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蘇聯的發展脈絡是二十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而這一現象從始至終就以斯大林模式的興衰史作為主要線索，即成也斯大林模式，敗也斯大林模式。

事實上，在蘇聯強大和衰亡的歷史圖譜中，斯大林模式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它甚至還影響到二十世紀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的發展方式。正因為如此，研究二十世紀的歷史，就必須研究斯大林模式，這是翻越不了的關卡。

文學史上講究知人論世，歷史研究更應如此。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列寧和他的同伴們面臨著來自國內和國外的雙重壓力，如果不採取某種非常措施的話，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很可能會被扼殺。基於這種需求，一種戰時經濟政策也隨之產生。

毫無疑問，上述的經濟政策的著重講究“戰時”，等到蘇俄國內戰爭結束後，自然不能繼續運轉。

為發展國內滿目瘡痍的經濟，列寧創造性地探索出一條新路，即“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實現了蘇俄國內政權的平穩過渡，但也助長了蘇俄內部的集權主義傾向。列寧對於集權化體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苦於重病纏身，無力改變蘇俄內部越發嚴重的集權傾向。

列寧逝世後，蘇聯又面臨著幾個重大問題，其中最主要的還是繼承人的問題。由於當時蘇聯內部還未存在一個能與列寧相提並論的領袖，所以領導層內部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擊敗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一系列政敵後，“鋼鐵慈父”斯大林登場了。

作為喬治亞工人階級中湧現的傑出人物，斯大林認為勝利者有資格書寫歷史，所以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斯大林極力主張集權。當然，主張集權並不意味著要放棄新經濟政策，而事實上在五年計劃實施的最初幾年裡新經濟政策並未廢除，反而得到了蓬勃發展。

如果國際形勢持續走好的話，或許新經濟政策會不斷完善加深，但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不僅席捲了西方世界，也讓苦覓出路的斯大林看到了新機遇。

當人們發現一種更加高效的經濟模式可以實現國家富強之時，原有的經濟模式被廢除就只是時間問題。

1929年，在布哈林及其支持者遭到清洗後，斯大林開始以大規模的行政手段推進蘇聯農業的全盤集體化。這樣，在農業以較短時間完成集體化的同時，蘇聯也能騰出手來發展工業，如此利好政策，自然要長期執行。

雖然，斯大林模式在二戰結束時已表現出後勁不穩的情況，但這並不影響東歐小老弟對於該模式的偏愛，畢竟蘇聯的成功例子就擺在面前，到底選哪個連小孩子都清楚。

據資料記載，蘇聯兩個五年計劃的成就確實斐然。到1940年，蘇聯鋼鐵年產量達到1800萬噸，煤炭產量達到1。6億噸，石油產量達到3100萬噸，發電量更達到483億度，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要知道這遠超1913年的俄國經濟，兩者之間的差距有六倍之多。

列寧逝世前的俄國只是個落後的農業國，有些地方甚至連農具都生產不出來，而等到斯大林接手蘇聯後，經過二十年的蓬勃發展，蘇聯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如此驚人的對比，更顯斯大林模式的優越性。

當然，任何模式都有其弊端，斯大林模式更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它的弊端更加嚴重。

就像列寧說的那樣，斯大林模式的創立者斯大林性格十分粗暴和自負，這非常有助於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不過，斯大林本人過分執拗、專橫的性格特徵也在經濟模式運轉中逐漸暴露出來，並據此形成了嚴重的體制模式弊端。

事實上，這種高度集權的體制模式弊端日益突出，即便斯大林的後繼者們曾不遺餘力地進行改革，但這只是小修小補，並未觸及到斯大林模式的核心弊端。而全力發展重工業的現實需要，更讓這種弊端得以長期實行下去。

二十世紀的蘇維埃政權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因素，這些因素最終促使了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因此，評價斯大林模式不應帶有當代視角，而應該從蘇聯具體國情出發，為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的蘇聯社會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