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穿西裝留影。劉蘊德 圖

祖父是個“老克勒”

他印象中，第一次看見樓上的女人，她兩隻碩大的乳房垂下來，搖搖晃晃，像兩隻撲稜的鴿子，就要飛起來。夏天，她只穿一條三角褲。

很多年後，當他回憶起這個場景，只記得一個字——肉。潔白的，巨大的，鬆散的肉，像夏天的巨浪一樣向他湧來，讓他幼小的眼睛受驚，愣在原地。

“阿蘊——”祖母的謾罵聲從樓下傳來，打破了震顫的寂靜。他咻的一聲竄下樓，再也沒回頭看過。

從此，祖母立下規矩，不準上樓，不準和樓上的女人接觸。但祖母偶爾包了餛飩，還是會給樓上送去。樓上的女人，姐姐從北京來看她，也會給樓下小孩子們帶“甜得不得了”的餅。

後來，他逐漸從大人口中得知，樓上的女人是個畫家，在針織廠裡給毛巾設計圖案，終年照顧中風的媽媽。“咚咚，咚咚。”從那以後，他總是額外留心樓上的聲音，可除了腳步聲，什麼也沒有。“她們像不存在一樣安靜。”

祖母和祖父一樣，是廣東香山人。她小時候纏過幾個月小腳，就放開了，所以一輩子都是個大腳。小時候也念過私塾。他從來沒看她看過書，卻張口就能背很多古詩文，古詩詞用廣東話背，平仄入聲此起彼伏，煞是好聽。她背一句，他也跟著念一句。到了初中老師讓他早自習背古詩，覺得很驚訝：“你好像什麼都會背？”直到很多年後，他自己寫詩，也還是照著粵語的平仄和韻腳，無師自通。

他和祖母住在唐山路的景餘里，是當年稍微富裕一點人家的房子。祖父拿十一根“小黃魚”頂下有兩個門牌號、打通了兩個挨著天井的整個底樓的房子。後來，他們就從四川北路上的“永樂坊”搬來了這裡。

那一條弄堂，有猶太人、美國人、日本人，小孩子們在一起玩的時候，各色面孔都講上海話。他的上海話是跟寧波人學的，長大後也不免帶著寧波口音。“在家廣東話，課堂普通話，和同學講上海話。”

據他說，原來的房子還要更大一些，新舊僅一條弄堂之隔。“五幾年的時候吃大鍋飯，我們家只有我祖父祖母加上我父親吧，一家人要住這麼大的房子，就等於浪費。”他們覺悟高，自動上繳了，原來“佔著兩個門牌號”的大房子，就成了燒大鍋飯的地方，後來改作居委。一家人換到了一排樓“五分之一”的小房子。一樓住祖父母等四人，後幾年又添了他們兄弟二人，共六口。二樓住女畫家和她母親。三樓是亭子間，住著位老太太。

手繪石庫門示意圖。劉蘊德 圖

祖父是香山竹秀園人。那時候，劉是當地的大姓，他和兒時的玩伴郭琳爽，也就是永安百貨二代掌門人，一同來到上海，從服務生做起。最初他只會廣東話。因為來往外國人多，他便一點點學英文，又因雙手打算盤打得飛快，“兩個手都像彈鋼琴一樣，打算盤的同時，也能算好幾筆賬”，就從服務生調去管賬，一步步做到了永安百貨財務部長。

祖父是在最風光的時候頂下了房子。可他還是繼承了那一代“老克勒”的風骨，精打細算，張弛有度。“上一代上海人什麼精？他們不該用的錢，絕對不會亂用。像我祖父當時很多錢，該用的它可以很奢侈，但是價格的合理性發揮得很好。例如酒，他只會買熊貓乙曲，節假日開心，會買瓶尖莊。像瀘州老窖、劍南春這樣的酒，他絕對不會買，他只覺得酒能醉人就好。絕不會為了面子去買任何東西。”

祖父愛吃魚，尤其是刀魚。那時刀魚從揚州來，配給菜場，兩三塊一斤，很難買到。一條的價格可以去飯店吃十次炸豬排。自然災害那幾年，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所有買東西都要憑票。“他和菜市場的人混得很熟了，人家會把新鮮的魚留給他。基本上白天都不敢燒，他怕引起人家不好的印象，總是等晚上，十一二點。”

那時候一般人家都只燒煤餅爐，但他家裡有個美國造的火油爐。火油比較貴，深夜祖父悄悄支起火油爐，放只蒸鍋，在瓷碟上整齊地碼好刀魚，綠色的蔥、黃色的姜絨和白色的豬油，在亮銀色的刀魚上。“那時候，買回來肉都不是很瘦，就用肉膘熬豬油。他從香港帶回來很多不粘鍋，不粘鍋用到時間長，膜都褪了嘛，他把那個膜全部殺掉，做平底鍋來煎豬油。”等豬油漸漸化開，再放魚，撲閃撲閃的火苗，小心翼翼燒著，門窗緊閉，香味都鑽不出去。再切一根香腸，蒸在飯上，配上煎好的魚一起，就是一頓夜宵。

羅宋麵包夾香腸。劉蘊德 圖

那時候，家家也沒有淋浴頭。到了晚上，燒點熱水，拿毛巾擦一遍身子，就算洗過了。稍微富裕一點的日子，祖父帶他們兄弟二人去澡堂洗澡。“海寧路百官街對面有一個浴室，裡面的人都跟他認識。然後他一直給引路的小鄭小費，那時候就給一毛錢，一毛錢也是很多了。”澡堂在海虹西餐社邊上，洗完澡，到旁邊點一隻羅宋麵包，夾兩片紅腸，片進去吃。他吃東西總是細嚼慢嚥，品嚐很久。

吃飯的時候，祖父已經收拾好了，八十年代從香港回來的習慣未變。從稀疏的頭髮反梳上去，抹髮油，戴一副純金框眼鏡，花襯衫扎進喇叭褲，長到腳邊，露出一雙尖頭壓花皮鞋——香檳咖啡拼色。如果回去後弄堂口見到漂亮小姑娘，就向人家吹口哨。

“他那時候年紀很大了。我不用想都知道的。背地都說他老流氓。可他還是不改，快樂得很。”

“我就坐在下海廟現在財神殿的位置”

畢業以後他買的第一雙皮鞋，就是和祖父是一樣的尖頭壓花皮鞋，32塊錢。“那時工資是36塊錢，就當時用一個月工資買皮鞋哦！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因為我小時候一直練武術，都穿回力牌跑鞋。”

1983年，他憑藉武術特長生的身份，考入上海中醫藥大學。那時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看電影，所以電影票稀缺。他覺得倒賣電影票是個好生意，便著手去幹，天矇矇亮，就跑去視窗排隊。通常一毛五分錢一張的電影票，晚上六點鐘在電影院門口，翻一倍也能很快賣出去。靠著“初代黃牛”的營生，他賺了很多錢。“我父親是一個高階工程師。他就在貴州遵義的航天部，但我那時候倒賣電影票一週賺的錢就超過他一個月，最旺的時候，一天可以掙到八十多塊。”後來這些錢都在徐家彙新開的咖啡廳裡，當時談女朋友吃掉了。後來，趁同學們回家過暑假，找了幾個人一起包下宿舍的牆壁粉刷。“真的，在我們廣東人眼中，到了上海，到處都是錢的。看你想不想去賺。”

祖父照片。劉蘊德 圖

“那時候正好上海放一個連續劇，叫《上海灘》，裡面有一個許文強，就是穿西裝。所以我們就開始都流行穿西裝，而且是三件套，裡面有背心和襯衫，加一條褲子，再一條西褲，西褲是翻邊的。所以直到現在，我都有一個習慣，就秋天一直喜歡穿襯衫外套西裝背心”他第一身西裝就是祖父的雙排扣戧駁領西裝，蘇格蘭條紋，紫紅色領帶。“我讀中醫醫藥大學的時候，西裝借給我同學都撥樣子撥了好多。他們借去讓裁縫去照著做。”現在，那身西裝還留在他家裡，是他最好的西裝。純羊毛的料子，握在手裡很輕，但暖和，多少年後還是如此。

唸書的時候，他一直都對中醫將信將疑。“我當初學中醫連教材都沒，大學剛剛恢復。我們的老師教我推拿手法，普通話也不會說。”當時的師傅一口標準的是蘇北話，他就一句一句認。當初學手法也完全是傳統的用法，每天練功，推沙袋。在沙包上做“滾”法。之後呢，再換很細的小石頭推，石頭倒出來，已經是碎的了。如果是小兒推拿，孩子身子骨軟，石頭便換成豆腐練，推到最後，豆腐皮一張完完整整，裡面碎了，就是過了。“所以我們的手法是跟別人就完全不一樣的。”

到了大四實習，內科病房有一個小孩子，已經發燒一兩個月，一到下午就體溫到39度——吊水打針服藥，西藥一點用都沒有。那時，剛好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中醫來會診，他開了一個很簡單的藥方：白虎湯，但其中石膏的量，從原來50g加到250g。“反正這個方子如果不是他的處方，醫院藥房是沒人敢配的。”最後，藥下去，小孩子半天就退燒了，後繼續住院觀察，再沒燒過，一週後痊癒出院。

他的觀念慢慢開始動搖了。

中醫藥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虹口區的一個老中醫門診部，後來變成唐山路地段醫院。“我很喜歡這個醫院，因為有很多老中醫，關係都非常好，這個醫院在哪裡呢？就在原來的下海廟裡面。”他坐進下海廟的時候，裡面的佛堂都漆成了灰色，佛像早已搬走了。尼姑沒有走，還住在宿舍裡。不過，宿舍從原來的四人一間，變成了獨立的雙人間，結婚的一對就住在裡面。她們大部分去了工廠踩縫紉機，靠著宿舍對面的馬鐵廠。白天的時候，齒輪吱呀呀地轉。鐵水澆築，大汗淋漓。

辦公室支開一張床，就是推拿室。半個醫院遷到了這裡——針灸科，傷科，內科，外科，婦科，推拿科，齒科。他坐在底樓，後來下海廟擴建，這裡就成了財神殿。

每天早上四點，住在偏門的阿姨都會幫他們把熱水壺灌滿、地擦一遍。阿姨有些做菜用的鹽、糖，但從來沒有油。他若是煮火鍋富裕了一些，便借給她添些葷腥。值班的時候，他愛煮火鍋當宵夜。電火鍋連同醃料、餐具塞在床下，被子收走，張開四角，推拿床就成了一張餐桌。“煮火鍋最方便，大家都喜歡來吃的。我病人晚上帶著羊肉就來了，天天聚餐。”

“我出來以後呢，其實幹的第一份活就是兒科推拿。我主要治療什麼呢——斜視、斜頸、腹瀉。中間我推過一個，讓我完全改變對中醫的看法。”

當時，診所來過一個小孩子。他出生以來就不會大便，治了很久也沒有好轉。他媽媽找他來看，正好那時他在給小孩子腹瀉診治，問診後，觀察小孩子尿布裡的大便，湊近聞氣味，又把小孩子的大便舔了一下。那小孩媽媽撞見，很是感動。“醫生就是樣，你要做好醫生。”當即就把她兒子領來了。

“我還是按照這個增加腸蠕動，推了一個，一看沒效果。”

後來，小孩爸爸來了，臉色黃裡透黑，他問後知道是肝硬化，心想可能是遺傳因素，根源出在肝上。於是用五行學說，克木培土，調和肝臟，培補脾土，推拿了三個禮拜。“他媽媽突然那天跑來興高采烈地跟他說：我孩子把大便拉在褲子裡了。”他終於鬆了一口氣。

多年後，他在街頭又碰見了這個男孩子：“這個孩子前兩年還看到了，現在已經又高又大，還討了女朋友，又抱了孩子，還在跟我打招呼。”

九零年代初，下海廟恢復了，半邊工廠走了，尼姑與佛像又還了回來。佛像是新鑄的，帶著陌生的光。滿院牆壁又漆成了黃色，連同他推拿的時候，手法也在四面明黃的淹沒下變得溫潤了起來。當年唯一沒結婚的“師妹”做了主持，十幾個尼姑回來了，恢復了寺廟的生機，下海廟的香火一點點重新旺了起來。

如今的下海廟。視覺中國 圖

逢著大年三十晚，是下海廟最金貴的時候，搶著燒大年初一頭一炷香。廟裡規定，十一點半開廟門。那時候，隊伍就已經圍起了下海廟的三面牆。“要排兩三個小時的。他們十點多就來了。十一點半廟門開啟。這個時候我看人差不多了可以混進去，就把牙齒科的門窗開啟，他們跳進去。臨走時他們想起沒有付票錢，這肯定不行，就把錢塞進功德箱。”

當醫生的最後幾年，他的祖父去世了，在他坐診的醫院裡，終年九十七歲。

祖父在世的時候，每天要睡到十點多鐘起來，晚上沒有一兩點是不睡覺的。他吃宵夜，九十歲的時候，還一天兩瓶白酒，只要是酒，是烈酒，他就覺得很過癮。他一生都很愛吃的，但是吃得很慢。喝酒、唱粵劇、寫書法。“我是學過書法的，他這個書法絕對就等於清朝的狀元詞，非常漂亮。”直到去世，祖父都無病無恙，只是某一天突然走得慢了點，護士便給他打電話，他趕來送了祖父最後一程。

祖父“對美獨特的觀念”，影響了他一生。

時間是一個看不見終點的圓

畢業後，他在石庫門的房子裡住了十來年。房子老了，他親自裝修，一律拆開重鋪。“正好過去醫院的牙科醫生，給他送來了一堆“無處安放”的牙齒，正好鋪在沙上防潮。”他嫌工人瓷磚貼得不細緻，衛生間、廚房，一一自己動手。一層樓四米六高，他隔斷成兩層，上層一米八，下層兩米。睡覺在樓上，地下是他的聽音室。“為了音質，吸音材料全是電影院級的標準，現在沒人玩了。”

劉家對面弄堂。橋聲 圖

後來，這棟房子以極低的價格租給了一個朋友，2001年，他轉去高樓大廈買了新房。新房子也在北外灘，二十層樓。因為廣東人最怕冷，房子便選了西南朝向。太陽太強烈的時候，植物也活不長久。他的音響、電子管膽機、黑膠唱片，連同祖父的茶具、咖啡壺、乾隆年間的碗，都帶來了，新家塞得滿滿當當。留在那裡的，似乎只有滿地不見光的牙齒。

偶爾走在路上，他還會遇見過去的病人。有一次，遇見一個曾經面癱的小姑娘，朝他擠眉弄眼。“劉醫生，你看我的臉還看得出嗎？”他笑笑，但早已不當醫生了。

他重新考了虹口業大的書法專業，出來做書籍裝幀與設計，偶爾寫些隨筆。江湖上稱他“二少爺”，“二”是講他的“軸”——做書前總要與編輯吵一架，感情卻越吵越好；“少爺”是講他的心態年輕。他滿意地用作了微信名。北外灘的許多東西也都不見了。“從前在虹口，只要你晚上想吃宵夜，就有周家嘴路，涮羊肉一條街，光是旺旺就開了六家，還有澡堂，洗完澡累了吃宵夜。提籃橋這一塊還是有很多好吃的。”都拆掉了，倒閉的倒閉，搬遷的搬遷，百年老店都走了，只剩下一些“端上來菜就涼”的網紅店。“北外灘過去其實有很多滾地龍，包括虹鎮老街，包括我們這裡保民新村。到後來就推翻了，變成一個六層樓的工坊，那現在又推翻了。”

它們都不見了，連同需要“九蒸九散”“土生土長”的中藥藥引也不復存在了。2022年，日本平山鬱夫博物館請他設計一個展覽的封面——從美索不達米亞到犍陀羅。他想了想，畫了一個圓。“時間是個圓，不斷重複，不斷推翻，又不斷重複。它其實就是不斷重建的過程。所以我做了個圓。”

如今的旺旺羊肉火鍋。橋聲 圖

一百年後，也許現在的高樓大廈又會被推翻，變成田野、宅院或園林，變成“百年一條街”。只是我們都看不見了而已。

接近尾聲時，他又突然想起什麼來，關於樓上那個女畫家。比如她的畫，似乎是當時少見的巨幅油畫——蘇聯的秋林與曠野。比如在他去上學的那幾年，她結婚了，三十多歲，物件是一個鍊鋼廠的工人，脾氣古怪，兩個人還生了一個女兒。比如在他搬離老房子後兩年，她死了。

這些訊息，都是他當時的租客告訴他的。

她死了，那些巨幅油畫不知道淪落何方。裡面佔滿大面牆布的，火紅的楓葉，恰如記憶裡搬家那年秋天，窗外搖搖欲墜的樹葉。畫裡的，畫外的，真真假假，原來是同一種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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