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南柯 植樹
2017年，90歲的英國藝術史家、小說家約翰·伯格在巴黎去世。這位著述等身的老人為世界留下了極為豐厚的精神遺產，他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頗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才華橫溢的藝術批評家、熱情洋溢的新聞工作者……
美國著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曾評價道，“他為世間真正重要之事寫作，而非隨興所至。在當代英語作家中，我奉他為翹楚；自勞倫斯以來，再無人像伯格這般關注感覺世界，並賦之以良心的緊迫性。論詩意，他或許稍遜勞倫斯；但他更機敏、更關注公共價值，風度氣節亦勝一籌。他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與思想者。”
《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而最近面世的《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以下簡稱《三重生命》），作為首部伯格傳記，就像一支“登山杖”，為讀者進入他的精神世界提供有力的幫助。
富有爭議性的一生
約翰·伯格1926年出生於倫敦的一箇中產階級家庭。他年輕時曾立志成為一名藝術家，為此，16歲的伯格違背了家庭意願，輟學前往中央藝術學院學習藝術。二戰期間他曾在英國軍隊服役，退役後進入切爾西藝術學院和倫敦中央藝術學院。
上世紀40年代後期，伯格曾嘗試在倫敦多個畫廊舉辦畫展，此後也終身保留著繪畫的愛好。但他並未真的將藝術作為自己的一生志業，而是開始著力於評論，1948年至1955年，伯格作為撰稿人為著名雜誌《新政治家》撰稿，他的左翼人道主義傾向，以及大膽而犀利的論斷，使他迅速成為了一位頗具爭議的藝術批評家。
這種“爭議性”貫穿了伯格的一生，他被譽為“人文主義左派的精神領航星”，也被描述成一個“蠻牛闖進瓷器店”般粗暴的傢伙。
伯格一生著述極多，其中，小說有《G。》《我們在此相遇》等，討論社會問題的有《幸運的人：一個鄉村醫生的故事》《第七人：歐洲農業季節工人》《不勞而獲》三部曲等，討論藝術和藝術家問題的有《畢加索的成敗》《觀看之道》《看》《另一種講述的方式》等，此外，還有大量關於攝影、藝術、政治的文集。
我們從伯格紛繁多樣的寫作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以下三個主題的持久關注：藝術、藝術家和政治的關係；視覺或者觀看本身的意義與歧義；當代經濟政治變遷中的農村和農民。伯格說：“我認為一個寫作的人，應該勤於見證身邊正在發生的重要事情。”他一生致力於“為世間真正重要之事寫作”，貫穿在所有寫作主題之中的，是他作為“異端”永葆的批判精神和悲憫之心。
“他改變了我們的觀看之道”
伯格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或許莫過於《觀看之道》了。這是伯格與BBC藝術製片人麥克·迪柏一起製作的電視節目，首播於1972年，併成為了接下來十年裡最有影響力的藝術節目。這個節目還同時出版了配套的圖文冊，1994年，我國翻譯家戴行鉞翻譯了此書，也正是從那時開始，伯格逐漸被中國讀者所瞭解。
在《觀看之道》中，伯格討論了繪畫真跡與複製品之間的原真性問題、油畫在鞏固階級地位中發揮的作用、裸體人像如何反映男性觀者和女性被觀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廣告如何煽動消費主義等問題，他提出的觀點深遠影響了今天文化研究領域“階級、種族、性別三位一體”的研究格局，甚至已經成為了大眾常識中所謂“政治正確”的一部分。
在1970年代的英國，《觀看之道》稱得上是一部石破天驚的作品，電視片一開始，伯格用裁紙刀從波提切利的名畫《維納斯與馬爾斯》中切下維納斯的頭像，並宣佈：“脫離畫幅的維納斯頭像，可以僅僅是一幅少女肖像。”
這一貌似激進的舉動所做的並不是破壞，而是要宣告傳統藝術觀看方式的“死亡”，並對藝術史“解神秘化”。
換句話說，在伯格看來，作品其實是先於觀看而存在的，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觀看方式，當我們凝視作品的時候，我們以自己的學識、地位和品味來觀看這部作品，這種觀看方式與作品本身的聯絡並不大。當我們不再以懷舊的心情去觀察古代的藝術，藝術也就不再成為神聖的遺物了。當伯格以挑戰者的姿態打破了藝術闡釋的權威性，藝術問題就與政治問題勾連了起來，誠如梁文道所言，“所有影像其實都與權力或某種慾望有關”。
我們不一定絕對認同“伯格”的觀點，但這種從不同角度觀看和思考事物的習慣卻是一個“去中心”時代的藝術欣賞者理應具備的素質。用我國學者陳丹青的話來說，“他不倦的窺探並非僅僅指向攝影與繪畫，而是‘觀看’的詭譎。在我們可能涉及的有關觀看的文獻中，很難找到如此引人入勝的文字，這些文字有效化解了古典繪畫被專業史論設定的高貴藩籬，也使照片擺脫過多的影像理論，還原為親切的視覺讀物。閱讀伯格，會隨時觸動讀者內心極為相似的詫異與經驗，並使我們的同情心提升為良知。”
講故事的人
比起一長串被贈予的頭銜，約翰·伯格更樂於把自己稱為一個“講故事的人”。他走過很多地方，觀察背井離鄉的移民工人、鄉村醫生的日常生活，甚至形形色色的動物，並記下他們的故事。
他不強求在記錄中給出一個答案，卻希望自己的讀者對生命保持尊重和懷疑，“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就是因為我們並不完全確定，因為我們對其充滿懷疑。而生命最終只能用體驗的方式去充盈神秘，豐滿智慧。”
伯格很少用學院的方式寫作，而是探索和嘗試各種各樣的文體，使他的寫作不易被學術體制所接納，卻擁有遠較學院派為廣的讀者群。在“觸動讀者內心極為相似的詫異與經驗”的同時，伯格也由於他作品中充溢的感性與公共性，而與英國主流藝術評論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
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約翰·伯格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主張為自身而藝術、為命運而藝術。在《藝術家與評論家》中，他說，“恰恰不是我將政治拖入了藝術，而是藝術把我捲入了政治之中。”這解釋了伯格所關心的藝術問題為什麼彷彿總是天然地與政治問題纏結在一起。
在伯格看來，為公共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應當容易被人接近、受歡迎並激動人心，換句話說，它應當符合人們生活的現實世界的情況、符合人的經驗、能夠引人共情。那些難懂的、深奧的、憤世嫉俗的藝術是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混亂”，本質上是創作的“方法、目標和標準的混淆”。
因此，在伯格筆下，真正值得被關注和書寫的永遠不止是“觀看”，更重要的是“觀看”背後的故事。在伯格看來，形式主義的技術批評並不能給我們的思考帶來什麼助益，反而會妨礙人接觸到事物的真實一面。而“良心”，這個幾乎被說得俗濫的詞語，卻給予了我們一種常識的力量與角度，將我們脫離出種種“套話”“行話”的陷阱。
伯格以他老左派的風度與品質告訴我們，藝術不能也不該漂浮失重，它可以不承載任何的權力律令道德禁忌，但在最終的層面，它仍然要觸控人性，並且表達人性。
《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作為一位知名的“多面手”，約翰·伯格的思想歷程是頗具豐富性和複雜性的。在他的整個思想地圖中，我們所熟悉的《觀看之道》或許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還有很多有價值的文章和著述作為地表下的“富礦”，等待著我們的發現和發掘。但接近一位思想家的過程又像是登山，山之巍巍，令人不禁產生望而生畏之感。《三重生命》作為首部伯格傳記，正可成為一支“登山杖”，為我們進入他的精神世界提供有力的幫助。
這部傳記將伯格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展開敘述：第一階段是1950年代伯格作為新聞工作者和文化戰士的早期職業生涯；第二階段是伯格“活力的、感性的和高產的十五年”；第三階段則是伯格晚年紮根歐洲農村，將自己重塑為一位農民經驗編年史家的經歷。
圍繞著一系列個人和歷史的分水嶺，《三重生命》追溯了伯格的發展歷程，透過大量第一手的、未發表的訪談和最近公開的檔案資料，作者喬舒亞·斯珀林在諸多爭議性的時刻之下發掘出了傳主的非凡複雜性，也正是這些複雜性造就了伯格及其思想地圖的迷人之處。
《三重生命》不僅相當全面地向讀者展現了伯格所經歷的重大歷史分水嶺和各階段中的思想變化，還從伯格擴充套件開去，用為伯格做注的方法鋪陳時代思潮，為上世紀的文化左派整體畫了像。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三重生命》的作者喬舒亞·斯珀林不僅善於創造金句，而且善於從伯格的著作中挖掘金句，本書的中文譯者亦不惜花費大量心血精力，將所有金句都譯出了“金色”。
正如書中所說，“年邁不必是苦澀的；生活總留有驚喜；思考和慾望、發現和反思，互相影響著前行；過去的天才和現在的密友似乎在一張桌邊坐著。”斯珀林為我們開了一扇窗，窗子的那邊，有一個熱烈、深刻而樸素的世界，正等待著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