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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生活中常見的飲品，聚會、小酌都要飲上兩杯。古詩詞中，也常見飲酒的描述，詩仙李白在《將進酒》中說：“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將進酒，杯莫停。”

看上去，古往今來，飲酒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可是真相是這樣嗎？

NO

！

有時候國家出現災情，糧食歉收，統治者便會下令禁酒，就算你是地主，也不能私自釀酒，否則將面臨嚴厲的懲罰。古代生產力落後，百姓辛苦耕作一年，所得存糧不多，而飲酒不但會上癮，還會帶來社會的奢糜之風，大量浪費糧食。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統治者會制定適應社會發展的酒政。

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主要出現過三種酒政，即禁酒、稅酒、榷酒（專賣）。

今天，筆者就為大家盤點一下歷代的酒政。

先秦時期，民間禁酒

大禹最早意識到酒的危害。

《孟子·梁惠王》記載：“帝女令夷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夷狄。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周朝建立後，總結殷商戒酒興國和縱酒亡國的教訓，制定了嚴厲的禁酒政策。在《尚書·周書·酒誥》中：“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意思是，周文王告誡官員，不要飲酒誤事，如果發現有人聚眾飲酒，就格殺勿論。

周朝的禁酒政策，將酒文化引向了正確的軌道，為後代禁酒提供了事實依據。

春秋時，大政治家晏子把禁止濫飲作為治國之道，齊景公採納了他的意見，實施禁酒。先秦是貴族統治，統治階層可以飲酒，宮廷宴會、祭祀天地、賞賜大臣等都會用到酒。但民間禁酒非常嚴厲，動不動就殺頭。

兩漢，從禁酒到酒稅

漢初，禁止聚眾飲酒。

長期的戰爭使得民生凋敝，為了節省糧食，蕭何制定了嚴禁聚眾飲酒的政策：“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當然，百姓自釀自飲還是可以的。

注：

漢朝的金，一般指銅。根據《漢書·惠帝紀》記載：“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

漢武帝，開創榷酒（專賣）的先河。

漢武帝征討匈奴後，國家財政壓力變大，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國家實行鹽、鐵、酒的專賣制度。桑弘羊的專賣制度，是中國財政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對後世影響深遠。

漢朝中後期，專賣向酒稅轉變。

桑弘羊開創了榷酒（專賣）的政策，但政府大包大攬，會帶來機構臃腫的弊端。到了漢昭帝時期

，西漢的酒政由專賣改為課稅

。民間可以造酒買賣，按照規定向國家繳納一定的稅錢，即每升課稅4錢。

西漢酒稅的稅率約

44%

。

關於西漢的酒價，沒有權威資料，西漢的數學著作《九章算術》有關於酒價的題目：“今有醇酒一斗，直錢五十。”可以看出，未徵酒稅前，酒價為5錢/升。因此加徵酒稅後，酒價至少9錢/升，稅率約44%。

東漢延續酒稅的政策。

沒有稅錢的具體資料，但《居延漢簡》的資料顯示，東漢桓帝時，杭州地區的酒價為20錢/升，酒價上漲，估計稅錢也增加了。

隋朝，唯一沒有酒稅的朝代

隋朝存在時期過短，終結南北對峙、統一天下後，社會生產力和民生恢復。隋文帝開皇3年（公元583年） ，國家財政豐足，國家放開酒禁，放任百姓釀酒。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專賣、酒稅等酒政的朝代。

隋文帝楊堅

唐朝，中後期開徵酒稅

唐朝初期不禁酒，乾元二年（759年）曾因小麥歉收而短暫禁酒。安史之亂後，中央財政吃力，為了籌集軍費，開始徵收酒稅。唐代宗廣德2年（764年），官府登記全國的酒戶，每個月必須繳完酒稅，才可以賣酒，標準是長安附近的酒戶交15文/升。

唐朝的酒稅約

50%

。

根據《舊唐書·食貨志》推斷，未徵酒稅前的酒價約15文/升，後面很長一段時間的酒價為30文/升，因此推算唐朝中後期的酒稅的稅率為50%。

唐朝中後期，藩鎮割據，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不強，但太和8年（834年）左右，每年徵到酒稅156萬貫，佔全年財政收入的1/6。

宋朝，榷酒（專賣）支撐軍費

北宋對釀酒業的控制非常強

，包括兩方面：1）開辦大量的官營釀酒坊，從生產到銷售，把持酒的專賣；2）繼承五代以來的“酒麴專賣”的制度，允許民間酒戶釀酒，但必須從官方購買酒麴，同時課以重稅。反正酒戶想釀酒，必須用到酒麴，而且根據購買酒麴的數量，可以推斷出酒的產量，徵稅也“有的放矢”，酒戶基本不可能逃稅、漏稅。

為了從源頭上控制釀酒業，宋初便制定了嚴厲的“禁曲令”，規定：“私造麴15斤、私運酒入城達3鬥者，處死。賣私曲者，按私造麴之罪減半處罰。”

南宋改革酒政，開創隔糟法。

仍是從源頭控制釀酒，官府開設糟房，派遣專人管理，酒戶必須帶著米到糟房釀酒，否則面臨嚴厲的懲罰。官府從起始環節控制釀酒，而且收取高額的費用，起初1石米交錢30貫、頭子錢22貫，後來略有減少。南宋初期在四路推廣，開設官糟400多所，每年收取酒稅690萬貫。

酒稅達到古代巔峰。

宋代的榷酒（專賣）收入直接拔充軍費，因此是支撐邊境軍費的重要來源。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資料，宋代的酒稅從立國以來，在財政收入中一直佔據較高的比例，天禧末年（1021年）超過了1000萬貫，佔財政收入的比例達16%。既使南宋丟掉了北方的大部分領土，宋高宗時期的酒稅仍有1300萬貫，財政收入佔比達24%。

宋代酒稅對財政貢獻很大

課稅加重，酒稅提高。

宋朝前期的酒價並不高，每升約10至15文，到了宋仁宗時期，為了應付宋夏戰爭的軍費，不斷提高添酒錢（變向提價）增加酒稅，酒的價錢從此開始不斷上漲，到南宋初年已達到110文/升。所以宋朝酒稅的增加，前期體現的是需求的增長，中後期則是物價的提升，紅果果地壓榨百姓。

宋代榷酒抽成超過

50%

。

宋朝的酒政以專賣為主，酒的利潤上繳官府，跟收稅不一樣，史料對這方面的記載較少。根據《勉齋集》對官方的石門釀酒坊的記載：“每年歲計本錢2700貫，趁辦息錢8000貫，官吏之請給場務又2000餘貫，是以一分錢取三分息也。”意思為：國家每年投入2700貫本錢，得到收入1。07萬貫，利潤8000貫，留了2000多貫，給酒坊繼續作為本錢。推算下來，國家抽走了所有利潤，抽成比例高達75%。

當然，石門酒坊只是個例，或許它釀的酒很受歡迎，價格高。筆者根據《寶慶四明志》整理了南宋官酒坊的投資-利潤表，可以看到，官酒坊平均利潤率為55%。因此，可以推算出宋代榷酒的抽成超過50%。

宋代官酒務投入產出情況

明代，不重視酒稅，稅率較低

洪武年間短暫實行過官店賣酒，後改為徵稅，設有專門的酒稅徵收機構，京城為宣課司，地方為通課司。明朝的酒稅分兩次徵收，首先對釀酒所用的酒麴徵一次稅，賣酒的時候再徵一次稅。明代的酒稅劃歸地方，並與船稅、漁課、醋等其它商稅合併計算，因此沒有明代酒稅總額和稅率的記載。

明代酒稅的稅率較低。

酒麴稅的稅率為2%，非常低的稅率。再看杭州的例子，正統13年（1448年）杭州知府高安上奏說：“本府自國初，酒醋歲課鈔106，080貫。經歷年久，中有新開酒醋之店，分毫無稅。”大致意思是杭州從建國以來，徵收的酒醋稅沒有變化，新開的酒醋店都沒有徵收酒稅。

明代的紙鈔從洪武年間不斷貶值，到正統年間，100貫鈔才能買1石米，10萬貫鈔相當於1000石米，約400貫銅錢。杭州這種大城市每年徵收的酒醋稅只有400貫，而南宋的常州府，每年課徵的酒稅超過37萬貫（日課酒稅1037貫），就算拋開明代的紙幣貶值，明代的酒稅的稅率也是非常低的。

明代釀酒

滿清，前期不重視，後期徵重稅

前中期不重視酒稅，稅率較低。

滿清繼承了明代的傳統，前中期不重視酒稅，酒稅的稅率由地方制定，收入也進入地方財政，因此各地稅制並不統一。乾隆年間，對酒戶的課稅標準是：上戶交錢150文、中戶100文、下戶80文。嘉慶年間，北京崇文門的酒稅為，每10斤課銀1分8釐（相當於銅錢18文），北京的燒酒價格約20文/斤，稅率較低，僅為9%。

後期對酒課以重稅，橫徵暴斂。

鴉片戰爭是轉折點，為了賠付戰爭賠款，滿清政府盯上了酒稅，將酒稅的徵收權收歸戶部：“其地方稍遠者，匯齊赴部代繳，如有違者， 從嚴懲處。”

以北京為例，酒戶在咸豐三年（1853年）每年稅銀為16兩，同治元年（1862年）提高到32兩，相比乾隆時期提高了100至200倍。直隸地區的酒稅從光緒4年至28年，由3萬兩提高到60萬兩，24年提高了20倍，橫徵暴斂可見一斑。

總結：酒稅是羊毛，財政承壓時剪一剪

除了特定的饑荒、災害、天下初定等糧食緊缺的年份，古代大部分時間是不禁酒的，一般以稅酒、榷酒等形式分享酒水的利潤。

酒稅是富人稅，算是稅制的一大創舉

。相比之鹽鐵專賣，酒稅對非必需品徵稅，等於向有錢人徵收一種特別消費稅，是國家稅制的重要補充，對普通百姓的生活影響較小。如果說食鹽專賣是“國民所急而稅之”，那麼酒的專賣則是“國民所靡而稅之”。

酒稅就是羊毛，財政需要時，便會剪一剪。

宋朝實行募兵制，常年供養八九十萬軍隊，財政壓力巨大，所以一直實行榷酒（專賣）政策，徵稅體系也非常完備。漢朝、唐朝在財政出現壓力時，也會拿出酒稅的政策，剪一剪富人的羊毛。明朝皇帝一直沒看清楚這點，總是盯著農民那點稅，所以逼出了李自成、張獻忠。

酒稅最狠，還數滿清。

雖然前期採取了明朝一樣的低稅政策，當財政出現困難、盯上酒稅時，下手比任何朝代都狠，稅額都是幾十、上百倍的增加。當然也印證了一句話，酒稅多不是繁榮的標誌，當皇帝真正狠下心來徵稅時，絕對是一大筆錢。

歷代酒政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