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提起我國曆史上的反侵略戰爭,最讓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清朝時期的戰爭了。我們在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出現了十幾年的空檔,這明明是一個用來學習知識強大自身力量的好機會,但卻被清政府白白浪費掉了。

直到後來八國聯軍侵華、火燒圓明園之後才開始進行自我反思,實在是太晚了。從被侵略到放下架子,學習人家的制度這個過程居然消耗了六十年。

如果這段時間能被好好利用起來我們一定會更加強大的。可見清政府末期有多麼無能。再看明朝,同樣是受到了侵略,但是做出的反應卻

截然不同。

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1521年

,我國曆史上正是明朝執政的時期,那時候就爆發了近代史上中西方的第一次戰爭。

雖然明朝取得了勝利,但是

明朝政府並沒有掉以輕心,

而是認真研究學習西方優於我們的地方,尋找並縮小兩方差距。

後來又發生了一次戰爭,明朝軍隊輕輕鬆鬆就取得了勝利,這就是

學習西方技術

的功勞。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兩次戰爭分別是如何發生的,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吧。

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一、屯門之戰

1、微弱優勢取勝

公元1521年,一部分在廣州生活的葡萄牙人與海盜勾結在一起,燒殺搶掠無所不為。葡萄牙身為海洋強國,

造船技術高超。

他們還將本來就具有優勢的西方大炮裝在船上,在面對明朝政府的通報時毫不畏懼,直接開著船登陸屯門,並開始

建造防禦工事,

逼迫明朝政府答應他們的不平等條件,比如設立通商和殖民地等等。

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明朝怎會輕易答應他們這種蠻橫無理的要求?政府在經過內部一番討論之後,決定施展身手將這些小人

驅逐出境

,以維護剛上任的新皇嘉靖的名聲。

得到了統治階級的廣泛支援,

汪宏也沒有了後顧之憂,他直接帶領軍隊收復了之前被霸佔的屯門等地。

但是根據史書記載,這場戰爭我們贏得並不輕鬆,花費了

足足一年

才勉強打贏,而且還是在對方只派遣了五艘戰艦的前提下。所以戰爭一結束,明朝政府便對自己泱泱大國的地位產生了懷疑,內心有所動搖。

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2、進行反思

統治者深知這場戰爭的勝利來之不易,他們意識到自己對付如此小規模的軍隊便已如此吃力,若是來日有人派出了大規模的戰艦為難我們,豈不是隻有坐著等死的份?而且這次勝利並非將敵軍盡數剿滅。

只是將他們擊退而已,連勝利都算不上。造成這種結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

輕視了西方武器的戰鬥力,

汪宏也沒有料到他們會研發出如此強大的武器,使我們尚未靠近便被擊垮。

汪宏在戰後反思時表示,對方的船上有二百餘人撐槳,船上計程車兵都躲在障礙物後面,不怕被擊打。

而且每艘船上還有火銃三十餘支,船下藏著火炮,

戰鬥力實在高超

。汪宏還表示,我們明朝的軍隊也要擁有這樣的武器才可以在以後的戰爭中取得勝利。

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二、西草灣之戰

1、裝備新式火器

汪宏希望這種武器能儘快投入使用到明朝軍隊中,他為此也是費了一番心思。屯門之戰以後,

他多次提出火炮技術在戰爭中的重要性

,他說明軍現在使用的火器遠不如葡萄牙使用的,一旦遭遇危險。

我們手中又沒有遠端武器,這樣便只能等著人家來打。同時,汪宏還給出了具體的更改策略,安排人手進行防衛,面對汪宏提出的許多要求和整改方針。

皇帝也是無有不從。由此可見,

明朝的皇帝是十分開明的

,並沒有那種

高高在上的心態,

他們願意學習人家的優點,彌補自己的不足,所以才能在後來的戰爭中取得好的成績。

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2、徹底擊垮敵人

後來,葡萄牙戰艦又來到了明朝西草灣,最終爆發了一場大戰。這場戰爭的過程在史書中並沒有詳細的記載,只知道最後我們生擒了對方四十餘人,斬殺無人,還俘獲了葡萄牙戰艦兩艘。

這次戰爭便於持續了一年之久的屯門之戰大不相同,我們利用自身

強大的實力

俘獲了對方的物資,徹底擊垮了葡萄牙人。

澆滅了他們的賊心,打擊了那些自以為是的侵略者。此後,沿海地區再也沒有過關於葡萄牙主動發起侵略的記載,可見他們是被明朝大軍打怕了。

明朝反思與西方的差距,學習西方技術,之後兩次戰爭取得勝利

西草灣之戰是中國和西方交戰的又一次勝利

,與以往不同,這次勝利是壓倒性的,使得對方再也不敢小瞧我們的實力。

前期的屯門之戰我們是屢戰屢敗,苟延殘喘,拖了將近一年,而西草灣之戰卻輕鬆取勝,這一切都離不開加強技術水平的功勞。

一開始,我們對葡萄牙人和他們的武器並不瞭解,

只能摸索前進。

隨著屯門之戰的結束,我們受到了許多教訓,在總結經驗時決定加強自身武器戰鬥力,所以才能在西草灣之中大獲全勝。

參考文獻:《明史》、《早期澳門史》、《中華大帝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