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於寶雞的秦公鎛,見證歷史的“國之重器”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護駕周平王東遷有功,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賜予秦國,從此秦正式建國,由附庸時代進入封國時代。秦襄公在位時日雖不算很長,但他開創的基業及其雄才大略,為秦國社會發展和強盛奠定基礎。

出土於寶雞的秦公鎛,見證歷史的“國之重器”

秦公鎛。師念 攝

現藏於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秦公鎛記錄了秦襄公被周平王“賞宅受國”之事,以及文公、靜公、憲公三代治國興邦的業績,對於研究秦國曆史和秦國文化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秦公鎛

年齡:2700餘歲

職稱:國家一級文物

戶籍登記年齡:1978年

出生時間:春秋時代

現住址: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造型精美的秦公鎛

1978年,寶雞市太公廟村的村民無意間從一個地窖中發現了青銅器,村民保護了現場並逐級上報,很快專家到達現場進行搶救性發掘。

出土於寶雞的秦公鎛,見證歷史的“國之重器”

講解員(右)正在介紹秦公鎛背後的故事。師念 攝

窖藏中發現五件銅鐘和三件銅鎛。鎛是春秋時期擊奏體鳴樂器。五件銅鐘呈一字形排列,三件銅鎛呈半圓形圍繞著銅鐘,在它們周圍還有少量獸骨。

秦公鎛是發現的三件鎛中最大的一件,通高75。1釐米,鎛身高53釐米,重62。5公斤。秦公鎛造型雄偉,中部鼓起呈弧形,鼓部齊平,器頂有龍鳳相揹回首,給人一種栩栩如生、飄逸生動的感覺。

比起精美的造型,秦公鎛更令人欣喜的是身上135字銘文。銘文大意為:我先祖襄公受天命被授以宅,被授以國,得到了土地和臣民。功業昭著的文公、靜公、憲公不敢怠慢勤奮做事,沒有辜負上天和先祖的期望,光明顯赫,並小心謹慎地處理與周圍部族、方國的關係。

經過文物專家的考證,結合銘文給出的資訊,銘文中“我”就是秦武公。銘文中提到了秦襄公、秦文公、秦靜公、秦憲公,著重講了秦襄公被“賞宅受國”之事。

秦公鎛的出土和所刻銘文的發現,表明了秦代自先主秦襄公護送平王東遷後,才受封列為諸侯,賜地岐山以西。銘文也明確記載了自秦襄公的兒子文公之後,到秦武公的世系,印證了《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文公—靜公—憲公—出子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印證歷史的秦公鎛

說起秦人的都城,大家首先會想到咸陽。其實自周孝王封非子、秦人建立附庸政權開始,一直到秦朝滅亡,歷時近700年,咸陽只是秦人最後一個都城。

在歷史上,有秦人“九都八遷”之說。從銘文提到的秦襄公起,到秦公鎛的持有者秦武公,其間約140年。在這140年間,秦國四遷都城。

周宣王初年,秦仲奉周天子之命討伐來犯的西戎,不幸戰死。秦仲之子秦莊公等五兄弟立志為父報仇,他們帶著本族族軍和周朝派出的7000名士兵反攻西戎,一舉收復被戎人侵佔的本族舊地西犬丘。

周宣王聞報大喜,把西犬丘賜給了秦莊公,並封秦莊公為西垂大夫。秦人的地盤陡然間擴大了數倍。不久,秦莊公就把都城從秦邑搬到了祖居地西犬丘。公元前822年之後的45年裡,西犬丘一直作為秦國的都城而存在。

公元前778年,秦莊公去世,隨後次子繼位,稱為秦襄公。兩年後,秦襄公為了補償把君位讓給自己的大哥世父,把西犬丘城讓給世父居住,自己則遷都到隴山東邊的汧邑(在今陝西隴縣東南)。

出土於寶雞的秦公鎛,見證歷史的“國之重器”

和秦公鎛一起出土的秦公鍾。師念 攝

公元前771年,西周滅亡。隨後,諸侯共同擁立姬宜臼繼位,是為周平王,史稱東周。

秦襄公曾率兵救周,後又輔助平王東遷,被周平王封為諸侯,並賜他岐山以西之地,但前提是秦人得把侵佔這裡的戎人趕走。自此,秦人正式立國。

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討伐西戎的途中去世,其子秦文公繼位,最初居住在西犬丘的西垂宮中。秦文公也是一位有雄心壯志的君主,念念不忘打下平王賜予的岐山以西之地,實現秦國的東擴大業。

公元前764年初,秦文公來到了“汧渭之會”(在寶雞市一帶)。這裡處於兩河所夾的三角洲,土地肥沃,並且又是當年非子為周孝王養馬的舊地。於是秦文公在此修造宮室房屋,遷都於此。

秦文公在位五十年,兒子先他去世,只能由孫子秦憲公繼位。秦憲公基於向東擴張的既定國策,又在古汧水東岸(今寶雞市陳倉區東部)修築了一座新宮——平陽宮,並遷居那裡。經過憲公十餘年征戰,秦國的東界從岐山一帶推進到豐鎬一帶,渭河平原的三分之二被秦人佔領。

可惜秦憲公英年早逝。公元前697年,秦武公繼位。隨後,秦武公先後在邊地設定了冀縣、邽縣、杜縣和鄭縣等,加強了對國土的控制,使秦國勢力達到關中渭水流域,秦國至此終於統一了關中地區。

這件秦公鎛便是秦人開拓精神的縮影,上面的銘文既是對秦人祖先功勳的彰顯,也是秦武公自己發憤圖強的決心。而它的重見天日,也讓史書裡關於秦人開拓精神隻言片語的記載,立體豐富了起來,後人透過器物以及上面的銘文,就能感受到秦人的雄心壯志。而這種精神力量也被一代代秦人傳承下去,終於在秦始皇時期,成就了一統華夏的千秋偉業。

展示文化的秦公鎛

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文化發展。秦公鎛不僅在研究秦代歷史方面有巨大貢獻,在音樂和書法藝術方面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樂器的製作和使用,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秦公鎛與秦公鍾一同出土,且銘文相同,應當是秦公室宗廟祭祀時配套使用的樂器。鎛常同編鐘、編磬相配合使用。因為鎛的聲音洪亮悠揚,所以推測鎛是用來指揮樂隊、控制整體節奏的。

出土於寶雞的秦公鎛,見證歷史的“國之重器”

秦公鎛上的銘文。師念 攝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秦人原有的音樂、歌舞是簡單而原始的,較多的還是西部遊牧民族那種自由歌調。和秦公鎛一起出土的大型禮樂青銅器對祖先伐功勒銘,反映出秦國早期的朝廷音樂因襲西周音樂。

音樂在先秦時期還有其特殊的功用,它與禮是一體的,受其制約,為其服務,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可以演奏的實際意義。所以鍾鎛等樂器上的鑄銘也側重於追孝祈福,達到制禮作樂的目的。

秦公鎛環形帶狀部位的135字銘文,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看,字型大屈大伸,疏密有致,雋秀大方,篆體方圓兼施,猶似綵衣臨風,有飄逸之感,是學習大篆書法的上佳範本,而且行筆流暢優美,起止自如,說明秦國早期的書法藝術已經相當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