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新著】

《北緯四十度》是第一部圍繞北緯四十度進行探究的文化大散文，以漫長的華夏曆史為經，以北緯四十度地理帶為緯，繪製了一幅別樣的千古江山圖。

北緯40度這個地理概念成為問題，進而成為我關注和寫作的物件，並非靈光一現。相反，那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閱讀的過程。最早引起我興趣的是中學時讀司馬遷描寫的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中的戰國名將有兩位武安君，分別是白起和李牧，都是會令少年時代的人們熱血沸騰的人物，想象著這類勇邁絕倫的古典武士，就有恨不能追隨麾下的衝動和遺憾。李牧是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被派駐到雁門代地的趙國名將，在司馬遷筆下，李廣抗擊匈奴所產生的影響與李牧有相似之處，但成就不如李牧之遠甚。從那時起我開始留意與“匈奴”有關的故事。在後來的閱讀中，故事的主人公相繼變成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但故事發生的地點場域，從來沒有改變過——基本都在長城所在之北緯40度線上。長城作為中原定居民族的創造，確實當得起人類最偉大的建築奇蹟之一，儘管那可能是不得不然的苦澀的創造。

讓我疑惑的是，從蒙古高原源源不斷不屈不撓地向南突進的遊牧民族，其動機究竟是什麼？成吉思汗征討花拉子模時，在玉龍傑赤遭遇頑強抵抗，城破之後蒙古人雖展開報復，仍甄選和保留下了各種專業技術人員。這中間，地緣政治、氣候、生產生活資料需求等文明因子，顯然在發揮著看不見的影響。

“北緯40度”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這條地理帶與萬里長城生死相依成就了彼此。但事情還有更豐富的一面，由於蒙古高原地質構造高海拔的緣故，以長城為標誌，北緯40度地理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與生活方式，最終完成了不同文明型別的區隔、競爭與融合。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築寨掘土開渠，男耕女織安居樂業，卻也將息得辛苦恣睢小富即安；而它的北方，遊牧民族遼遠開闊駿馬馳騁，寒風勁凜雨雪交加，卻也砥礪出堅忍豪強自由奔放。

圍繞北緯40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著對方，想象著對方，也加入著對方。長河流淌，鳴鏑尖嘯，傷感吟成詩句，痛苦化為塵土，帶走過生命也帶來過生機。在長城內外他們隔牆相望，側耳遠聽，深情凝視了幾千年。雖然不能完全變成對方，最終卻也難捨彼此。

北緯40度因此還是一個文化歷史概念。

以歷史為經，以北緯40度地理帶為緯，去展開和呈現出一幅“參與性”的千古江山圖，這是我長久以來的意願。

趙武靈王沒能完成他的偉業，但他從邯鄲出發，第一次將長城向西修築到了烏拉特後旗的高闕塞，燕昭王對東胡一次成功的反擊，把北部邊境向上提高了兩個緯度，燕長城因此屹立在北緯42度上，是春秋戰國以來緯度最高的邊境。後來大秦帝國的西北邊境差不多完全享受了趙武靈王與燕昭王的成果。然而一百年後，冒頓單于在平城的白登山一舉驚天，幾乎活捉漢高祖劉邦，開啟了持續兩百年的“漢匈爭霸”模式。這個模式向下延伸，北緯40度北邊的主人從匈奴換成了鮮卑、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定居的漢民族憑藉著長城，不斷迎接各種兇險而重複性的考試。他們能得滿分的時候很少，越到後來維持及格就顯得越發艱難。與此同時，騎馬衝過來的人發現，他們以前完全不明白的東西竟然是那麼新鮮有趣，他們開始嘗試把自己變成對方，並開始保護他們先前不懂的事物。因為他們發現，在他們更北方那些蠢蠢欲動的兄弟們，跟他們有著相同的熱望。

就此，我提出“北緯40度”的跨界性文化概念並圍繞相關人物故事，集中表現和探究了民族衝突與民族融合等方面的歷史關切。

我的觀察與寫作的第一動機，是與上述故事相關的歷史閱讀帶給我的困惑與思考。

作為一個長期從事文學研究批評工作的人，這似乎有點越界也有點不揣冒昧。唯一能夠自我安慰的是，從大學本科至今，我對歷史領域的興趣從未減弱過，甚至有越來越強烈的趨勢。在我的研讀和寫作中，我始終是把歷史學家作為潛在讀者去安排的。我當然在意文章寫得是否漂亮，但更讓我操心的是，歷史學者會不會以一種嚴謹冷靜的口氣對我說：喂，你這個傢伙，把基本史實都搞錯了。這讓我時刻都有“如履薄冰”之感。

我所處理的題材，歷史範圍跨度很大，從公元前300年的趙武靈王直至十七世紀尾聲的康熙皇帝，每一個具體的話題都牽涉到繁巨的歷史容量。為此，我儘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與本書論題和人物故事相關的材料又摸了一遍，還包括各種斷代史、專業史、歷史理論及古人的筆記。我希望透過這次寫作開啟一種被遮蔽的歷史面相，從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學習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現出自己的歷史觀。我還希望透過這種寫作，在歷史學領域為文學贏取她應有的光榮與尊重。

但即便如此，我的寫作仍不可避免存在各種缺陷，尤其是在史實與材料方面，對此，我深感不安。舛誤是難免的，只能說我的史學功夫不足，只能透過今後的努力去求得點滴寸進。

我的另一個困惑，是如何對待與處理文學寫作中的歷史題材。

這一點可能是糾結我很久的問題，甚至一度，我對各種“歷史小說”的必要性與正當性都產生了懷疑。一個文學寫作者，如果無法透過自己的認真觀察和現實感悟去完成自己的文學構思，卻只能用一種“偷懶式”的拿來主義去歷史中抓取人物和故事，並且透過扭曲、改變已有確切根據的史實去編造自己的小說並美其名曰“文學虛構”，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區別和定義這種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極而言之，在這種“文學”面前，歷史的位置是什麼？虛構的邊界在哪裡……等等。這個問題，對於本土文學表述與歷史知識傳播有相當直接的現實意義，因為我們看到一種由來已久的現象，即很多公眾讀者的歷史觀並不是通過歷史學習去獲得，而是在文學虛構與民間故事當中完成的。這一點讓我很不甘心。當然，這是個牽連甚廣的話題，即便存在文學虛構干擾歷史講述這種令人不樂觀的現象，也不是文學的過錯。毋寧說，我們可能需要一種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這是一個有持久效應且亟待解決的問題吧。

我不是在做歷史研究，我的寫作始終屬於文學，對此我很清醒自知。

我一直都在努力嘗試，希望將語言的生動、筆法的細膩、適當的人物心理分析與歷史學之嚴謹有效地結合起來。從而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調整歷史故事的講述，重新塑造歷史人物。然而限於個人能力，上述努力往往事倍功半。

我的寫作在寫法上仍然面臨一些考驗。由於廣泛涉及歷史地理題材，這些基礎性問題對於文學專業的人來說，僅僅依靠書本知識在很多時候是不夠的，尤須謹防“紙面地理學”的弊端。以“土木之變”為例，按照《明史》和《明英宗實錄》的記載，英宗回京路線由西向東的順序是宣化、土木，然後希望進入土木東邊的懷來城。但是，現代地圖標誌懷來縣卻在土木西邊。這並不是歷史記錄有誤，現代地圖也沒出錯。透過地方誌學習以及實地勘察，我們才知道，明代的懷來城，在1951年修建官廳水庫時被淹沒了，這大約是新中國第一個因興修水利而被放棄的古城，現在的懷來縣城是另選新址重建的。而且，現在地圖上顯示的“明代土木之變遺址”並非事發原址——據當地人講，原址其實是在“遺址”南五公里左右的老營窪村。這類問題在史地專業人士那裡也許是基本常識，但對於我來說，每一處都可能是“陷阱”。

以“跨界”的姿態處理北緯40度問題，是我個人的一次文學歷險，也是對歷史學的致敬，更是對長城和中國北方的致敬。

其中包含著我對文學寫作與歷史關係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能把這些想法推進到一個新的向度。（注：本文系《北緯四十度》前言，篇幅略有刪節，標題系編者所加；本文作者陳福民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