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影視行業大步向前，年度總票房不斷攀升，中國電影生態版圖呈現出多元、平衡之態勢。但災難型別電影一直未有長足的發展，相對比於好萊塢而言，中國的災難電影在質和量上都相差甚遠，遠未形成一個可持續的型別。
2019年，《流浪地球》《烈火英雄》《中國機長》的出現，可謂給中國災難型別電影的發展帶來了希望，讓導演與受眾都看到了災難片的現實意義與票房價值，感受到它們在弘揚主流價值觀、塑造平民英雄的同時，也“感動了影院內外的大量觀眾，在中國電影裡成就了一種淚水深埋的英雄敘事”。而作為獻禮片，改編自熱點事件的《中國機長》更是對災難、主旋律等關鍵詞進行了融合與超越，在工業呈現的同時，對崇高美學進行了平民化書寫，極具研究意義與借鑑價值。
工業呈現：系統化的工業式製作與“體制內宣發”“電影工業美學”體系大體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側重於文字、劇本，也就是內容層面。第二，側重於技術、工業層面。電影是視聽藝術，需要視聽的震撼力。第三，側重於電影的運作、管理、生產機制的層面”。具體到製作而言，電影工業美學要求“在電影生產過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體驗，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標準化的、協同的、規範化的工作方式，力圖達成電影的商業性和藝術性之間的統籌協調、張力平衡而追求美學的統一”。
《中國機長》所呈現的工業化，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影片系統化、協作化的製作；二是影片對技術高要求；三是影片生產與宣發的協作化；四是影片緊跟體制的宣發策略與工業式宣釋出局。（一）技術、製作層面的工業化運作與自覺首先，進行技術化探索，進而表現出一種工業化追求。據悉，《中國機長》在視覺呈現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劇組花了近3000萬專門搭建了1∶1的空客A319模擬機，並且請來了為《星球大戰》《美國隊長》《雷神3》製作特效的好萊塢團隊，為影片後期提供了強大的技術保障。所以，在飛機遇險時刻的場景中，經由驚險氛圍的營造，給觀眾帶來了震撼的視覺體驗，最大限度地還原了觀眾對真實飛行體驗的感知認同。
不僅如此，影片還自覺進行了技術創新，表現出對“技術化生存”的一種主動探索。“《中國機長》技術負責人王寶撥透露為精準還原當時的情況，此次運用了不少國內首創的技術：首次實現三艙聯動，誤差不超過0．1度，並且首度實現了用平板電腦控制飛機，實時響應速度不超過10毫秒，能夠實現飛機的俯仰、滾轉、顛簸等多個動作的精準操控，確保完美重現當時事件的情景”。所以當表現飛機遇險情景時，電影為觀眾呈現了身臨其境的視聽感受，飛機飛行時的全景呈現、旋轉晃動的鏡頭、逼仄壓抑的封閉空間，緩慢裂開到瞬時爆炸的風擋玻璃、身體懸在半空中的副駕駛員、電閃雷鳴以及槍林彈雨般的冰雹等，一切的鏡頭、特效、聲音，將觀眾全身心地帶入到影片虛擬情境的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工業進步和美學升級的有力見證。
同時，《中國機長》還運用了構成杜比影院效果最核心的技術———杜比全景聲和杜比視界，“杜比全景聲打造的左右前後和上方環繞效果，以及杜比視界100萬比1的超高對比度，能夠讓觀眾在杜比影院感受到非常不同於普通影廳的觀影效果”。影片運用“杜比聲”技術，以聲效手段達到了敘事抒情層面的審美訴求。強烈咆哮的風聲、劈里啪啦的冰雹擊打聲、電閃雷鳴聲等增強了影片的敘事張力，為觀眾帶來了感同身受的驚險體驗。其次，表現出系統、協作、高標準、高要求的工業化製作水準。據《中國機長》IP授權書顯示，影片2018年12月建立專案組、2019年3月20日殺青、2019年4月到6月步入後期製作、2019年9月30日上映，由此，僅僅不到一年時間，便完美地實現了“建組－拍攝－製作－宣發－上映”的全環節覆蓋，其中涉及的緊密協作與高效運轉的體系化價值便不言而喻。
在演員導演合作方面，演員在劇本完成前便紛紛到組學習，乘務員學習飛行知識、機長學習駕駛知識、導演則負責各方統一調配協調；在飛機制作方面，為真實還原高質量的現實原型，導演與技術人員多次前往國外取經，並且取得了三艙聯動等技術突破；在後期協調方面，飛行顧問、乘務顧問、機場、消防、醫務等各方工作人員與電影製作人員溝通協作，才得以使影片再現真實……諸多例項均直接佐證了影片工業化特質，也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踐行電影工業美學生產製作觀念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製作上的工業化、協同化，還體現在民航公司對影片拍攝的幫助上。作為事件原型的四川航空，對於影片製作的支援可謂是自始至終，從前期出品，到後期發行，都有所涉及。
在人員方面，川航機組英雄們與演員們不斷溝通，促使影片對其真實經歷做了完美還原；在培訓方面，川航則為演員們提供了專門的培訓，飾演機務組成員的演員，在四川航空培訓中心接受特訓，川航為其安排了專門的培訓老師；在宣發方面，川航官網緊隨熱勢，助力影片宣傳。另一方面，被眾人稱讚的“萬米高空首映禮”，便是在四川航空3U8803的航班上舉辦。此外，影片的成功離不開整個民航系統的協助，導演多次表示在拍攝過程中，得到了上千民航人的支撐與幫助，如管轄較為嚴格的成都機場、重慶機場，全部開放為攝製組提供拍攝場地。劉偉強也曾在採訪中表示拍得過癮，“你在一個真的飛機上拍，機場給拍，十多部消防車給拍，你還想怎麼樣？真的很榮幸能拍這個電影”。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影片與整個民航系統的關係是相互的，民航給了影片以生產製作層面的支撐，影片也給川航甚至是整個民航系統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即受眾的理解、認同與尊重。所以說，影片的工業化不僅僅是影片內部協作式製作，更在於整個民航系統等外在機構對於電影專案的大力協助，於此，內外之間都做到了系統、協作式的工業化生產。不僅如此，這種生產運作層面的工業化呈現，還體現在生產與宣發的緊密聯動方面。
縱觀整個專案業務開發節點，自11月便開始進行評估、市場調研，拍攝過程中便開始進行品牌營銷，上映前已經做好所有準備工作……此種系統化配合生產與協作式的運籌帷幄，可謂工業化生產的典型，一方面影片在上映前不斷調整宣發策略，保證在全線上映時擁有一定數量的粉絲基礎與品牌基礎，進而保證影片受眾；另一方面，製作與宣發調研的同步並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影片後期宣發打下了堅實基礎。二緊跟體制的宣發策略：真實改編、國慶獻禮與“歌頌平民英雄”的助力根據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成功處置“特情”真實事件改編的《中國機長》，可謂是在“熱點”的保駕護航下取得成功的。
毋庸諱言，當下很多影片的宣傳都要與社會熱點話題相結合，而本身便是基於社會真實熱點新聞進行文字重構與影像轉化的《中國機長》，顯然是自帶流量的。在此基礎上，它還擁有著“獻禮片”的頭銜，並且紮根在“歌頌平民英雄”的社會語境下。於此而言，如果說影片的成功與宣發、影片質量等密不可分，那麼在宣發過程中，熱點、政策、題材可謂是影片的“自來水”式助力者。縱觀中國當下收穫高票房的電影作品，無論是現實主義題材的《我不是藥神》，還是“新主流大片”《戰狼2》《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都是基於真實事件進行影像化重構的佳作。但對比如上作品，《中國機長》則表現出獨特性，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影片改編的熱點發生於2018年，時間距離較近；另一方面，對比以往“白血病”問題、軍隊愛國之舉等距受眾較遠的真實事件而言，飛機遇難這一真實事件更貼合民眾實際生活，更接地氣也更具討論意義，因為國民出行是在所難免的事情，所以大眾本身對於這一“社會熱點”的關注度與討論度必然較為強烈。
與此同時，真實事件中的職業英雄、平民英雄，也都是日常生活環境裡所常見的普通人，更具親和力與話題感。如果說人們觀看《戰狼2》等作品，是從中獲得國家榮耀與民族認同的話，那麼《中國機長》背後的熱點事件，便是使受眾感受個體認同與職業歸屬的想象建構。所以，與《攀登者》講述在時間和認同方面距離受眾較遠的登山隊故事相比，改編自“川航成功降落”這一真實社會熱點的《中國機長》似乎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在親和力與話題性上的天然優勢。儘管前者有著吳京、章子怡、胡歌等國際巨星與銀幕翹楚的助力，但影片最初的文字話題性與現實感顯然是不及後者的，而正是基於此種在時間、認同、親和力距離較近的“真實事件”，影片才得以拿到宣發的關鍵詞與突破口———尋找觀眾的“共情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