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mal Tahir

原題|Power Causes Brain Damage

源自|大西洋月刊

基辛格說：“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但是研究表明，權力似乎也是一劑毒藥，會給位高權重的人帶來腦損傷。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說：“權力是一種以殺死患者的同情心終結的腫瘤。”本文聚焦了權力對大腦和認知能力的不良影響——糟糕的是目前似乎還沒有治癒的手段。

如果說權力是一劑處方藥的話，這劑藥上面得附上長長的一列副作用。權力會導致中毒。權力會帶來腐敗。權力甚至讓基辛格認為自己很有性吸引力。

但是權力會不會導致腦損傷呢？

去年秋天，在一場國會聽證會上，當一群國會議員在輪番上陣抨擊John Stumpf時，每個人似乎都能找到嚴厲指責這位現已成富國銀行前CEO的人未能阻止大概5000名員工給客戶設立假賬號的新方式。

但是讓人印象突出的似乎是Stumpf的表現。這個人已經爬到了全球最有價值銀行的高層，但似乎卻完全不能洞悉一屋子人的眼色。儘管他做出了道歉，但既沒有表現出懺悔或受到斥責的樣子，也沒有展現出目中無人、自以為是或者甚至不老實。

他看起來似乎已經無法分辨方向，就像一名剛到地球還受時差之苦的太空旅行者，看起來在他的那個Stumpf星球，順從就是自然法則，而5000只是個很小的數字而已。

哪怕是最直接的嘲諷——“你這是在開玩笑吧”（威斯康星州的Sean Duffy）；“我不能相信在這裡聽到的一些話。”（紐約州的Gregory Meeks）——也沒能把他喚醒。

Stumpf的腦子裡究竟進了什麼？新的研究表明，更好的問題也許是：什麼東西沒有進去？

歷史學家Henry Adams（亨利·亞當斯）在描述權力的時候很有隱喻性而不是醫學性：“權力是一種以殺死患者的同情心終結的腫瘤。”

不過這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教授Dacher Keltner在數年的實驗室和實地實驗後得出的結果相差不太遠。教授研究的是權力的影響，他在跨度達20年的研究中發現，受試者的行為表現出受到了創傷性腦損傷的跡象——這些人變得更加衝動了，風險意識變低了，關鍵是，已經不太擅長從他人的視角去審視問題了。

加拿大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大學神經學家Sukhvinder Obhi最近說的東西也類似。跟研究行為的Keltner不一樣的是，Obhi研究的是大腦。當他把比較有權勢的人的頭部和不那麼有權勢的人的頭部放進經顱磁刺激機器裡面的時候，他發現權力對特定的髓突其實是有損害的，這個東西就是“映象（mirroring）”，是同理心的基石。這使得神經學基礎出現了一個Keltner所謂的“權力悖論”：一旦我們擁有了權力，就會喪失我們獲得它首先所需要的能力。

有各種富有創意的方式都證明了這種能力的損失。

2006年的一份研究讓參與者在自己的前額劃出他人視角下的字母E——這項任務需要從觀察者的位置去看你自己。那些感覺很有權勢的人把E寫成對自己是正確的朝向（對其他人來說正好是反過來）的機率比其他人高3倍（這讓人想起喬治·布什在2008年奧運會時把美國國旗舉反了的那令人難忘的一幕）。其他實驗也已經表明有權勢的人在識別圖中人物感受或者猜測同時如何解釋某評論方面表現會比較糟糕。

事實上，大家往往會模仿自己上級的表情和肢體語言還會加重這個問題：下屬幾乎提供不了可靠的線索給有權勢者。

但Keltner說，更重要的是，有權勢的人不再模仿別人了。當別人笑的時候笑，或者當別人緊張的時候也緊張，其作用不僅僅只是迎合對方。這可以幫助觸動產Keltner說，有權勢的人“不再模仿別人的體驗了”，這會導致他所謂的“移情赤字”。

映象是一種微妙的模仿，這完全是在我們頭腦中進行的，而且我們完全沒有意識。當我們觀察我們執行動作的時候，我們大腦用來做同樣事情的那部分就會產生共鳴（交感反應）。把它解釋成替代性經驗可能最好理解。當Obhi和他的團隊讓受試者觀看某人用手擠壓橡皮球時，影片這就是他們試圖要啟用的東西。

對於沒有權力的參與者來說，映象工作得很好：他們會用來指導自己擠壓橡皮球的神經通路反應劇烈。但是有權力的對照組呢？反應就沒那麼強烈。

那他們的映象反應是不會壞掉了呢？更像是被麻痺了。

沒有一個參與者擁有永久的權力。他們是講述自己曾經負責過的一段經歷，讓人感覺領導有力的大學生。當產生這種感覺時，這劑麻醉劑的效果大概會慢慢消失——在實驗室環境下經過一個下午之後他們的大腦並沒有發生結構化損壞。

可是如果這種效應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話，比如透過讓華爾街日報一個季度接一個季度地傳播他們的偉大，董事會再用額外報酬推波助瀾，福布斯再表揚他們“表現好又不作惡”的話，他們的大腦可能就會發生醫學上所謂的“功能性”改變。

我在想有權勢的人有沒有可能只是不再嘗試換位思考了，但並沒有喪失這麼做的能力。巧合的是，Obhi進行了一項後續研究也許有助於回答這一問題。這次研究人員告訴受試者什麼是映象並且讓他們有意識地增加或者減少他們的反應。他和聯合作者Katherine Naish寫道：“我們的結果表明沒有差別。努力沒有幫助。”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發現。知識應該是有力量的。但知道力量（權力）會剝奪你的知識有什麼好處呢？

似乎最樂觀的可能是這些改變只是偶爾會有害。研究稱，權力會讓我們的大腦篩選外圍資訊。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對於提高效率是有幫助的。但在社交場合，卻不幸會有讓人變遲鈍的副作用。哪怕這對於有權勢的人或者他們領導的群體未必就是壞的。正如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Susan Fiske令人信服地指出那樣，權力減少了對人觀察細緻入微的需要，因為它賦予了我們對資源的控制，而後者我們一度必須靠勸誘別人才能獲得。不過當然，在現代組織裡，維持那種控制要靠一定程度的組織支援。新聞頭條上數不勝數反映高管之傲慢的例子說明了很多領導已經突破了這條界線，做出適得其反的蠢事。

因為不大能理解他人的個人特質，他們就得更加嚴重地依賴於刻板印象。而其他研究認為，他們看的能力越差，就越要靠個人的“視力”去瀏覽。在John Stumpf眼裡富國銀行每一位客戶都有8個獨立賬戶。他告訴國會說：“交叉銷售是深化關係的簡稱。”

難道就沒辦法了嗎？

答案是既是也否。你很難阻止權力影響大腦的傾向。更容易一點的是不再覺得自己有權力，至少有時候是可以的。

Keltner提醒我說，它對我們思考方式的影響範疇可不是一篇文章或者態度這麼簡單，而是一種精神狀態。他的實驗表明，在敘述你感覺不強大的時候，你的大腦就能夠跟現實進行交流。

回憶起沒有權勢的早期經歷似乎對某些人有效，而且如果是足夠灼痛的經歷可能還會提供某種永久性的保護。去年2月發表在《金融雜誌》的一項不可思議的研究發現，在童年經歷過造成重大傷亡的自然災難的CEO跟其他CEO相比對風險就沒那麼大的喜好（不過據此項研究的聯合作者，劍橋大學教授Raghavendra Rau的說法，問題是經歷過沒造成重大傷亡的災難的CEO會更喜歡冒險）。

不過龍捲風、火山和海嘯並不是唯一的約束傲慢的力量。PepsiCo CEO兼主席Indra Nooyi有時候會講她2001年的一天收到自己獲公司董事會任命的訊息那件事。志得意滿的她回到家後還沒來得及宣佈她獲任命的“好訊息”，她媽就問她能不能出去弄些牛奶回來。Nooyi惱火地出去弄牛奶了。等她回來後她媽媽的建議是“把那該死的皇冠扔到垃圾堆去。”

這篇文章的要點其實就是Nooyi講的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充當了一個有用的提醒，提醒再有權勢的人也要盡普通的責任，需要接地氣。在這個故事中，Nooyi的媽媽充當的是“抓腳趾頭的人（toe holder）”，這是政治顧問Louis Howe描述自己跟四屆總統羅斯福之間關係的一個詞。

對於丘吉爾來說，充當這一角色的人是他的妻子，Clementine，她有勇氣寫這樣的東西：“我親愛的溫斯頓。我必須承認我注意到你行為出現了墮落並且你已經不是過去的你了。”這封信寫於希特勒入侵巴黎的那一天，寫完又撕掉但最後還是發出去了，這不是抱怨而是警告：她寫道，有人向她透露，丘吉爾在會上對下屬表現得“太瞧不起人”了，以至於大家對“將會發生什麼不管好壞都毫無頭緒。”，而相應的危險是“你不會得到最好的結果。”

英國神經學家，曾任外交部長的戴維·歐文（David Owen）爵士在其《疾病與權力》一書中Howe和丘吉爾夫人的故事都講到了。這本書探究的是自1900年以來影響到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表現的各種疾病。歐文指出，儘管一些人得了中風（伍德羅·威爾遜），濫用藥物（安東尼·艾登），或者可能患上躁鬱症（林頓·約翰遜，西奧多·羅斯福），但至少有其他4位得了一種醫學文獻未確認但應該承認的疾病。

正如他與聯合作者Jonathan Davidson在2009年發表在《大腦》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那樣：“傲慢綜合徵，是一種因權力而惹的病，尤其是跟壓倒性成功，持有了好幾年，並且對領導的約束最小關聯到一起的權力。”

它的14種臨床特徵包括：蔑視他人，失去與現實的接觸，焦躁不安或者草率行動，有不稱職的表現等。今年5月，英國皇家醫學會聯合舉辦了一場Daedalus Trust會議——這是歐文成立的一個研究和預防傲慢的組織。

我問自認為有傲慢的健康傾向的歐文，是不是有什麼東西能夠幫助他留在現實—裡面。他分享了一些策略：回顧一下過去自己的傲慢被驅散的情節；看看關於普通人的紀錄片；養成看選民信件的習慣。

不過我推斷今天對歐文的傲慢最大的核實也許源自他最近的研究努力。他向我抱怨，企業幾乎對研究傲慢毫無興致。商學院也好不到哪裡去。他的聲音中隱藏的一股沮喪證實了一定的無力感。不管如何有益於歐文的健康，這都表明了在董事會和管理階層太過常見的一種病不大可能很快找到治癒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