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梅洛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
康亞飛
書 籍 簡 介
作者：約書亞·梅羅維茨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ISBN：978
73
02052951
引 言
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歐文·戈夫曼將社會生活描述成多幕戲劇，我們身處其中，只是根據不同身份進行著相應的戲劇化表演。正如他自己所說：“說真的，這個世界也就是一場婚禮。”
他的觀點影響了許多人。這其中就包括本書的作者：約書亞·梅羅維茨。
在梅羅維茨的這本《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書中，他多次對戈夫曼的理論進行應用和引申，尤其是“前臺”“後臺”的觀點貫穿本書始終。除了戈夫曼以外，麥克盧漢的觀點也促進了梅羅維茨的思考。
麥克盧漢將傳播歷史劃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口語傳播、書寫或印刷傳播以及電子資訊傳播。而媒介環境學派的理論家們恰好也對每一個時期都進行了相應的研究：瓦爾特·翁對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中的不同意識模式進行了分析，伊麗莎白·艾森斯坦強調了書寫到傳播的意義，而梅羅維茨在本書中對印刷到電子媒介的研究正好是前者某種形式上的承接。
但在梅羅維茨看來，無論是戈夫曼還是麥克盧漢，他們的理論都不夠完善：“戈夫曼顯然忽略了角色和社會秩序的變化”，而“麥克盧漢雖然指出了電子媒介的應用所產生的社會角色的變化，但他沒有清楚地解釋電子媒介‘怎樣’和‘為什麼’會引起這些變化。”於是，他把二者的理論結合了起來，並嘗試進行新的探索。
梅羅維茨的探索圍繞著“媒介、場景和行為”展開，事實上，他在書中的所有論述也正是以這三個關鍵詞的關係為脈絡，然後從社會角色的角度切入，從而論證了“印刷場景”到“電子場景”的變化所帶來的的潛在影響。
麥克盧漢（圖片來源於網路）
一、兩對關係：新媒介和舊媒介的關係以及區域和場景的關係
1.新舊媒介的關係
關於新舊媒介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媒介環境學派的理論家們
關注
的重要問題，圍繞該問題也引發了一連串思考：新媒介優於舊媒介嗎？新媒介的出現是否帶來了更多的社會問題？新媒介能否取代舊媒介，致使舊媒介的徹底消失？新舊媒介在社會程序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關於這些問題的看法大家莫衷一是。尼爾·波茲曼認為，電子媒介的發展以消解舊文明為代價，而這種舊文明在他看來是更加理性的文明，因此他對媒介發展尤其是電子媒介的發展持批判態度。保羅·萊文森與他的觀點正好相反，他認為媒介的進化過程，就是新媒介對舊媒介的“補救”過程，後一種媒介比前一種更能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滿足人的需要。因此，他也被人們歸為“技術樂觀主義”。在本書中，梅羅維茨開篇伊始就提出了他的觀點。他認為：“書寫並沒有破壞口頭論述，但是它改變了演講和個人記憶的職能。類似地，電視並沒有淘汰閱讀和寫作，
電話
也沒有淘汰寫信。” 他還舉例：
電話
的確影響了寫信的性質和頻率。但這並不意味著後者一定比前者好。也就是說：新媒介並沒有優於舊媒介，同時也不能取代舊媒介。
那麼另一個問題來了：新媒介會破壞波茲曼所說的舊媒介所屬的理性文明，而帶來更多社會問題嗎？
關於這個問題，梅羅維茨並沒有馬上下結論。他用了很多例子來作說明，比如電視的出現讓女性從傳統的家庭從屬關係中解放出來，開始瞭解和參與到社會發展中；又比如電子媒介使兒童和成人之間的界限消失，給了兒童提前體驗成人世界的機會。他用大量篇幅的論述只是想說明一個觀點：用新舊或好壞來對媒介做單一的價值判斷可能會形成誤解，我們更應該把不同媒介帶來的角色變化置於社會發展的程序中，置於具體的場景中來看待。因為媒介並非天生好壞，道德和倫理的規範也受到場景變數的影響。
顯然，梅羅維茨關於新舊媒介關係的看法褪去了鋒利，更加偏向中立和溫和。他更願意用一種充滿期待的態度去擁抱新媒介，因為在他看來，“新媒介被引入某種文化的同時會改變原有媒介的性質、含意和效果”，但這並非簡單地替代，而且“當一個新的因素加入到某個舊環境時，我們所得到的並不是舊環境和新因素的簡單相加，而是一個全新環境……新環境總是勝於各個部分之和”。但同時，他也更加冷靜地注意到了新媒介在不同場景中存在的不同問題，如“近幾年中，酗酒、流產和自殺已成為‘兒童問題’”。也就是說，他更傾向於認為，新舊媒體的關係是一種融合，而非前者消解後者。它們彼此共生，在不同場景中發揮作用，從而不同程度和維度地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方式。
尼爾波茲曼批判三部曲之《技術壟斷》（圖片來源於網路）
2.戈夫曼的“區域”和梅羅維茨的“場景”的關係
梅羅維茨提出的“場景”概念，是對戈夫曼“區域”的引申，但與戈夫曼又不同。戈夫曼“區域”的定義是：“任何受到可感知邊界某種程度限定的地方”。這個區域包含前臺、後臺，甚至有中臺、側臺，其中，前臺“指稱特定表演的場所”。在他的論述中，“區域”更接近於物理區隔，人們在區域內的表演是面對面的。在本書中，梅羅維茨雖然把前後臺的概念引入了關於場景的論述中，但是他也明確表示了自己與戈夫曼的不同：“戈夫曼的後區和前區行為模式描繪了一組靜態舞臺，它僅侷限於面對面的交往上”，“對人們交往的性質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物質場地本身，而是資訊流動的模式。實際上，場景定義的討論可以由直接物質現實問題完全轉向只
關注
資訊渠道。”可見，梅羅維茨贊同戈夫曼所說的“表演”，也贊同他關於“前後臺”的討論，但對“區域”概念本身，他認為只
關注
於物理邊界不免有些侷限。他的“場景”概念，克服了物理區域，對資訊渠道給與了更多的
關注
。如他自己所說：“我們需要拋棄社會場景僅僅是在固定的時間和地點發生的面對面的交往的概念。我們需要研究更廣泛、更有包容性的‘資訊獲取模式’觀念。”這裡所指的“資訊”，與我們通常所說的“事實”不一樣，它是一種社會行為，是人們在交流過程中所表達或傳遞或接收到的一種模糊資訊，比如手勢、表情等。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梅羅維茨和戈夫曼關於場景的看法不同，但並非前者對後者的全盤否定。在梅羅維茨這裡，“物質場所和媒介‘場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相容的兩類。地點和媒介同為人們構築了交往模式和社會資訊傳播模式。”
梅羅維茨注意到了場景裡的人或資訊流動並非完全平等，而是有“規則”。他提出：“每一個特定場景都有具體的規則和角色”，“人們，特別是有權勢的人，能夠定義新場景。”雖然他在本書中沒有直接提到福柯，但是他關於“規則”的闡述與福柯的“權力”的觀點有些相似之處。福柯認為，權力無處不在，而且這種權力並非暴力的殘酷鎮壓，而是一種暗含著的知識權力。梅羅維茨也認為每一個場景都有規則，掌握資訊的人就是規則的掌控者。
但同時梅羅維茨也提出：“某個個人在某個角色中的前區行為，不過是其他角色的間接的後區行為”，因為場景是不斷變化的，在這個場景裡的被規則者到了下一個場景裡可能就成為了制定規則者。這個關於場景變化的觀點戈夫曼也提出了，而且兩人的看法幾乎一模一樣：“儘管人們傾向於把某個區域被標定為與某種表演相關聯的前臺或後臺，但很多區域在這一時間和含義中是作為前臺，而在另一時間和含義中卻成了後臺。”
場景除了不斷變化以外，還能融合。梅羅維茨認為：“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會產生不同的行為模式，但是當兩個場景融合後，就會得到一個新的綜合定義。” 可見，場景的融合並非1+1=2，而是達到了＞2的效果。但個體的行為相加並不能產生社會現實，而是要依賴於不同場景中人們的行為，因為“社會現實並不是存在於人們行為的總和中，而是存在於所有場景行為模式的總體之中。”
梅羅維茨的“場景”概念，跨越了地域上的場景，將眼光投放到了資訊流動的場景中，並察覺到了其中暗含的某種規則，不得不說，相比於戈夫曼的“區域”概念，梅羅維茨走得更遠。
臺前與幕後（圖片來源於網路）
二、從印刷場景到電子場景的變革
梅羅維茨認為，媒介變化導致了場景的變化，而場景的不同改變了我們對各種社會角色的認識。因此，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的變革，也相應地引起了印刷場景到電子場景的變化。
他的這個判斷不僅惹人發問：印刷場景和電子場景到底有何不同呢？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梅羅維茨上來就開始向我們解答這個疑惑。他提出，在印刷場景中的人們，並不能隨便跨越到其他場景中，而是需要一定的門檻。因為“印刷編碼的複雜在各種年齡群體內和群體間隔離了資訊系統。要掌握印刷媒介中複雜資訊就要求分階段地學習，這造成了許多不同的群體，每一群體社會化的許多階段，以及許多不同層次的地位和權威。”簡單地說，就是書本資訊並非人人都能讀懂，懂印刷編碼的人，既受過更高教育的人才有準入權，而不懂這些資訊的人顯然被隔絕在外。但電子媒介不同，它“打破了印刷媒介所塑造出來的專門的、互不相同的資訊系統。許多人透過電子媒介學習和體驗到的東西，與他們的年齡、傳統教育和社會地位相對無關。”因為電視資訊的編碼較書本簡單，人們就算不識字，也能聽得懂語言、看得懂畫面。這個解釋與他前邊提到的“資訊場景中的規則”的說法相一致。
除此之外，梅羅維茨還提出了電子場景和印刷場景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即：公開和私下行為的模糊。他認為：“電子媒介將過去人們直接而密切觀察時所交換的資訊也播放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刷媒介具有‘前區偏向’，而電子媒介具有‘後區偏向’”。也就是說，書本只會傳遞較冰冷的文字資訊，而電視兼具視聽效果的特質，將人們面對面交流中所用到的表情、聲音也傳遞了出來，而表情和聲音的傳遞與文字傳播是極不同的，前者更私密，後者則更正式。
兩個場景的第三個不同之處是：社會地點和物質地點的分離。在電子媒介之前，所有媒介的變化總會影響著地點之間的關係，但電子媒介改變了這種關係。就像梅羅維茨所說：“我們身體所處的地方不再決定我們在社會上的位置以及我們是誰。”這個觀點與哈羅德·伊尼斯在《傳播的偏向》中提出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伊尼斯把媒介分為偏時間的媒介和偏空間的媒介，前者如莎草紙，後者如黏土和石頭上的文字。同時他提到：“印刷工業有一個特徵：非集中化和地方主義。廣播傳播萬里，覆蓋廣大地區，由於不受文化程度的拘束而打破了階級界線，它有利於集中化和官僚主義。”他們二人都看到了媒介之間的不同，即有的媒介讓人們受制於空間或時間，而有的媒介卻消除了界限。不同的是，伊尼斯更多從政治擴張來說，而梅羅維茨僅停留在社會文化層面。
電子媒介的誕生，給當時已經對印刷媒介習以為常的人們，確實帶來了震撼和不安。“電子介入交往的結果，場景和行為的界定不再取決於物質位置……電子媒介將資訊和經歷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梅羅維茨的這句話，乍一看，似乎不好理解，但是想想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世界各地的美景、其他人的體驗、暴力活動等，就明白了。從以前的空間受限、資訊閉塞到爆炸式的資訊裂變，人們接受它確實需要時間。
三、群體身份的變化
梅羅維茨在本書中提到的“群體身份”，或許也可用“群體角色”代替，他們是基於共享某個或某些資訊系統而產生的。因此，“不同社會資訊系統的數量越多，不同‘群體’的數量也就越多。”電子媒介的出現，整合了資訊系統，不可避免的，也帶來了群體身份的變化。
首先是後臺群體行為的暴露。“電子媒介暴露了許多群體的傳統的後臺行為，過去只有群體成員才能獲取的資訊，現在群體外的人員也能得到。”這與前邊他提到的電視傳遞了“表情”一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過去某些群體所特有的資訊既是他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也是他們的優勢所在，而現在，由於電子媒介的介入，這種優勢不復存在。
其次是群體地點的破壞。“電子媒介對物質地點與資訊獲取之間關係的破壞，對群體身份產生了巨大影響。”比如女性，過去被限制在家庭區域內，但現在她們獲知了更廣闊世界的資訊，這讓她們的意識開始覺醒，並對傳統的男女身份的設定進行了抗議。同樣，電子媒介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原有的區域限制被消解，世界成為一體，成了麥克盧漢所說的“地球村”。
最後是高低身份場景的融合，使得權威被質疑。“電子媒介透過改變資訊流的方向和模式而影響了傳統的等級制度。”這一切變化主要來自於“後臺的可見性”。因為“某人的物理位置和領地控制不再能確保對有重要社會意義的資訊控制”。梅羅維茨認為，高地位的角色常常依賴於對當時主要資訊渠道的掌控，但如今資訊的流動讓這種權力弱化，普通百姓也漸漸掌握了一些渠道，故此，權威被質疑。雖然他前邊提到任何場景內都有“規則”，都有“掌權人”，但是到這裡他又認為“權力不再”，事實上，又脫離了福柯的知識/權力的觀點，因為在福柯看來，權力無處不在。
四、結論
或許是受作者所處時代的限制，本書中有些論述略顯陳舊，尤其是第二部分的個別案例顯得“不合時宜”，但是，梅羅維茨將戈夫曼和媒介環境學派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進行的探索和嘗試，無疑富有洞見。
試圖簡單地來將本書的觀點描述為“媒介引起場景變化，場景變化改變了社會角色”的做法雖然並無不妥，但卻略顯單薄，因為梅羅維茨的野心不止於此。他對於媒介的思考並不是單一的，而是企圖撬動整個社會秩序，找出媒介和社會發展程序中的深層次關係，正如他自己所說：“媒介的演化透過改變我們收發社會資訊的方式重塑了社會地點和物質地點的關係，這就改變了社會秩序的邏輯。”
但是遺憾的是，對於政治的淺嘗輒止和將社會的一切變革都歸因於媒介和場景的做法，顯然沒有觸碰到更深層次的原因，甚至或多或少表現出了對媒介的“過度崇拜”。當然這並不能掩蓋梅羅維茨已取得的成果，畢竟人類歷史的程序非一朝一夕之就，社會變革的力量複雜而多變，在這其中，媒介扮演了多大的角色，甚至將來會觸發多大的變革都不得準確得知。媒介和人、媒介和社會的關係，仍需要我們繼續艱辛探索。
本文原載於《符號學論壇》
編輯︱王文瑾
視覺 | 歐陽言多
如果這篇論文給你帶來了一點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