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一生幾乎是一場拙劣的鬧劇。

當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永遠持不同政見”時，所謂的自由派支持者突然既不自由也寬容，他們有的甚至於辱罵起索爾仁尼琴來，絕口不提之前對他的瘋狂“追捧”。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清晰地瞭解這位“俄羅斯的良心”，從而正視他晚年的“懺悔”。

作為斯大林時期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索爾仁尼琴的一生飽受非議。一方面十年的監獄生活改變了索爾仁尼琴的政治觀和文學觀，而另一方面蘇聯政治氣候的變化確實影響了這位作家日後的政治走向。

無可否認，赫魯曉夫時期的政治風向成就了索爾仁尼琴，使他成為蘇聯境內享有盛譽的作家。可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也葬送了索爾仁尼琴的一切。所謂成也政治、敗也政治，說的大概就是這個道理，或許身為文人的他本不應該參與政治鬥爭。

1970年對於索爾仁尼琴來說是個轉折點，當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際，帶來的不僅有殊榮，更有漫天的怒罵非議。在蘇聯當局看來，索爾仁尼琴的作品迎合了西方社會反蘇的心理，是不折不扣的“異議者”。正因為如此，當局對索爾仁尼琴一直採取打壓態度，希望迫使其放棄政治活動。

不過，自古文人多逆骨，索爾仁尼琴也是如此。你蘇聯不歡迎我，我大不了一走了之，於是索爾仁尼琴前往了西方社會，在那裡他有眾多的政治粉絲和數不清的書迷。

結果，等到索爾仁尼琴到了美國，居然騰出手來，又抽了西方右派們一個大耳光。

1978年，索爾仁尼琴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公開批評西方社會的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想。除此之外，索爾仁尼琴還多次批評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認為西方式的民主完全不適用於俄羅斯社會。

此言一出，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極大恐慌。要知道在之前右派們一直將索爾仁尼琴抬到很高的位置，認為他是蘇聯社會的反蘇精英，但其1978年的發言卻打破了這一切。有鑑於此，西方世界也對索爾仁尼琴頗有不滿，認為他已經神志不清、不正常了。

蘇聯解體後，索爾仁尼琴越發的想念故國，開始著手歸國事宜。1994年，索爾仁尼琴坐上歸國的列車，從東向西，橫穿大半個俄羅斯，整整花了七個禮拜才到莫斯科。

據悉，索爾仁尼琴一路上走走停停，會見各種人士，發表了一系列激烈的講話，其言論也基本延續了此前的政治觀點。回國後的索爾仁尼琴受到了俄羅斯政府和民眾的熱烈歡迎，俄羅斯政府甚至將索爾仁尼琴與高爾基相提並論，這無疑是提高了索爾仁尼琴的政治身價。

但索爾仁尼琴之所以是“俄羅斯的良心”，就在於他看待事物客觀，從來不以榮譽作為衡量政治的尺度。

返回故國後，索爾仁尼琴看到的不是富裕和生機，而是物是人非、滿目瘡痍的俄羅斯社會。祖國的悲劇現狀讓索爾仁尼琴痛不欲生，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前蘇聯的看法。至少在他看來，前蘇聯在冷戰期間還是強大的，絕不會淪落為今天的慘狀。

在《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一文中，索爾仁尼琴回顧了蘇聯歷史，指出現今的俄羅斯社會是歷史上的“三個亂世”之一。他認為當權者如今實行的“休克療法”不僅搞垮了國家的經濟，還將俄羅斯社會推入了黑暗行列。在批判的同時索爾仁尼琴也悲哀地發現，國家已經成了寡頭的“玩具”，這完全不是他所要的俄羅斯。

有鑑於此，索爾仁尼琴也表示了深刻的懺悔：“我害了俄羅斯祖國”。索爾仁尼琴對寡頭政治的深惡痛絕，讓“休克療法”的幕後推手丘拜斯也感到意外。丘拜斯認為現在的索爾仁尼琴幾乎是久加諾夫的盟友了，兩人對於俄羅斯現實的批判分外激烈。

從見證國家不幸到追尋國家的出路，索爾仁尼琴以其自身的獨特經歷見證了一個國家的更替興亡。正因為如此，索爾仁尼琴也被視為俄羅斯的“良心”，儘管他永遠是“持不同政見者”，永遠是政府的頭號“反對者”。

對於邀請他回國的葉利欽，索爾仁尼琴也毫無好感而言。在他看來，正是葉利欽推行的“休克療法”搞亂了俄羅斯的經濟，讓俄羅斯淪為二流國家。因此，索爾仁尼琴對於葉利欽的百般示好也從不理睬，即便被邀請到國會演講，索爾仁尼琴仍然批評政府的貪腐舞弊現象。從這方面來說，索爾仁尼琴配得上“俄羅斯的良心”一說。

作為一個異議者，索爾仁尼琴似乎永遠對政府充滿懷疑，似乎永遠“持不同政見”。可對於俄羅斯民眾來說，有一種叫作索爾仁尼琴的良知更加重要，畢竟索爾仁尼琴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