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收音機還流行的時候，或許有不少朋友會偶然聽到一些“奇怪”的內容。事實上，這背後可能藏著一段險惡的歷史。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在自己的著作《1999：不戰而勝》提到了這樣一件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曾針對蘇聯及其東歐盟友們做出了許多“和平演變”的嘗試。從資料來看，從20世紀80開始，美國政府批准投入的用來在蘇聯社會培養“利益代言人”的資金累計就多達約900億美元。這顯然是個燒錢的工程，但話說回來，雖然這些豪擲重金的措施對搞垮對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許多相對廉價的辦法反而取到了更加出其不意的效果，其中就包括（我們姑且稱之為）“廣播攻勢”。所謂“溫水煮青蛙”，蘇聯人就沒少遭受這些東西折磨，同時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隨著鐵幕降臨，在同敵對陣營展開對峙之時，不少美國媒體紛紛開設了一項“特殊業務”。以大名鼎鼎的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為例：冷戰開始不久，自由歐洲電臺就在德國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開設了新的總部。名義上是在擴充套件業務，實際上，他們針對東歐各國都量身定做了新的廣播內容，並想方設法在東歐各國設立了分部。
1950年7月初，自由歐洲電臺藉助特殊波段，用捷克語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試播。在獲得成功後，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等國民眾也“享受”到了這些特殊節目。此外，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等也紛紛效仿。相比於派間諜盜取機密、收買要害人物等，這種“廣播攻勢”乍看十分溫和。有朋友要問了：西方國家胡說八道，咱不信不就完了？事實上，對方的狡猾也令人有些防不勝防。
根據資料來看，這些廣播的內容絕非空洞的說教，相反，西方國家抓住了蘇聯百姓的命門，他們偽裝成普通勞動者，以常人的視角一遍遍講述著西方國家和政府中所謂“自由民主”的故事。在一般人看來，這不過是在聊家常，根本沒什麼值得警惕的。殊不知基層民眾很容易對這些內容產生認同感甚至是同名，不知不覺就被套牢，直至對當局產生負面情緒。
它究竟有多險惡呢？作為“廣播攻勢”最重的受災區之一，匈牙利受到的影響最大。
從資料來看，自由歐洲電臺專門成立了“自由匈牙利頻道”，幾乎全天候地向匈牙利基層百姓講述西式“自由民主”的美好。西方國家不厭其煩地試圖喚醒匈牙利民眾對政府的負面情緒，他們教唆民眾向政府提出提高工資、開放言論自由、自主擇業、廢除強制集體化等要求，用這種方式在匈牙利製造內部分裂。這種“平易近人”的手段攏獲了大批忠實聽眾，他們大多是小商人、知識分子、工人和農民。在不斷的轟炸下，“廣播攻勢”很快就取得了效果。
例如在1953年6月，東德爆發了一場工人大罷工。他們以反對突然增加的約10%工作量為藉口，趁機向政府提出提高工資水平、改善生活條件等要求。這場罷工運動在兩天內波及了整個東德，最終有超過500家企業的超過30萬工人參與到其中。很顯然，西方國家的教唆也起到了關鍵作用，罷工運動開始不久，一部分參與者就將矛頭對準了莫斯科政府與駐德蘇軍，雙方爆發了激烈衝突，造成了沉重的傷亡和經濟損失。
再例如在1954年，西方國家藉助“自由匈牙利”頻道廣泛播撒“革命言論”。他們無限放大匈牙利改革措施中的不足，挑唆官民間的關係，最終導致匈牙利改革陷入泥潭。為挽回敗局，當局不得不進行尺度更大的調整，時任匈牙利部長議會主席的納吉·伊姆雷丟擲“新方針”，對蘇聯在紅色陣營中的絕對權威提出了挑戰。這種極端的方式給陣營內部的雙方都帶了嚴重後果：匈牙利事件使“老大哥”的威信受到極大動搖，它給“大家庭”內部埋下了極為危險的裂痕；匈牙利則蒙受了慘重傷亡，國家陷入了衰退，百姓生活水平反倒下降，這更加滋生了民眾的負面情緒，一切進入了令人絕望的惡性迴圈。更可怕的是，彼此的離心離德使得西方陣營獲得了更大的操作空間。
當然，蘇聯當局並非不知曉西方國家的險惡計謀，只不過實在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想要徹底斷絕對方不懷好意的廣播宣傳，顯然是不可能的。
蘇聯方面最初採取廣播干擾的方式進行遮蔽，西方電臺見招拆招，他們頻繁地更換頻率，使得蘇聯人疲於應付。不僅如此，他們更是將廣播訊號鋪設到了蘇聯最偏遠的鄉村，甚至在這些地方，百姓只能收聽到西方電臺的節目。眼看干擾訊號治標不治本，蘇聯當局痛下決心對裝置進行了一次“大換血”：1953年，高層明確規定禁止生產和出售能夠收聽國外廣播的短波收音機。無奈百姓手中存有的“舊貨”實在太多，根據20世紀50年代末的一項不完全統計，蘇聯民眾至少擁有大約2000萬臺老式短波收音機，這便意味著當局“治本”的措施也無法獲得預期效果。
無奈之下，當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經費干擾外來訊號，他們在全國各地建設起密密麻麻的訊號干擾塔。甚至在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召開時，一家宣傳雜誌不經意拍下了位於莫斯科市區的一座干擾塔，為此，當局要求雜誌社進行修圖，在修掉了這座塔後才批准刊登照片。僅1955年，蘇聯政府就白白浪費了數億盧布用以進行廣播干擾，要知道，這一數字已遠超當局在廣播宣傳上的投入。但令人擔憂的是，雖然下的本錢夠重，但局勢依舊在惡化：20世紀50年代後期，蘇聯政府採用的干擾訊號的強度已經達到了正常訊號的十數倍，它甚至已影響到了民眾對正常廣播節目的收聽。
1956年，部分東歐國家對基層民眾展開調查，發現竟有近七成聽眾在收聽“境外廣播”。而到了70年代，克格勃在一份官方調查中明確指出：在首都莫斯科，有超過80%的大學生和絕大多數技術型人才“光明正大”地收聽西方廣播，在他們看來，這根本沒什麼好避諱的。到了這一步，西方國家的“廣播攻勢”早已大獲全勝，小小的收音機嚴重影響了蘇聯民眾的基本認知，蘇聯在這場戰爭中輸得慘敗。
鼎盛時期的蘇聯被認為擁有平推整個西歐的軍事實力，他們在外交場上咄咄逼人，很多情況下令美國都不得不忍氣吞聲。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居然被簡單又廉價的廣播搞得狼狽不堪，這實在是出乎意料。也正是因為在應對措施方面的不足，使得相當一部分基層民眾對祖國和體制產生了懷疑，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大大下降，從而給了外來勢力可乘之機。正所謂“千里之堤毀於蟻穴”，這段歷史至今仍能夠給我們許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