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創作者：康盛解歷史

今天小編帶大家一起了解，在約翰寫給兄弟們的信件中隨處可見他們對各類檔案的提及：吉迪恩忘記投遞的一封寫給威廉的信、一封向亞歷山大索要“幾個用來將吉迪恩的檔案寄給你的大箱子”的信、在貝爾或貝琳達懷孕的那個冬天整理韋斯特哈爾種植園經營記錄的“龐大工程”，“整理檔案這個可怕的差事落到我的頭上了，老約翰斯通對大衛·休謨抱怨道。約翰在父親的要求下“和兄弟一起整理父親的檔案，並幫他處理相關事物”；後來他接管了吉迪恩和喬治留下的檔案。我們就繼續往下了解一下吧！

在威廉·朱利葉斯·米克爾請求約翰在他從喬治那裡繼承的“山一樣的檔案”中尋找一封信時，約翰回信說：“我真希望它能突然出現。”路易莎去世後，她繼承人被告知，威廉“有權獲得韋斯特哈爾資產的一切文字資料”，以及其他檔案和信件，而且，如果他們的朋友“願意花力氣整理這些檔案和信件，並銷燬那些與債務無關的信件，我們對此並無意見。”

約翰和吉迪恩的生意夥伴威廉·博爾特斯對自身作為依賴資訊而存在的個體這一事實有著更加清醒的認知。他在1805年寫於里斯本的遺囑中，將自己的賬本以及“在葡萄牙帝國所生產結晶檸檬水專利或特許權”的股份列入了資產清單。各類文獻在他的一生以及他對自己人生最後片段的設想中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將我所有的手稿、賬目及商業的歷史的、政治的、傳記的、哲學的及爭論性的書信打捆，從陽臺上丟擲去，在距視窗不遠的金特拉廣場上的篝火中化為灰燼，”他這樣囑咐遺囑執行人。

在約翰斯通家族的機遇世界中，資訊不僅是政治影響力的源泉，更是謀取利益的渠道。這些資訊是廣義上的經濟資訊，包括關於商業客戶和政府官員個人性格特徵的資訊。約翰斯通兄弟從事股票和債券投資，也從事人際關係的投資。他們關注有關各種職務和價格的訊息。“我認為我們明天可以試試以273或更高的價格賣出1000股…並且關注市場動態，準備賣出另外1000股，”約翰就他與威廉持有的東印度公司股份寫信給對方說。除此之外，他們也關注與時間和地點相關的訊息，就如威廉在100年所做的那樣，將負責保管格瑞那達韋斯特哈爾種植園蔗糖的代理人告上了法庭，原因是（在威廉看來）後者過早地出售了蔗糖：“威廉爵士嚴格禁止此種行為發生，因為他對價格的上漲有所預料。”

不過約翰斯通家族的資訊也涉及經濟觀念或者說涉及關乎規則的規則。約翰從印度歸來後曾寫道，對於經濟規則的理解以及對公共與私人生活中什麼“被視作是恰當的”理解存在“許多偏見”。在自由放任主義的早期批判者看來，在毫無束縛和普遍的貿易活動中，經濟交換的規則不停地變化對於經濟秩序的基礎是極其有害的。約翰與“黑人商人”合夥經營食鹽貿易的行為，按照克萊武於1765年引入印度的不列顛殖民地的各種原則來評判是不合適的。

他的行為則違反了東印度公司（公司本身是一個有秩序的私人企業）新的管理規章以及有關種族和美德的新標準。這時的英國人不再是商人，而是征服者。“我對食鹽毫無興趣，或者說，我對任何貿易活動都沒有興趣，”克萊武在約翰和家人準備離開印度時寫信對他說。過來而言，克萊武自己的金錢活動一或者用現代的術語說，他的內幕交易—從人們就東印度公司的管理規章進行的爭論的角度來看，同樣是不符合規定的；喬治和威廉後來深深地捲入了這一爭論當中。

他們所在的委員會於1773年對克萊武從印度回國的那個夏天起的所有私人信件進行公佈。“去把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全部清理掉，”克萊武在前往加爾各答的途中從馬德拉寫信吩咐東印度公司；同一天，他又用密文給自己的律師寫了一封信，上面有他對股票經紀人的指示，這封信由一艘從本地出發的法國商船寄送：“將我放在公共基金裡的錢，以及其他所有的錢，加上以我的名義所能借到的錢，立即投到東印度的股票裡去。”

約翰斯通家族所獲得的資訊是他們成功的持久源泉，這些資訊由一系列公共、私人、政治、經濟和哲學（或情感的）資訊組成。其中包括關乎法律、規則、規則變化、互惠禮儀準則，以及準則變化的資訊。約翰斯通兄弟姐妹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經濟機遇的新世界中，也生活在一個經濟觀念轉型的時期。這些觀念變化在政治經濟批判者看來是極其有害的它們影響了遠距離貿易的政治環境；經濟選擇和政治選擇之間的互聯性（亞當·斯密曾批評那些試圖透過政治影響力來謀取利益的商人）；以及經濟機會下人們的美德觀、榮譽感和責任心（如同約翰斯通兄弟姐妹的美國侄子在1805年對威廉的評價）。在這變幻不定的背景之下，屬於約翰斯通家族的資訊，是與經濟抉擇有關的資訊究竟哪些選擇是有利可圖的，或者是合法的。你們對此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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