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公元366年，僧人樂尊路過如今莫高窟所在的山崖，忽然見到金光閃耀，如現萬佛，於是他便在崖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或許樂尊也不會想到，正是因為他的開鑿，一個在今後名揚千古，享譽海外的文化奇蹟開始誕生了。

在隨後的北魏、西魏、北周時期，這片洞窟被不斷開鑿。而到了隋唐朝，坐落於絲綢之路上的莫高窟，迎來了它快速發展的時期，到唐武則天時期，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已經多達千餘個。莫高窟也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到了元代之後，開窟便逐漸變少，莫高窟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直到一個人的出現。

1900年左右，一位來自湖北麻城的農民出現在了莫高窟。當他出現在莫高窟的時候，莫高窟已經殘破不堪，早已不復當年榮光，但是這位叫做王圓篆的道士卻直呼這裡是：西方極樂世界。就這樣，他留在了這裡，誰也沒有想到，他的一生從此便和莫高窟的興衰緊緊聯絡在了一起。

1900年，道士王圓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發現了“藏經洞”，敦煌真正的精華被王道士發現了。但誰也說不上這次發現究竟對於敦煌是好是壞。1907年第一位探險者來自英國的斯坦因來到了敦煌，他用極低的價格從王道士手中買走了大量的敦煌文物。自此，敦煌的劫難便開始了。隨後，來自法國、俄國、美國、日本的探險者接踵而至，一次又一次的把莫高窟的文物帶走。而敦煌也變成了中國學術傷心的記憶。

王道士與莫高窟

餘秋雨的文章《道士塔》中，將王道士描寫成了一個莫高窟的罪人，而也正是因為這樣，很多人一直將很多過錯加到他的身上如果不是他，或許那些探險者就不會輕易的拿走莫高窟的經卷，或許敦煌的大多數文物還會留在中國。可是，當我們返身看看王道士對於莫高窟做的這些事時，可能就會改變對他的看法。

一：清理沙石，供奉香火。王道士到達莫高窟後，很快便開始了對莫高窟的保護工作。他不僅自己省吃儉用，同時還勸導附近一些居民募捐。而在稍稍有些錢財後，他便開始清理即將被沙漠掩埋的莫高窟。與此同時，他還僱用一位抄寫道經的助手，一邊宣傳莫高窟，一邊收取著一些微薄的香火錢，並繼續講這些錢用到對莫高窟的維護中。

二：為莫高窟奔走，以企引起清政府重視。王道士曾經將兩筐經卷送給肅州道臺廷棟，可是廷棟認為這些書法還不如自己寫的，完全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後來，敦煌縣令將這件事報告給了甘肅學臺、金石學家葉昌熾。葉昌熾奔走呼籲，可是藩臺大人覺得不划算，沒有答應他的請求。葉昌熾繼續上書朝廷，可是當時清朝國危，並沒有對他的奏章進行有用的回覆。後來的王道士，甚至還給慈溪太后寫了一封密信，當然沒辦法到達慈溪太后的手中。

三：將賣經書得到的錢全部用在維護莫高窟上。如果王道士將賣經書的錢用在自己身上，看起來是無可厚非的，畢竟他一直默默地守護者連政府都不願意多管的莫高窟。可他並沒有這樣做，王道士將賣經書全部用在了對莫高窟的維護上，就在今天看來，這依然是一件大公無私的事情。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沒有王道士，莫高窟有可能會被淹沒在沙塵中，而王道士對莫高窟的奔走，也是莫高窟最有可能被保護起來的幾次機會。可是，莫高窟如同它蒼茫的背景，只有與唯一願意守護它的王道士靜靜的矗立在風沙中。我不知道我們應該怎樣評價王道士，但對於莫高窟而言，王道士幾乎是它的全部。

清朝政府與探險者們對於莫高窟影響

在王道士為莫高窟奔走的過程中，清政府並沒有引起重視。直到伯希和將一批莫高窟文物帶到北京。這些珍貴的文物在北京出現後，立即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可誰又能想到這次關注對莫高窟文物帶來的損失更加巨大。在押運前，王道士將一批文物藏了起來，事實證明他做的很對。那些被帶走的莫高窟文物在進京路中沿途不斷遺失，被沿路官員拿走，然後他們為了湊數就將經書扯成幾份。最後被藏入京師圖書館大都是些破舊的經卷。而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莫高窟在1922年還關押過一批俄國士兵，他們在莫高窟燒火做飯，對莫高窟的損害更是巨大。

而反觀那些被王道士賣掉的經卷，雖然我也憎惡這些文物販子，可被他們帶走的文物大多都進入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伯希和和斯坦因也因此成了中國文化的研究學者。時至今日，當我們想要看到儲存完整的敦煌經卷，也只能在國外的博物館中。而與那些留下來被清政府的官員損壞的經卷相比，它們要更幸運。

或許，你會想如果不是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如果不是在那個時間發現，一切會不會不一樣。，那麼下面這個例子可能更加讓人觸目驚心。

張大千，中國國畫大師，按理說對於文化古蹟的保護應該更加關注。可當他在1940年來到敦煌後，他為了描摹敦煌壁畫，將敦煌壁畫一層層剝下，以為了達到自己觀摩的效果。實在是令人扼腕。

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無法怪罪任何人，只能做好當下。值得慶幸的是從常書鴻任敦煌研究所所長開始，一批批的文物學家、考古學家、建築學家都對莫高窟開始保護。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也更加重視對莫高窟的保護。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莫高窟一定能煥發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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