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月之
當今時代，人類知識的生產、傳播與創新，鮮明地呈現以下四個特性：即知識更新快速性、知識總量無限性、資訊釋出隨意性、知識真偽難辨性。
知識分科越來越細，知識更新週期越來越短。人類知識三大版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也就是數理化天地生醫農，文史哲經法社教，每一門學科下面不知道分出了多少二級學科、三級學科。以歷史學而言，大而言之，可分中國史、世界史，再細分，有古代、近代、現代、當代，還有城市、鄉村、社會、區域，古代還可以按時段，先秦、秦漢、唐宋元明清，一直細分下去。據相關學者測算，人類知識在19世紀是每五十年增加一倍，20世紀初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到70年代是每五年增加一倍，而最近十年大約每三年增加一倍。
知識總量越來越巨大，大到難以想象的地步。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人類近三十年來所積累的科學知識，佔有史以來科學知識總量的90%，換句話說，此前幾千年中所積累的科學知識，只佔現在科學知識總量的10%。
人類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以後，由於資訊釋出多樣化、隨意化，只要有手機，每個人都可以持續不斷地釋出各種資訊。於是，資訊世界魚龍混雜，真假難辨。
知識創新越來越依賴於兩個基點，即對學科前沿最新知識的準確掌握，與對學科宏大背景的全面把握。前者要求的是分析，後者要求的是綜合，前者要求的是專，後者要求的是通。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完成知識創新。
面對這樣的知識總量，這樣細密的分工，這樣快速的更新，這樣混雜的局面，每個人都顯得越來越渺小。但是，人類需要由準確知識彙集起來的無所不包的萬寶全書。這就是百科全書與《辭海》一類以準確、宏通為特點的權威工具書。因為，知識無限，能力有限。一個能力有限的人要在無限的知識海洋中有所創新，就必須依託無限的知識界的綜合能力。於是，百科全書出現了，《辭海》出現了。“對不對，查《辭海》”，成為人們獲得、驗證知識的有效法門。
百科全書與《辭海》的共同特點，都是依託知識界的集體智慧，為社會大眾提供可靠的、準確的、穩定的知識。任何知識創新，都是在知識守成與變異的矛盾中展開的，都是在知識體系的新陳代謝過程中實現的。《辭海》每過十年就新修一遍，有所保留，有所增刪，有所修訂，就是這種守成與變異的綜合體現。
辭書講究知識的全面性、科學性與穩定性。以知識體系相對穩定的中國近代史來說，最近四十多年，無論是具體史料的披露，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話語的更替，研究體系的變化，都是相當廣泛而深刻的。每過十年就對這些變化作一遍梳理，對相關學者與社會大眾來說，是提供了可靠的參考知識，對於從事《辭海》條目修訂的學者來說，則是對學界動態一次新的瞭解、梳理與研究，也是一次綜合性的學習與提高。從條目的修訂與撰寫過程中，也能折射出歷史學的演變與發展。在此前《辭海》修訂過程中，陳絳先生和我負責近代史方面的內容。我們深感這一工作極有價值，也很有難度，但總是勉力為之。
從收詞範圍看，改革開放以前出版的《辭海》所收政治性條目、階級鬥爭類條目較多，經過這三四十年的不斷修訂，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中外關係史的內容，增加了許多，也更能反映豐富的歷史內涵。
釋文方面，《辭海》注意吸收學術界比較可靠的、穩定性較強的成果。比如，1900年7月，唐才常、容閎、嚴復等兩次在上海舉行旨在反對慈禧太后統治的“中國國會”，有八十多人參加，影響很大。會議舉行的地方到底在哪裡，有哪些人參加？言人人殊。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稱，會議是在張園舉行的，因此，後人將其簡稱為“張園國會”。但是，根據參加會議的孫寶瑄的日記，以及與會的日本人記述，會議是在愚園舉行的，地點、人數、議程均有具體記錄，這些資訊顯然比馮自由的《革命逸史》更為可靠。《辭海》中，多個條目述及這一事件，第五版之前的版本，釋文均為“張園”，我們在修訂時，便將“張園”逐一改為“愚園”。
再如，1903年發生的“蘇報案”中，章太炎與鄒容被捕。章太炎出獄後曾撰文，說他與鄒容被捕是吳稚暉向清政府告密“獻策”所致。吳奮起反駁，要他拿出證據、證人，章無法提供。後來，章在修改《鄒容傳》時，便將有關文字刪去。蔡元培也為吳稚暉說話，力辯其無。20世紀80年代初，唐振常先生髮表文章，以過細的資料、嚴密的邏輯，論證“蘇報案”中本無密可告，吳也沒有告密其事。《辭海》第二版（1965年未定稿）和第三版“吳稚暉”條採用的是章太炎的說法，稱“1903年《蘇報》被封，由於他（吳稚暉）的出賣，章（太炎）和鄒容被捕”。1989年版（三卷本）修訂時，便刪除了這一說法。還如，秋瑾案中湯壽潛責任問題。《辭海》第二版和第三版“湯壽潛”條稱“1907年（湯壽潛）參與浙江官紳殺害秋瑾事件”。引起爭議。第四版刪除了相關內容。但是，民間沿襲舊說，北方一電視劇演繹這一故事，稱湯壽潛陷害秋瑾，引起訴訟。
古人強調史書在彰善癉惡方面的特別功能，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在資訊記錄、儲存手段如此豐富，史書撰寫與出版如此多元而發達的今天，一般史書的功能早已遠遠不能與《春秋》相比了，但是，作為在廣大讀者中有很高權威性的《辭海》，其收詞、釋文的影響，依然值得編撰者高度重視。正因如此，我們每次接到修訂任務，總有如履薄冰之感，告誡自己認真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提高《辭海》相關條目水準。
（作者繫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辭海》中國近代史學科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