍講述了她家的情況。
原來，陳根旺出生的時候天生唇裂，上唇中間有一個豁口。後來去縣醫院手術縫合，留下了明顯的疤痕。陳根旺三歲那年，陳大嬸的男人突發疾病去世，陳大嬸成了寡婦，是她一個人含辛茹苦拉扯大了陳根旺。只是因為陳根旺嘴唇的疤痕再加上他沒有父親，二十二歲的陳根旺還沒找到物件。
聽了陳大嬸的講述，吳小萍和幾名女知青都流淚了，大家都很同情陳大嬸的不幸遭遇，都覺得她一個人拉扯大了兒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更令人難受的是，偏偏陳根旺又因為天生缺陷，影響到了婚姻問題。
知青們安頓好吃住的地方，休息了兩天，就開始跟著老表們下田幹活去了。當時正是春耕備播（插秧）的農忙時節，社員們都在耕田耙地，準備插秧。五隊的廖隊長看知青對使喚耕牛耕田耙地比較感興趣，他就讓陳根旺教知青們使喚耕牛，手把手教知青們學習耕田耙地。
三月下旬的天氣雖然已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可打赤腳在水田裡待的時間久了，還是給人一種冰冷刺骨的感覺。老表們在水田裡雖然也打赤腳，可他們上身都穿著厚外套，有的人還穿著棉衣。
第一天下田幹活，吳小萍穿得太單薄，再加上那天風大，凍得她直打哆嗦，嘴唇都發青了。陳根旺看吳小萍凍得瑟瑟發抖，他就脫下自己的夾襖（雙層棉布縫製的上衣），披在了吳小萍的身上。那一刻，吳小萍心裡暖暖的，她非常感激地說了一聲：“謝謝根旺大哥。”
之後的日子裡，每天早晨下田勞動之前，陳根旺都會為知青們挑上兩擔水，有時收工後也幫助知青們推碾子（碾穀子），陳根旺的勤勞善良和熱情，給知青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男知青和女知青都很親切地叫他根旺大哥，陳根旺成了五隊知青們的知心大哥哥。
到了四月上旬，水田都耕耙平整了，廖隊長開始帶領社員們給水田插秧（栽稻苗）。因為當時水溫還很低，插秧的社員們要打赤腳下田，大家上身都穿了厚衣服。吳小萍有了之前挨凍的經歷，下田插秧時，她穿上了那件很時興的棉坎肩。
在農村生活過的朋友們都知道，下田插秧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也是一種技術含量較高的農活，廖隊長給知青們做了好幾次示範，知青們才掌握了插秧的要領：低頭彎腰抬頭看，保證秧苗一條線。插秧深度掌握好，倒退走路莫摔倒……
剛學會插秧時，吳小萍格外小心，雖然她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可她插的秧苗很整齊，真的是一條直線。到了下午，吳小萍覺得自己掌握了要領，手法也熟練了一些，她就加快了插秧的速度。
就在吳小萍為自己的插秧水平感到驕傲時，她往後倒退時腳下好像被什麼絆了一下，一個仰八叉倒在了泥水裡。離她不遠的陳根旺趕忙跑過來，把她從泥水裡扶起來。看著渾身沾滿了泥水，衣服也溼透了，吳小萍感覺很難為情，嗚嗚哭了起來。陳根旺趕忙勸說：“回家換一下衣服就行了，哭什麼，又沒人笑話你。”近前的幾位社員也過來勸慰吳小萍。
看看快到收工的時間了，廖隊長就讓吳小萍提前收工，還安排一名女知青陪著吳小萍一起回家去了。
從田裡回到住處，陳大嬸看吳小萍的衣服都溼了，不用問她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忙笑著說：“快進屋把溼衣裳換下來，別涼著了。”
等吳小萍換下溼衣服，陳大媽忙給吳小萍倒了一碗熱水讓她喝下，又幫著把吳小萍換下來的衣服洗乾淨，晾在院子裡的竹竿上，她才忙著給知青們準備晚飯。看著陳大媽像媽媽一樣關心照顧自己，吳小萍心裡暖暖的。
要說吳小萍吧，也真算是個倒黴的孩子，吳小萍真是應了那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俗語。第二天下田插秧，吳小萍感覺腿肚子一陣劇烈疼痛，她低頭一看，發現一隻螞蟥鑽進了她的腿肚子裡，外面還露著一小截。吳小萍急忙用手去拽露在外面的螞蟥，可根本拽不下來。這下吳小萍害怕了，她一屁股坐在泥水裡，嗷嗷大哭起來。
聽到吳小萍的哭聲，社員們都圍了過來，廖隊長看吳小萍坐在了水田裡，趕忙讓陳根旺把吳小萍抱到了田埂上。看著那隻螞蟥還露在外面一點點，這下吳小萍更害怕了，她哭得更厲害了。
弄明白了是咋回事，陳根旺趕忙蹲下來，用自己的手掌使勁拍打吳小萍的腿肚子，連續拍打了好多下，那隻螞蝗才慢慢從吳小萍的腿肚子裡退出來，像個泥球一樣滾落在地上。
看腿肚子在流血，吳小萍哽咽著說：“流血了，好疼的呀……”“不要怕，很快就好了。”陳根旺一邊安慰吳小萍一邊站起來忙著插秧苗去了。廖隊長讓圍觀的社員們都去幹活，然後微笑著對抹眼淚的吳小萍說：“你坐在田埂上歇一會吧，過一會就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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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春耕春種的勞動鍛鍊，到了七月份雙搶（搶收搶種）的最忙時節，吳小萍他們已經漸漸適應了繁重的生產勞動，天天頂著星星下田勞動，迎著月亮收工回家，當時十七歲的吳小萍已經能挑起兩簍百斤重的稻穀了，她那時的體重才九十斤。
秋收結束後，隊裡為知青們修建了幾間新房子，成立了知青點，吳小萍他們都搬到知青點居住了。隊裡雖然不讓陳大嬸幫知青們做飯了（知青早就學會了做飯），可只要有時間，陳大嬸都會到知青點來看望大家，幫知青們縫縫補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陳根旺也常到知青點來，幫知青們挑水，幫知青們劈柴，只要知青們有需要，他都是隨叫隨到。
農閒時節，吳小萍她們跟著陳大嬸學會了搓草繩編草鞋，學會了縫補衣服，女知青們遇到什麼為難的事情，第一個就會想到陳大嬸，陳大嬸就像她們的親人一樣。
第二年秋後的一天，知青們跟著陳根旺去山上砍柴，準備下山的時候，吳小萍被一根鋒利的竹子刺穿了鞋底（解放膠鞋），吳小萍哎喲慘叫一聲，蹲在了地上。
聽到吳小萍的慘叫聲，大家都放下各自挑著的擔子，圍攏過來詢問情況。得知吳小萍被鋒利的竹根刺傷了腳，一名女知青趕忙幫吳小萍脫下鞋和襪子，只見她的左腳心已是一片殷紅。那名女知青忙掏出衣兜裡的手絹，幫吳小萍包紮了傷口，又幫她穿上了襪子和鞋。
大家攙扶著吳小萍站起來，可吳小萍的左腳不敢踩地，一踩地腳心就鑽心地疼。看看天色將晚，陳根旺二話沒說，背起吳小萍就往山下走，知青們都挑起各自的擔子，緊跟在陳根旺的身後。
途中，一名男知青上前替換了陳根旺，他倆輪換著把吳小萍揹回了知青點。等村裡的赤腳醫生給吳小萍處置包紮好了傷口，天色已經黑了下來，陳根旺和兩名男知青趕忙往山上跑去，他們砍的柴還在山上呢。
第二天起床後，吳小萍發現自己的左腳腫得很厲害，還是不敢踩地，一名男知青跑著叫來了村醫（赤腳醫生），村醫開啟包紮傷口的紗布一看，只見吳小萍的傷口處還在流血水，傷口周邊都變成了黑紫色。村醫懷疑是傷口感染或者是刺傷吳小萍的竹子有毒，他建議送醫院去看一下。
很快，廖隊長和陳根旺還有兩名知青就把吳小萍送到了距江源大隊八里路遠的公社衛生院，醫院的醫生給吳小萍清洗處置了傷口，注射了消炎針劑（抗生素），讓她留在醫院觀察。到了第三天，吳小萍的腳腫得更厲害了，腳面子都變成了紫黑色，連腳脖子和小腿都腫了起來。沒辦法，只好繼續住院治療。陳根旺問醫生，被竹子扎傷了腳，為什麼會有這麼嚴重的症狀。醫生苦笑著搖搖頭，也沒說出個子醜寅卯來。
一連在醫院住院治療十多天，吳小萍的傷口才慢慢好轉。住院期間，陳大嬸幾乎天天都往醫院跑，給吳小萍送可口的飯菜，關心她的病情，陪她說話聊天。對於陳大嬸的關心和愛護，吳小萍非常感激。沒想到就那麼一點點小傷口，竟然在醫院裡住了半個多月，給大家添了這麼多麻煩，吳小萍從心裡覺得過意不去。
那次從醫院回到知青點，陳大嬸把吳小萍接到她家住了七八天，直到吳小萍的腳傷徹底痊癒了，才讓她回到知青點。
說到這裡，吳小萍女士苦笑著說：“我們知青點十二名知青，就我一個倒黴蛋，數我給大家添的麻煩多，那次被竹子刺傷了腳心，為什麼會有這麼嚴重的症狀出現，至今我也沒弄明白到底是咋回事。說句實話，我這個人也是有點矯氣，換換別人，肯定比我堅強。”
就這樣，吳小萍被陳大嬸母子倆給感動了，她也漸漸喜歡上了淳樸善良的根旺大哥。
1974年秋天的一個晚飯後，吳小萍和一名女知青到陳大嬸家來串門，剛到房門口，只聽陳大嬸說道：“根旺，你這都二十六歲了，再討不到老婆，就得打光棍了，要不我跟吳小萍說一下，看她肯不肯給你做老婆。”“人家是上海來的知青，長得好看還有文化，我哪能配得上人家。再說了，現在知青們都在盼望著招工進城，誰也不想在農村生活一輩子，我寧願打光棍，也不能害人家。”陳根旺說話的聲音雖然不大，吳小萍和另一名女知青還是聽了個清清楚楚。
聽了陳根旺的話，吳小萍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暖和感動，她暗暗發誓，這輩子就要做根旺大哥的老婆，非他不嫁。
那年年末回上海探親，吳小萍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她父母，她母親一聽女兒想和江西農民結婚，一個響亮的耳光打在了吳小萍的臉上，並撂下狠話說：“你要敢和一個農民結婚，我就敢打斷你的雙腿。”吳小萍的父親也說：“看不見別人都在想辦法回城呀，你瘋掉了，咋會想到要在農村結婚呀？我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那次從上海探親回來，吳小萍糾結了好久，她還是放棄了和陳根旺結婚的打算。一是她不想讓父母傷心，二是農村的生活確實很苦，她也盼望著早日回城。
1976年夏天，吳小萍被招聘到公社工作，雖然是以農代幹，但不用下田勞動了，月月能領工資，還有轉正的希望。吳小萍去公社工作的那天，她無意中聽到了廖隊長和陳根旺的對話：“根旺，我想著辦法讓你和吳小萍多接觸，給你創造了很多機會，你是個木頭人啊，人家吳小萍去公社工作了，你就等著打光棍吧。”“隊長，我不能那樣做，那樣會害了吳小萍的。再說了，我年齡大，沒文化，嘴上還有疤瘌，我根本配不上人家。”陳根旺的話再一次讓吳小萍感到溫暖和愧疚。
在公社當了兩年多的文教幹部，吳小萍也沒能轉正，1978年秋天，她回到了上海，招工到毛紡廠工作，終於從農村回到了城裡，又轉成了上海城市戶籍。
離開江源大隊的那天，吳小萍把自己的行李箱（樟木箱子）和一應生活用品都送給了陳大嬸家，她還把二十塊錢偷偷放在了那個嶄新的搪瓷茶缸裡（在公社工作期間發的獎品）。那天吃過早飯，陳根旺揹著吳小萍的那個大提包，一直把她送到公社汽車站。汽車行駛了很遠，陳根旺還站在汽車站門口朝吳小萍揮手致意。那一刻，吳小萍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回到上海的第二年初冬，吳小萍接到了陳根旺的來信，陳根旺說他和一隊的廖秋英結婚了，是廖隊長做的媒。聽到這個訊息，吳小萍心裡說不出是憂還是喜。那個廖秋英吳小萍熟悉，是個寡婦不說，還帶著一個五歲的男孩。這也沒什麼，最關鍵的是廖秋英是個傻子，那個孩子都五歲了，除了吃以外，其他的啥也不知道，也是個智障。
為了表達自己的心意，吳小萍給陳根旺寄去了三十塊錢，還有一身的卡布料做的中山裝。那年年末，吳小萍也結婚了，後來有了孩子，家裡的經濟也不寬裕，她就沒再給陳根旺寄過錢。
1999年春天，吳小萍下崗了，下崗失業後她沒有沉淪，在農貿市場賣了一年菜，後來和幾個好姐妹創辦了屬於她們自己的家政服務公司，一步步發展壯大，不到兩年的時間，就開了分公司，也有了可觀的收入。逢年過節，她都會想著給江西的陳根旺寄一點錢。
2019年春天，吳小萍和當年一起在江西插隊落戶的幾位老同學重返第二故鄉看望了鄉親們。到了那裡才知道，陳根旺的母親早就去世了，他的婆娘廖秋英多年前也死了，陳根旺和他的繼子一起生活，住房蠻漂亮，就是家裡弄得亂糟糟的，根本就不像個樣子。陳根旺的繼子啥也不會幹，下田幹活，陳根旺要用一根繩子牽著他，生怕他跑丟了或出現意外。
看到那一幕，吳小萍哭了，她哽咽著說：“根旺大哥，每次打電話你都說過得很好，大嬸和嫂子都不在了，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已經給你添了很多麻煩，實在不能再讓你操心了。現在我爺倆都有低保，有責任田，生活上沒有困難，你不要牽掛我們。村幹部想讓我把崽崽（繼子）送養老院，我不放心，不想讓他離開我。”
那次從江西回到上海，吳小萍心裡難受了很久，自己雖然能給根旺大哥一些經濟上的幫助，可他的生活沒有人照顧啊。前段時間聽說根旺大哥和他的繼子去了養老院，吳小萍很高興。可過了沒幾天再打電話，陳根旺說他不習慣養老院裡的生活，又帶著他繼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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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生活經歷，吳小萍很難受，她說生活在江西農村的根旺大哥，成了她今生難以割捨的牽掛，她準備再去一趟江西，看看有沒有好的辦法，能讓根旺大哥父子倆的生活得到改善和保障。根旺大哥晚年能生活的幸福，是吳小萍女生最大的心願。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