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進行考古的時候，最常挖到的、有東西讓我們可以挖出來，可以去分類、可以做研究的，一個是當時人的垃圾堆，因為是垃圾堆，所以不會去動它。另外還有一個不會隨便被動，因此可以保留下來的是墓葬。
墓葬在說什麼？
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很多墓葬讓我們相信生活在那個時代這種環境底下的這些人，他們一定有相當程度的意義思考，要不然就不會出現跟墓葬有關的這些特殊的現象。例如說華陰橫陣遺址，這屬於新石器時代的中期，其中有一個M1，它一共有五個坑，每個坑裡都埋了不止一個人。有的有陪葬品，有的沒有；有的遺骸是一次葬，死了就埋在這裡，另外還有一些屍骨是明顯的二次葬，先葬過了之後，然後才移過來。
所有華陰橫陣墓葬，它的豎坑都是南北走向，而所有的遺體都是東西走向，所有的頭都朝向同一邊。光是這樣聽我的描述，你應該就明白，這絕對不是偶然的。這一群人他們一定在想什麼樣的事情，一定有他自己道理的判斷：人要下葬，必須要依照這個規矩，用這種方式下葬才是正確的。西安半坡墓葬的方位和華陰橫陣的相反，頭朝西邊，不過方位也都很正，正東或正西。中國文化面向正方位的習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
大汶口又有不同的墓葬，有一個是直身葬，陪葬品放在遺骸旁邊，另一個卻在外面多做了一片夯土層，把陪葬品擺放在夯土層上面。這兩個墓葬一比很容易理解，後者有夯土層的這個墳墓裡邊埋著的人，一定是在社會里特別重要的人。所以利用有不同層臺的墓葬範圍，還有不同的陪葬品來彰顯他的地位。但是我們真的好想知道，如果你看那個照片，考古遺蹟出土的時候，為什麼那些器物放裡面，它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區別？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馬家窯遺址裡面有一個出土的墓葬則是擺滿了陶器，有人認為這象徵了當時的製陶者擁有很大的權力，甚至或者那是一位製陶者，他就是一個做陶人，他死了之後他的墓葬。再來我們看這些出土的陪葬品看起來都從來沒有使用過，應該是特別燒來放進到墓中的，在後世就稱之為叫做“明器”，是給死人用的。看到這樣的一個考古遺址，我們猜測死者應該和製陶有密切的關係，應該是一個製陶的工匠，替自己或替他的家人，也許是他的父親，或者是徒弟替師傅特別燒了一整套的明器，而且很可能這個燒陶的工匠，他把他可以燒出的各式各樣的陶器都做了，做了一整套。
所以同樣的陶罐有多種不同的花紋，簡直就像是如果用今天的概念來比擬的話，這好像是目錄樣本。這好像是是他們家陶器的型錄，這真的很像在展示說：“嗯，我們家燒的陶器都在這裡，你們大家可以趁機看一下，如果你要下訂單的話，你可以來找我。”那是一個重要的製陶者向他所處的世界、所處的社會所做的一種權利的宣言。我們可以繼續努力去挖掘、去猜想。考古有個好處，因為考古能夠擁有的出土資料太有限了，所以考古的史學方法通常比文獻的史學方法來的寬鬆。意思是說，反正資料那麼少，只要沒有明確牴觸現有的考古資料，你都可以提出你的假想，這就是考古另一個很迷人的地方，我們可以一起思考這個現象到底代表怎麼一回事。
顯然在這個時候，有一些信仰觀念已經在萌芽了，考古工作一定要跟這些“死人骨頭”打交道，一定要挖掘許多墓葬。但即使挖過很多死人，有些墓葬出土的時候，還是會讓專業的考古挖掘者都覺得心裡發毛，因為你清楚感覺到這不是一般的埋葬，那裡面有幾千年前的人的思考和想象在那裡浮動著，穿越幾千年的時空，好像還想要跟我們說些什麼。即使是考古學家看到像大溪文化出土的屈身葬，真的會心裡發毛，屈身葬已經夠困難了，大溪文化的墓葬還用一種更困難、更戲劇性的姿態來下葬，就會讓你覺得在後面應該是有故事的。
陶器在說什麼？
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上面出土了很多的陶器，西安半坡也有不少的陶器，這些陶器的花紋和馬家窯的花紋又很不一樣。早期馬家窯的陶器紋飾是由繩紋、網紋這樣一路發展來的，像繩子一樣的紋、像網子一般的紋路，以整齊的幾何圖形為主。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面的紋飾卻清楚地顯現出來他們對於世界的觀察，例如有魚、羊這些動物。所以陶器的存在對當時的人很重要，而且越來越重要。除了讓他們可以更方便吃穀物，和他們所種出來的作物之外，陶器還變成了人去想象外在世界、進而表達他跟周遭社會之間的關係，還有他跟這個世界的關係的一個重要的媒介。
相較於其他文化，中國陶器的發明跟發展不算特別早。目前陶器最早出土的證據在俄羅斯，然而從已出土的考古遺址來看，中國這一塊地區從大約四五千年前就呈現了一種強烈的傾向，那就是陶器具備有高度的社會意義，這是在許多其他文明當中不曾看到的。陶器的社會意義越來越重要，這和中國國家的起源、中國最早的統治方式有著幽微卻密切的關係。和其他地區的古文明相比，人類群體生活當中，不管是仰韶、大汶口，或者是良渚文化當中的陶器，早早就開始扮演了意義承載和意義表達工具的重要角色。
在中國新石器考古上面有一隻非常有名的陶碗，上面畫的是一個像是人在X光片上面呈現的樣子，為什麼要在碗裡畫東西？而且畫的是人的骷骨，我們無法從功能上面去解釋。不過，和前面所說的墓葬現象是一樣的，這隻碗就告訴我們，當時的人對於死亡還有死後的世界應該有他們特殊的想象，沒有對於死後世界的特殊想象，你也不需要花力氣做二次葬。有不少挖掘出土的豎坑葬，許多骨骸排列葬下來，有些學者解釋那是家庭或是家族墳坑。一直到今天，在中國我們有這種家族大墓的埋葬習慣。一個人死了，先葬在自己的墳裡，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南方人叫做撿骨，把墳墓挖開來將剩下的骨頭收起來，擺進到骨灰罈裡，再放入家族集體的祖墳當中。或許新石器時代的豎坑藏就是類似的做法，顯然那時候的人開始想象死去的人彼此之間，還有死人和活人之間的關係了。
馬家窯陶器上的紋飾在表現什麼？光憑直覺，我們就感覺到這個時候已經躍動著一種具象化的傾向，這就是造型藝術的開端。陶罐上畫了一個人，這個人形的意義或許和原始的陽具崇拜有關，也可能代表某一種生殖神，有好幾個陶器都一樣，既有抽象的紋飾，也有具象的描繪，進一步具象的造型幾乎要取代原來的陶罐的這種形制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再進一步應該就會出現關於動物或人的這種純造型的呈現。
最初燒陶土是為了製造器具，隨後人類發現陶土還有更多的用處。你也可以用陶土來捏出具象的造型，你可以把陶土捏成眼睛裡面看到的東西，也可以試著去畫那些眼睛裡面所看到的具體的東西。看到一樣東西想把它畫下來，這就是文明發源的其中一種衝動。不過，我們要特別看到、特別考慮的，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明明這種衝動已經萌芽了，可是後來卻遲遲沒有進一步的發展。和同時期其他的新石器文明相比，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明的能夠找到的具象造型藝術極為稀少。陶罐上明明已經刻了一個人，如果他的用意就是要藉此來呈現外在的世界、表達跟這個世界的關係，那麼下面一步就應該是把陶罐丟掉，用陶土去捏出一個人的模樣。
但我們現在從考古資料上看到，最強悍的趨勢反而是那個陶罐，陶罐的基本造型一直留下來。西安半坡就已經有這麼多具象的圖形、圖案，然而這類具象的圖畫到了後來，從陶器演進到青銅器，都找不到進一步發展的證據。依照現有新石器時代的考古資料，我們就看出了一個重要的焦點：中國農業起源的過程當中，每一種重要的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這些文化的成立都跟農業有關，也都跟陶器有關。然而如果說這幾種不同的文化在彼此緩慢的互動當中產生了什麼樣的共通性，而且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逐漸形成的話，那至少其中的一項應該是對於器皿形式以及抽象紋飾的重視和堅持。
大部分的墓葬陪葬品都是陶器，用工具陪葬相對少得多。此外，造型藝術在古代中國也沒有太大的發展。從新石器時代的器物，一路到後來的青銅器，原來陶器所延續下來的這個脈絡，在之後的中國文明當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器皿為開端理解中國國家起源
在瞭解中國古史的時候，我們非常需要、很有用的一種材料是青銅器。在陶器之後出現的青銅器，非常明顯的，這絕對不是生活器具。陶器剛開始製造，或許還能夠用個人或者是家戶作為單位，用簡單的方式來燒製，然而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像馬家窯出土的那種陶器所需要的火窯條件就太複雜了，非得要有專業化、集體化的發展規模才行。
到了青銅器製造的階段那就更不得了，燒製陶器一般至少需要600℃，換做是銅器，那就得要燒到1000℃。這當然不是一般隨手撿來乾燥之後的木材能夠燒得出來的溫度。其中牽涉到特殊的燃料，更牽涉到萃取原料的特殊方式，畢竟銅不會是不小心在地上撿到了就有，混合青銅還需要錫，那也不是這種狀況。製作越困難，耗費的力氣就越大，顯然也就需要越強烈的動機和理由。
當我們今天在說“中國青銅時代”，這其實是一個有點奇怪的說法，尤其是對於如果是依循馬克思唯物史觀來看的話，中國出現青銅的明確證據是在西元前3200年左右，那應該算是青銅時代的開端。不過青銅時代前面，這是新石器時代，後面接的是鐵器時代，它的定義，尤其在左派馬克思史學當中的定義，以石器或者是鐵器作為主要生產工具的時代。如果採用這個嚴格的定義，其實我們就不能夠講“中國青銅時代”，因為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中國放棄了石器工具，而改用青銅工具來生產的證據。
這就要回到《左傳》上所記載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目前傳留下來或者是挖掘出土的青銅器，基本上就是兩樣東西，一是禮器，另外一個是武器，青銅農具極其稀少。如果以生產工具的角度來看的話，中國其實是從新石器時代直接進入到鐵器時代，一直到商朝小屯殷墟創造出這麼輝煌青銅器皿的時候，農業生產都還是使用石器。到了西周，陸續出現了鐵質的工具，中間根本沒有生產工具上的青銅時代。
既然沒有生產上的用途，為什麼用那麼難鍛造的青銅去做沒有實際用途的東西？我們一般所熟知的代表性的青銅器，例如說毛公鼎或者是散氏盤，那是為了要拿去煮菜還是盛菜嗎？當然不是，他們都不是實用的器具。青銅器的發展和源流必須要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那不是到了商朝，在商人文化當中突然出現的一種現象，而是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可以看出端倪的。
最早的中國人，例如說大汶口、仰韶、良渚和河姆渡這些文化區的人，我們現在不知道，也很難知道到底是獨立發展還是來自於彼此影響。但是我們看到了明確的共通性，就在於將陶器視為重要的意義存在工具，而不只是生活上的有用容器而已。早在新石器時代，陶器承載的意義就逐漸超過了生活上所提供的便利。另外，良渚文化還出土了非常精巧的玉器，那是更沒有實用性的物品。然而，良渚的玉器和陶器都有豐富、漂亮的紋飾，類似的紋飾風格，我們會在商代的青銅器上看到，那是很熟練的線條，帶有高度的抽象性，而不是具象的造型。
我們沒辦法僅僅藉著考古就來明白界定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中國文化”？不過有幾條線索卻在考古的資料證據上面清楚地浮現出來，可以供我們追蹤。
第一，我們大致明瞭，從距今七八千年左右，在現今稱為中國的這塊地理疆域裡，哪些地方曾經有人居住，他們大概用什麼樣方式來發展生產大部分都是農業，又相應發展出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第二，我們知道，後來商朝顯現出的高度文明的成就，是在七八千年前以降，新石器文化的基礎上慢慢累積起來的。這中間並沒有外來因素的影響。
從前安特生他所提出來的“西來說”，也就是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他在1921年發掘了仰韶村的遺址，提出了仰韶文化的概念。1923年他發表了《中國遠古之文化》這本書，他就主張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彩陶和尖底瓶作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進入了華北，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中國文化西來說”。
認為要到中亞去找中國文化源頭的這種說法，現在考古經證明，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在考古上來看，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證據。相反的，我們現在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些滿天星斗般散落分佈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也就是後來夏文明和商文明的主要構成元素。至少在一件事情上面，他們的確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對於器皿、對於容器的執迷。真的好像一看到了容器就高興得不得了，喜歡得不得了，把很多的意義放在這些容器上，原本的工具就轉變成為在文化生活文化意義上的重要角色，這是其他同階段文明所看不到的現象。
你可以到臺北故宮，或者是任何的重要的博物館去看一看，只要是在六朝之前的展覽品，基本上重要的幾乎都是器皿。相對的，近東和古希臘的文化當中，容器沒有這麼重要當然不是說他們沒有很漂亮的器皿，古希臘留下來的甕很美，英國浪漫主義的詩人約翰·濟慈還曾經特別寫詩，就是《希臘古甕頌》來歌頌這些甕。可是，古希臘的甕和中國古代的器皿所扮演的角色卻大異其趣。
至少在現階段，我們要理解中國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文明，要理解中國國家的起源，我們就非研究器皿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