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荀子的衣缽
我們知道，韓非是荀子（況）的學生，老師的思想必然會影響學生，這是不言而喻的吧。學生接受老師思想的影響自然會有種種表現，也會有深淺的不同，有的是接受並加以發揮，有的則可能有所揚棄，取其所需而已，更有的是反對與否定，但都能看出它的影響所自。讀韓非的著作看到荀子的思想因素，這是自然而然決非吹毛求疵。
據我讀書所見，韓非頭腦裡有兩股子思想，可以說得自於荀子的衣缽相傳。一是人性惡，二是國家即君臣的觀念。現在先把荀子有關這兩個問題的主要論述羅列出來，以便比對說明。
一、人性惡
1、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人為）也。
2、凡人之慾為善者，為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慾為善者，為性惡也。
3、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通政）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4、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參、從之義）聖王，貴禮義矣。……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
5、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二、國家即君臣
《荀子》有《君道》與《臣道》兩文，可以參觀。僅錄二三要點如下：
1、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遍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
2、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民者景（同影）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
3、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分別）治人者也，善顯設（任用）人者也，善藩飾（文飾）。人者也。”並具體解釋如下：
“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奸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
4、“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職（同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
5、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
六、韓非思想表現
現在，我可以談韓非的思想了。一部《韓非子》擺在面前，別人看到一個偉大的法家的形象；我卻只看見一片歷史天空上的烏雲；有的人讚揚他結束了奴隸制時代，開創了一個比奴隸制先進的封建時代，我卻沒看見他對奴隸制有一絲半點的批評，更談不上否定或結束。只見他處處為帝王專制設計，只關注帝王的統治權益，置人民的權利於不顧，人民無非是供統治者驅使的牛馬而已。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也無意標新領異，他的書既如是說，我不過將它攤開來罷了。
談韓非的思想，我以為應該從《孤憤》、《說難》談起。卷首的《初見秦》己被容肇祖、郭沫若等史家據史實否定；而《存韓》的後半，也明顯地羼入了李斯被詔議及使韓事，不論文義、文氣都不連貫，我懷疑決不會是韓非的原文。這兩篇可置而不論。
像《孤憤》這樣的文章，從篇題到內容，在先秦子書中都是獨樹一幟的。像韓非這樣心懷滿腔悲憤，必欲宣洩吐露而後已，也自然會深刻地反映出他的思想和意圖。細讀此文，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積極的從政者，他對於自己的政治主張抱著堅信不疑的態度，且希望獲得聖主、明君的採納，付之實現，這就是他的理想與抱負。可悲的是，他作為一個“智術之士”與人主周圍的那些“當途之人”，不論見解、行為都是對立的，他得不到親信，無從施展其政治伎倆，所以他非常憤慨。這憤慨又無人能喻，只落得獨自傷心，故名為《孤憤》。
他為什麼這樣熱中於政治？已非常人所能逆料。我想，他作為一個韓國的公子，吃飯總不會成問題的，找飯碗決不是理由。這就只能從他有一個大的政治抱負方面看了。雖然《史記》有他為韓國圖強的記載，他的書裡也有《存韓》的半拉子文章可資說明。可是，他的那些主張決不是隻能為一國所用，到秦國後，他不也傾其全力地宣傳，最終見成效就是在秦王掃蕩六合，統一天下，建立起中國第一代封建專制王朝之後麼！如此看來，他不是一個區區的遊說之士，他是一個有很大野心的政治理想家。
他的憤慨是什麼？恨無進身、進言之階是也。
《孤憤》的開篇處就說：“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而當時包圍著人君的一些“重人”，卻“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而又“力能得其君”。照他此話看來，大概那時的政局真糟糕，“人君”竟被貪官汙吏、以權謀私的奸邪小人所形成的一股政治勢力包圍，這就使他有難於進言之苦。但不知這話只是說他的祖國——韓國呢，還是連秦國也包括在內，這就不得而知了。
他韓非既懷著偌大的抱負，又面臨如此的阻力，他在進一步分析那些“當途者”處於優勢，法術之士處於絕對劣勢後，竟令人傷心慘目地說出這樣的話：“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為了給執政者進言，甘願冒死不顧也作不到，這教有民主頭腦的現代人如何想得通！
同樣的話，他在《和氏》一文中重複說過。《和氏》可以看作《孤憤》的姊妹篇，兩者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以和氏獻壁的故事為由頭，說明美玉被誤認為石頭、貞士被汙衊為誆騙的不平事古已有之，即如吳起教楚王，商鞅教秦孝公，都是利國強國的好主張，只因觸犯了重臣的私利，楚王和秦孝公一死，不僅人亡政息，吳起還被肢解，商鞅也被車裂，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所以他又一次哀嘆道“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從這兩聲長嘆，真教人感到從政如蹈火。奇怪的是韓非知而不悛，他那嚮往政治的心，仍然一往無前。這隻須繼續看完他的《孤憤》、《說難》便可知曉。
他不是消極地嘆息了事，他是要積極地喚起“人主”，不管他“萬乘”也好，“千乘”也好，他要把自己的政治見解貢獻出來，教他們如何牢牢地掌握專制的大權，果然如此，他雖死猶生了。從他的“孤憤”看出他的“孤忠”，這算是我的點滴心得。
《孤憤》裡所說的難言之苦，主要來自於君主周圍那幫重臣的作梗，他們結成朋黨，為了一己的私利，竟然遮天蔽日，“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要求不亡國也不可能了。他就是眼見這種危亡的徵兆，故痛心疾首，悲憤填膺。
可是，他有一種頑強的意志，不論如何“說難”，如何“難言”，他還是要說，他還是要言，他務必假手於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個精神是不可動搖的。因此，他在《說難》，《難言》這兩篇文章裡，將建言獻策的難處分析得十分透徹，令人歎為觀止。他說：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別小看這一個長長的排句，這何嘗像一個結巴說的？你聽他接二趕三地一口氣講：不是我知道說不出來，不是我沒能力辯明我的意思，不是我不敢放言高論。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麼，到底為什麼“說難”呢？他說：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問題就出在這裡，說話人要懂得聽話人的心，說他所愛聽的，否則，就要觸黴頭，這不就難了麼。可別急，他真是個可人，深深瞭解此中奧竅，他毫無保留地介紹經驗：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這番話，真有味，值得尋思。照他說，常人所想，多半關乎名利。愛名的人，你對他談利，他看不起你。愛利的人，你對他談名，他聽得不耐煩而疏遠你。那種內心愛利表面愛名的人，你對他談名，他作個尊敬你的樣子實際疏遠你；你若對他談利，他暗中接受卻實際拋開你。如此看來；對統治者進言，確實難哪！故他以誠相誡：“此不可不察也”。大意就是，說話須得察言觀色，揣知究裡吧。
然而，困難還不止此，還有更甚於此的種種意想不到的危險。為了解說的便利，恕我不援引原文，直陳大意吧。他一共列舉了七種可能招致的危險：一是無意間觸及聽者深藏的心事，則“身危”。二是聽者所言非所行，無意間觸及他的行為，則“身危”，三是勸止非分之事雖很得當，一旦敗露，他以為是你搞壞，則“身危”。四是交情不深，言語過度，照你說的辦好了，他不領情；沒照辦而失敗，他懷疑你搗鬼，則“身危”。五是人家有過失，你對他講禮義，等於揭短，則“身危”。六是人家行事居功，被你察覺，則“身危”。七是強人所難，人家不肯罷手的你卻勸他莫幹，則“身危”。有如此這般的許多危險，無怪乎韓非要嘆說難了。他最後歸攏來作了一個精簡的結論，我以為是全文的要旨，不妨轉述於下。他說：
跟這樣的人談正人君子，他以為你在離間；談卑鄙小人，他以為你在賣弄；談他所愛，他以為你想利用，談他所憎，他以為你在試探；話說得簡省，他以為你智力低；話語博辯，他嫌你羅嗦纏夾；想說的意思只微露端倪，他以為你怯懦；考慮周詳，不分鉅細，他認為你是個粗人，”如此等等。他概括一句話“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真是語重心長！
以上舉例，已經很能夠說明諫說之難了，然而，集中還有另外一篇《難言》，也是講難言的苦楚。我仔細閱讀，發覺兩文各有側重，文氣也不相同，《說難》意在指出聽言者與諫言者所想不一，故不免適得其反，好心不得好報。文章語氣是一般的論說方式。《難言》卻是專就諫言者的說話方式說的，不論你採用那種說話方式，聽言者都會從壞的方面想，讓人無法置喙，也就是我們常常會碰到的“說不進話去”的窘境。這篇文章的開頭一句是“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云云，這是不是跟那位“主上”面諫的奏議稿呢，這就不得而知了。我覺得他所說的難言之苦，可通於文章，不僅當時的某位主子聽他的話會作如是想，即使我現在看他的文集也難免作如是想。他不幸而言中的事，明知其難，卻偏要幹，這就越見得他銳意推行他的政治主張是多麼積極、多麼奮不顧身的呀，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現在先看原文：
“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厚恭祗，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歲（刺傷）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誇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通訟）。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
如果諫言一事，果真像他說的這樣困難重重，不僅寸步難行，還真教人洩氣！因為“度量雖正，未必聽；義理雖全，未必用”，這乃是常見的現象，歷史上有許多觸目驚心的往事，“以至智說至聖”如伊尹說湯，講了七十次都不見用，更不必提“以智說愚，是“必不聽”的了。他列舉了一耙拉的歷史名人，都因忠諫而死於非命。這實在令人深思，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連老命都不顧，硬要宣傳他的政治主張，他的政治主張到底於國於民有多少貢獻，這問題留到後面再談。現在我可先說一句，像韓非這樣議論說話難的文章，確是古來稀見的文字，把它當作一篇“談話心理分析”之類的歷史文獻，也是當之無愧的。
七、韓非的政治主張（一）
韓非的政治主張，一言以蔽之曰：專制。
他對統治者稱“主”（國家的主宰）、或“人主”（人民的主宰），當時還沒有後來的“君王”、“皇帝”之類尊號，所以不便稱為封建專制，此其一。他的主張，並無時代和社會形態的特色，即便是後來時興的種種國家元首的名目，只要願意採用專制制度，也是完全合拍的。我看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所實行的獨裁，和他所講的也差不多，不便只稱為封建專制，此其二。
他的《主道》一文，對統治者如何實行專制作了透徹的發揮。“主”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絕對的權威，這個“主”所要遵行的道，就是老子所講的“虛靜”“無為”。“明君無為於上，群臣聳懼乎下”，兩句話把專制的威懾作用形容得令人不寒而慄。當政者只須謹守“無為”之道，什麼具體的政務都不必實際參與，就能讓所有的大臣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地遵令行事。“無為”為什麼能產生這樣大的神力呢？據他的解釋：
“明君之道，使智者能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昔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
這話說的可真厲害。作統治者要善於利用下屬的材智，發揮他們的才能以治理國家，理當如此，無可非議。問題在於他的算帳方式不同，功罪分開，功是君主的，罪是下屬的，不論如何，統治者都有個好名聲。照韓非的主張，實行無為的“主道”就能贏得這樣的好結果，真是太划算了。
更應注意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才是真正驚天動地的宏論，讓細民聽來，簡直像晴天霹靂嚇破了膽，你聽他說：
“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他說的是正面話，這話裡決不含半點譏諷的意思，如他所說：“不講品德的人是賢者的老師，不明事理的人是智者的指導。”這是“賢主”的“經”（常態）。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在什麼政治體制下才如此呢？看來，惟有專制體制需要如此。
按我們常人理解，這樣一個“不賢”“不智”的人怎能做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呢？可韓非真有一套，他又提出積極的政治主張：“謹執其柄而固握之。”
什麼是“柄”？他說的是老古話，現代人叫“權柄”的就是。更通俗的說法就是“印把子”和“刀把子”。他一片忠忱地向統治者進言，只要牢牢地掌握住印把子和刀把子，就能作個好“主”，至於具體的名目，叫皇帝也好，叫總統也好，甚至叫個別的什麼新名詞都不妨事，專制不就是這麼一個道理嗎！
“謹執其柄而固握之”，這只是一句原則性的話，如何實踐與運用，他也指出了具體的道路和方向。而且韓非的文章有個特點，不論說什麼事情，都能講出成套的大道理。他說：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他所說的“虎”和“賊”是什麼東西？一看他的解釋就明白，想“弒主”而“代”的是“虎”，打聽主的陰私（“聞主之忒”）的是賊。這就是提醒統治者注意，要嚴防政敵和心懷叵測的傢伙搞顛覆、搞破壞。他並且進一步指出防範之法，就是要杜絕“五壅”。簡單說來就是“臣閉其主”、“臣制財利”、“臣擅行令”、“臣得行義”、“臣得樹人”這五件事叫做“五壅”。它的大意是說，最高統治者被其下屬矇蔽、掌握了財權、行政權、用人權、行事居功，這就是暗暗滋生著害主的老虎，盜竊國器的賊。所以一定要大權在握，而且要牢牢地把握著。
他說的這番話自然很有道理，表現出他高度的政治智慧。可惜的是他忽略了軍權的重要性，現代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國家鬧政變，軍人把政府推翻，自己當上了總統，不就是因為沒把軍權掌握好麼？為一個專制者著想，掌兵權這一條非常重要，應該補充。
韓非稱之為“主道”的這一套專制術，他歸結為“靜退”二字，具體的要求是“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當個最高統治者不必參與實際的管理，只要會用權，發揮手中大權的作用就行。他這種主張，繼承老子的“無為”並將其推演到極致，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在《外儲說左上》還有一段具體形象的說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瞿，猶未有益。”這話真說得太露骨了，它的意思是：只要會掌控權術，哪怕身居廟堂之上，成天跟女人鬼混，也無害於治；若不懂權術，雖累得心力交瘁也沒什麼益處。
他關於“主道”的主張，在其它篇目裡（如《南面》、《人主》等）還從別的側面談及，但主要精神就是這些。
八、韓非的政治主張（二）
韓非進言統治者一定要緊緊握住的權柄是什麼？他一則說：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並加以解釋：
“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最終還下結論：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
一個刑，一個賞，似乎就是通常所說的賞罰制度，好象理該如此。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只不過是行政的一種輔助手段。他為什麼把兩者看得那麼重要，簡直聯絡著國脈的存亡，關乎人主地位的鞏固與否。原來他的用意確乎與眾不同，處處體現著他為統治者設想，教專制者用心計，發揮賞罰權的無窮妙用。
他舉人主禁奸之事為例。本來，看一個人是否藏奸，就看他的言行如何而定，這當然是對的。可他別有一種見解，迥不猶人。請看：
“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同悅）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
仔細讀這一段奇文，真是可怕極了，只覺得他所講的政治裡頭，處處埋伏著陰謀。本來論功行賞是好事，誰想得到功大功小都要罰，真是無所適從。退一步想，說得多，成功少，不獎而罰，還略有道理。他的理由是並非罰“小功”，是罰名實不當；至於說得少，成功大的也要罰，常人很可能想不通，他卻說得振振有辭，因為實不當名的害處更甚於有大功。真是巧舌如簧，把無理的事說成有理，就靠著辨名實這一招。然而，也終究現了原形，所謂賞罰，不過是以賞為名，制人以罰，借罰揚威，才是他的真實意圖。
他為了坐實這個主張，還特意舉了一件歷史往事為證。據說，有一回，韓昭侯喝醉酒躺著，典冠者（管帽子的）見君王冷得哆嗦，便給蓋上一件衣服。他醒來後問左右的人，“誰給加的衣服？”左右回答道，“管帽子的”。韓昭侯就分別處罰，對“典衣者”（管衣服的）加罪，因為他不盡責；殺了“典冠者”，因為他越職。韓昭侯並不是不怕冷，卻認為越權侵官的害處更大，故處以重罪。
假如我們把這件事看作韓非的一個判例，那麼，韓非利用賞罰這“二柄”，就是為了維持鐵桶一般的專制制度，這是多麼明白呀！
專制的核心是：一切權力集中於一人，一切舉措服從於一人，一切利害以個人為準。在這個問題上，韓非不僅是首倡者，而且是著書立說，垂訓萬世的祖師爺，怎能教人不歎服呢！
他認為“明主畜臣”——所有的政府機關工作人員都是靠“主”養活的，故須盡忠為“王”，“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他一雙眼眼只看見“主”，好象一個國家除“主”之外，並無餘物。
一國之“主”；既己掌握了大權，還要善於用權。關鍵在於“去好去惡”，“主”的好惡（愛憎）要埋藏在深心裡；不能流露出來，以免眾臣有機可乘。他的這些教導，無異於把政治的陰謀詭計揭了底，只不過他仍是當作正面的經驗來推行的。
這就是《二柄》一文的通篇大意。由此可知：賞罰是韓非心目中最重要的二柄，也是他所言“法”的核心。他曾在多篇文章中反覆論述過有關問題，但旁涉它事，顯得零落而分散。在這裡，我想糾舉要點，作一個系統的說明。
《二柄》之前是《有度》，其後有《揚權》。（有的本子作《揚榷》，細看內容，我以為《揚權》是對的。）這兩篇文章，前者談“法”，後者談“權”。掌權方可司法，執法才能固權，兩者相互為用，其關係密切不可分離。韓非是說得很透徹的。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這是基本的出發點。法的作用在於：“明王使法擇人”，“使法量功”，使“為人臣”者，“北面委質，無有二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你看，只一個“法”字，便把群臣管得伏伏貼貼。法制的威力既然如此之大，故“因法數，審賞罰”，便能“獨制四海之內”。你瞧，一個獨裁統治的大氣候，不就形成了麼！結論是“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他所宣揚的法的作用，原來是維護“上”的尊嚴不被侵犯。（本段引文均見《有度》）
不過，還得明白一層道理。這個“法”是不會自己起作用的，它得靠人去執行。這個掌握“法”的最高統治者就是“人主”。他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只要掌握了“法”這個重要的玩意兒，四方的人就會來效力了。“君操其名，臣效其形。”統治者想幹什麼，只須掌握著一個“名”，眾臣就得身體力行，絕力效勞了。這說明“權”與“法”相結合，能產生多麼巨大的物質力量。這是正面的意義，但他還說“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表明它也是一種宰制的手段。統治者掌權用法，是“主之寶也”。
以上所說，就是《揚權》一文的大要。它雖然說的是權的重要性，但也捎帶著講了賞罰的作用，故順便提及。但我以為，此文還有一個閃光點，就是文章的末段，文字雖然較多，我竟不願割愛，全抄下來，以供欣賞。文曰：
“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眾，宗室憂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這一段話，真是妙語連珠。他韓非只用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說明“數披其木”的好處，便默默地教導了許多政治鬥爭的道理。我國素有本固枝榮之說，說明本與枝的相存相生關係。他的看法卻反乎是，認為”木枝扶疏”對於本會有種種不利，故要常常剪伐其枝杈，“毋使枝茂”。如若只看這些比喻性的理論，實在難以理解。看到後來，講到“公子眾”、“宗室憂”的麻煩事，他也說”止之之道，數披其木”，這才恍然明白，他所要剪除的物件是那些有妨於專制利益的種種人物，連自己的兒子都包括在內，一律都是政敵，一概都要消除。作到這一步，其政治效應真是“若電若雷”，我們便只能瞠目視之了。
看到這些地方，由不得加深了對歷史人物韓非的認識，他不僅擁有專制思想的發明權，而且是一位培養獨夫的理想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