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元年，唐王朝形成“十節度、經略使”格局。王忠嗣被艇斥之後，“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於是騎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河西、跪右、朔方兩鎮主要防範突厥、吐蕃，為西北藩鎮集團；平盧、范陽、河東三鎮則防範室韋、秣韓、奚、契丹等外族，為東北藩鎮集團。除此之外，安西、北庭、劍南、嶺南四鎮則遊離於這兩大藩鎮集團之外。由於東、西兩大藩鎮集團面臨不同的邊疆局勢，唐廷試圖利用兩方矛盾以相互牽制，進而強化對藩鎮的控制，因此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矛盾和衝突不斷加劇。
西北藩鎮集團的形成
玄宗即位的以後，西北地區受到吐蕃和突厥的軍事威脅，河西、晚右、朔方三鎮就是為了防範突厥、吐蕃的入侵而設定，“當時，天下兵力，實以西北二邊為重，以唐所視為大敵者，實為突厥與吐蕃也。然以重之之故，其制駁之亦較嚴。朔方、河、晚，多以宰臣遙領，或將相出入迭為之。而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過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東北去中樞較遠，奚、契丹雖架聲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視之較輕，所用節將，惟張守桂出於精選，亦僅武夫，不知遠慮，而安祿山遂乘機，盜竊兵權矣。正是處於對西北地區的重視，才會在擇將方面慎之又慎”，唐廷對西北地區的軍事發展極為重視。
據統計，在開元、天寶年間，唐廷與外族共有次邊疆戰爭，與吐蕃、突厥戰爭多達次，與契丹和奚的戰爭有次。從中也可以看出，玄宗統治時期，唐廷西北地區與突厥、吐蕃的戰事最為激烈，東北戰事則次之。開元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晚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挑，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氣這是唐代邊疆戰爭中，較早的一次“防秋”軍事活動，晚右、河西、朔方三鎮共有十一萬六千人，動員兵力達到當時唐王朝軍隊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規模可謂空前。儘管早在開元二年年），關中地區就因招募軍人過多而導致成年男子大幅減少，史載：“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關中）丁壯，徵行略盡，豈宜更募曉勇，遠資荒服”，但是為了加強此次軍事活動的威力，唐廷還是從關中招募了一萬餘人，也可見唐廷對西北邊疆的重視。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唐廷重用將領王忠嗣，下為王忠嗣之任職簡歷：“（開元）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為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使。其月，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忠嗣依舊朔方節度。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四載，力口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採訪使。五月，進封清源縣公。……四載，又兼河東節度採訪使。……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晚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尋遷鴻妒卿，餘如故，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其載四月，固讓朔方、河東節度，許之”王忠嗣最為輝煌時期，曾經兼領河西、右、朔方、河東四大藩鎮。但是物極必反，王忠嗣與唐廷之間的矛盾很快圍繞唐蕃爭奪石堡城事件而爆發。
石堡城（今青海西寧市西南）是玄宗時期唐軍和吐蕃在晚右地區爭奪的軍事據點，控制此城則表示一方佔據軍事的優勢地位，於是唐蕃之間在此多有鏖戰。開元十七年，唐軍佔領石堡城，次年唐蕃會盟成功，以赤嶺今青海日月山作為唐蕃的“國界”，但是在幵元二十九年，吐蕃再次攻陷石堡城。天寶三載，突厥最終亡於回絕和唐軍的夾擊。次年，唐玄宗決議重新奪回石堡城，遭到王忠嗣的反對，認為：“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王忠嗣反對與吐蕃再次開戰，與玄宗邊疆政策產生分歧，導致了唐玄宗的極度不滿。造成王忠嗣與唐廷衝突的原因有：
從王忠嗣角度而言，其與玄宗對邊疆軍事戰略的認識存在根本的分歧。高宗朝以後，為應對突厥、吐蕃和契丹的軍事威脅，唐廷一直奉行以攻為守的軍事戰略，這在玄宗朝尤甚，史載：“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辭指俘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開元十三年）……上由是益事邊功”但是，作為西北藩鎮集團統帥的王忠嗣“少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氣突厥滅亡之後，王忠嗣的這種態度更加明顯，這與玄宗的邊疆政策背道而馳。
從唐廷角度考慮，王忠嗣的保守主義邊防策略與唐廷利益相悼。募兵制改革之後，唐廷要負擔的巨大軍費開支，“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如唐廷在軍費如此高昂的情況下，在西北地區屯駐了二十餘萬大軍，如果奉行保守的軍事防禦戰略，只是與吐蕃進行軍事對峙，明顯是不“合算”的。但是，假如玄宗想與吐蕃保持和平，藩鎮的軍力就應該削減，唐廷就要面對“削藩”的問題，這對於業已壯大的藩鎮集團，將是一個令唐廷極為棘手的問題。
王忠嗣拒絕與吐蕃開戰，玄宗則另擇他將，“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倔俯而從，延光不悅……及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無功”，這次軍事失敗的責任歸於“反戰”的王忠嗣。王忠嗣對於宮廷政治鬥爭的殘酷程度明顯認識不足，其言“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朝宿衛乎！其次，豈失一齡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事實證明，這種抗命行為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不久，王忠嗣以交接太子的罪名，被“徵入朝，令三司推訊之，幾陷極刑……賠漢陽太守……七載，暴卒”’王忠嗣只是中國歷史上無數起因君主與將帥政治歧見而釀成的“悲劇”之一。
王忠嗣遭乏卒，西北藩鎮集團遭到嚴重的削弱，部將哥舒翰出任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政治地位大為下降，而朔方和河西節度使則由安祿山的族弟安思順出任，表現了玄宗透過安祿山勢力牽制西北藩鎮集團的意圖。隨著突厥的滅亡，西北邊疆形勢的和緩，唐廷在西北地區維持強大軍隊的必要性已經大為降低，但是沉浸在“戰爭激情”中的玄宗卻不願意因此調整藩鎮政策，削弱藩鎮的軍事力量，甚至透過“誅殺”良將以鞭策邊將積極拓邊。從王忠嗣的“悲劇”事件來看，對於天寶時期的強藩大鎮而言，要保持其政治、軍事地位，就要保持其旺盛的“軍事鬥爭活力”。甚至製造戰爭假象，以滿足帝王的“個人愛好”。因為外敵一旦肅清，唐廷就轉而要進行削藩，但是授人以柄容易，要將“兵柄”收回卻絕非易事，必將是慘烈的鬥爭，所以安史之亂的發生絕非偶然。
東北藩鎮集團的崛起
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年，因為“營州都督趙文翗驕沓，數侵侮其下，（李）盡忠等皆怨望。（孫）萬榮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國險易，挾亂不疑，即共舉兵，殺文翔，盜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浹，眾數萬，妄言十萬，攻崇州”“‘，契丹與奚舉兵南下，唐廷動用二十萬大軍，方將其討平。玄宗初年，河北地區有潮海、室韋、契丹、奚等外族，其中契丹和奚屢有亂作，但是“東北去中樞較遠，奚、契丹雖桀聱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視之較輕，所用節將，惟張守桂出於精選，亦僅武夫，不知遠慮，而安祿山遂乘機，盜竊兵權矣”。
如前文所述，在開元、天寶年間，唐廷與外族共進行了次邊疆戰爭，對契丹、奚的戰爭只有次，其數量和規模均無法與唐蕃戰爭相比。唐王朝在河北地區設定范陽、平盧兩鎮，兵力達到萬人，卻並非出於軍事進攻的目的，主要為了避免陷入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被動。玄宗朝，對兩蕃除了軍事威懾以外，還多次與之和親，在玄宗強硬的主導邊疆政策下這極為少見。據統計，在整個唐代，共有位“公主”下嫁外族首領，玄宗時期達到位，其中開元時期有位，天寶時期則有位，有位下嫁奚、契丹氣可見玄宗對奚、契丹政策，與對吐蕃的強硬政策不同。
安祿山發跡的時間，和王忠嗣相近，“（開元）二十八年，（安祿山）為平盧兵馬使……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以祿山攝中丞為使……三載，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六載，加大夫……十載入朝，又求為河東節度，因拜之”。與王忠嗣的人生軌跡不同，天寶時期，安祿山可謂“青雲直上”，不但兼領平盧和范陽節度使，並且還控制了原屬西北藩鎮集團的河東、朔方兩鎮，軍事實力得到增強。
唐廷在開元、天寶年間一直將突厥、吐蕃視為大敵，對契丹、奚卻奉行和平政策，加之天寶年間唐軍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契丹、奚更不可能主動進攻唐軍。但是到了天寶四載（年），突厥滅亡之後，也就是王忠嗣拒絕玄宗出兵爭奪石堡城之時，安祿山卻對契丹、奚大舉用兵，史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安祿山這種擅啟邊釁的行為，正好滿足玄宗“求戰心切”的心理。到了天寶九載（年），安祿山“既肥大不任戰，前後十餘度欺誘契丹，宴設酒中著莨碧子，預掘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每度數十人。十一載八月，祿山並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漲溼，將士困極，奚又夾攻之，殺傷略盡”，此次安祿山對契丹、奚的野蠻“屠殺”，竟然因此獲得唐玄宗前所未有的禮遇和款待。安祿山與王忠嗣同為天蟲年間身兼數鎮的方面軍統帥，出生及經歷迥異，對政治的看法和行為也大相徑庭，故在人生際遇方面也大不相同。王忠嗣出身名門之後，“太原祁人也，家於華州之鄭縣。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太谷男，以曉勇聞晚上……玄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橫，皆出意表。玄宗謂之曰：爾後必為良將’”，從小能生長宮廷，陪伴皇子，人生可謂一帆風順。安祿山可謂草莽英雄，“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乳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為業……性巧酷，人多譽之”，青年頗經磨難，最終依靠機智顯達。王忠嗣因“反戰”而遭受玄宗的迫害，應該頗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安祿山則信奉完全的“現實主義”，善於揣摩上意，做事毫無“底線”，最終走上反叛的道路。
正如前節所言，“養兵”費用的高昂是天寶時期玄宗日益窮兵黷武的一個現實原因。憑藉“軍功”顯達的安祿山要想鞏固自己在東北地區的軍事、政治地位，就要彰顯自身存在意義。在契丹、奚本力量弱小，並不斷遭到削弱的情況下，安祿山需要不擇手段製造唐東北地區軍事“吃緊”的假象，來獲得邊功，否則其地位勢必難保。不管玄宗對安祿山的“賞識”是出於個人的好感，還是以此刺激和牽制其它藩鎮，隨著安祿山軍力的不斷膨脹，不可避免要受到玄宗君臣的猜忌。東北的戰事肯定難以為繼，最終是走王忠嗣被“艇斥”的道路，還是起兵作亂，安祿山必須進行抉擇。
兩大藩鎮集團的矛盾與衝突
唐玄宗天寶年間的西北和東北藩鎮集團，處於不同的地域空間，面對不同的外族力量，有著不同的軍事戰略目標，本不應存在矛盾和衝突，實則不然。天寶以來，西北藩鎮集團兵力佔據絕對優勢，並且要與強大吐蕃爭鋒，而東北藩鎮集團軍力稍遜，卻處於東北“偏安”一隅，唐廷本應區別代之，甚至應該將東北藩鎮的軍隊主力西調，抗擊吐蕃。但是，唐廷卻在不斷加強東北藩鎮集團力量，從而加劇了雙方的矛盾和衝突。
唐廷力圖使兩大藩鎮集團勢力均衡，不斷壓制西北藩鎮集團，以便駕駁。從前文可以知道，王忠嗣兼領四鎮，與安祿山兼領三鎮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王忠嗣拒命“反戰”之時，也成為安祿山意外“發跡”之機，玄宗試圖使兩大藩鎮集團勢力均衡，以便牽制，從中駕駁的意圖極為明顯。
王忠嗣被柩斥之後，“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陳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原屬西北藩鎮集團的朔方、河西兩鎮被安祿山勢力所侵奪。天寶十年（年），安祿山兼領原屬西北藩鎮集團的河東節度使，東北藩鎮集團勢力達到鼎盛。為了實現再度均勢，天寶十二載（年）唐廷“加（哥舒翰）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氣東、西兩大藩鎮集團被捲入唐廷高層權力爭鬥之中，這更加劇了雙方的矛盾。安祿山至長安，玄宗待遇非常，“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為（其）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捲去其簾”。
玄宗對安祿山的超規格禮遇，必然威脅到朝內權臣的地位，史載：“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猜逾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於是楊國忠“欲厚結（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聯合西北藩鎮集團的哥舒翰共同制衡安祿山。軍事上，河北兩蕃對唐王朝並構不成威脅，安祿山亦難有作為。只能入長安，極力揣摩上意，討好唐玄宗，以確保其軍事、政治地位，卻捲入了宮廷內鬥。
哥舒翰與安祿山的個人恩怨。兩大藩鎮集團將帥之間個人恩怨由來已久，史載：“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兵器，請（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於是兩人交惡。“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唪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幾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哥舒翰與安祿山之間形同水火。
由於安祿山介入唐廷上層權力鬥爭，受到宰相楊國忠的打擊，又與哥舒翰交惡，陷於“孤立”地位，這成為安史之亂的爆發的誘因。“安史之亂是唐代前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這場叛亂髮生於少數族貴族勢力最大的河北地區，說明這場叛亂包含有極大的少數族貴族分子反漢化逆流因素。這場叛亂由藩鎮問題而起，故也如藩鎮的產生一樣，有其歷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