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似乎說的是古人，但對於今人來說，不失為一種借鑑。

古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有文化的大多去參加科舉考試，要進入統治階級。做官之後，就不算是普通人了。他們一般都要為自己搜刮財富，充分享受制度的福利。而對於讀書期間立下的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大多不去實行了，但還是會掛在嘴邊，要忠君愛民，而他們自己既不是君，也不是民，而是君和民之間的中間狀態，要為君主分憂解難，要為人民做主，甚至要愛民如子。也就是說，龐大官僚系統內部的官員已經不是人民之一員了，而是統治階級的食利者，和君主一樣，穿一條腿的褲子。他們本身不創造財富，卻要充分享受財富。要想充分享受財富，就要想方設法搜刮，不然何以來

的

那麼多財富？

皇帝要獲得全國人的供養，甚至要搜刮天下財富供一人享用，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他們要想保持這種生活，就要不斷搜刮民間財富，並且使這種搜刮合理化，合法化，而不是隨便間斷性地搜刮。於是，上面的皇帝和官員都不從事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卻要透過合法的手段坐享其成，成為迅速富裕的人群。而底層老百姓卻日漸愚昧，承認了君主的立法，還要被

禮法

限制，終日勞動不得自由。雖然他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自己卻享受

的

不多，絕大多數的糧食都貢獻出去，連同自己的勞動力也要貢獻出去，同時還要聽君主的話，聽官員的話，即便受災了，親人都餓死了，也不敢反抗，要去逃荒要飯。其實，他們已經被洗腦了，成了螞蟻巢穴中最勤勞的工蟻，卻著實享受不多，甚至說沒有什麼享受的東西。

唐代李紳的《憫農》詩寫道：“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說的是農民種地收穫了很多糧食，普天之下沒有荒廢的土地，但勞苦的農民仍然要餓死。難道他們種的地不產糧食嗎？當然不是，是產了糧食，被達官貴人掠奪走了，農民當然要被餓死了。老百姓種地就是為了生存，付出了勞動，應該獲得基本的生存資料，但連基本的生存資料都被剝削了，也就沒有活路了。那些剝削人的統治階級成員個個都是勞動者，卻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還要擁有很多嬌妻美妾，而農民會被餓死，還找不到可供結婚的物件。宋代的張俞寫《蠶婦》一詩，詩中寫道：“昨夜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養一輩子蠶的蠶婦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卻穿不上一件綢緞衣服，而不養蠶也不付出勞動的達官貴人卻個個穿著綾羅綢緞，或許，階級壓迫才是農民終生貧困的根源。馬克思說過：“勞動替富者生產了驚人作品（奇蹟），然而，勞動替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替勞動者生產了洞窟。勞動生產了美，但是給勞動者生產了畸形。”坐享勞動成果的是統治階級，在宮殿裡住著的也是統治階級，而始終勞動卻不見天日，過不上富裕生活的卻是底層勞動者。

他們要是覺悟了也就罷了，但他們並不覺悟，而是認為這就是命運。達官貴人本來就應該是達官貴人，或者是上輩子積德行善之人，這輩子就做了達官貴人，而自己本身就是農民，或者上輩子做了不好的事情，這輩子就要受苦受難。這種思想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統治階級提倡的。統治階級要用神權、族權來統治底層人民，還要用儒家的禮儀來統治人們，讓他們忠於君主，要聽官員的話，還要稱呼官員為父母官，其實哪一個官員都不是他們的父母，也不是什麼父母官，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搞各種潛規則而已。老百姓愚昧了，習慣了自己的生活，當然也就習慣成自然了，而上層的統治階級會變本加厲，奸詐加狡詐，明明不創造財富，卻要伸手向老百姓索要財富，變換各種藉口和政策橫徵暴斂。如果說稅收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那麼，古代的那些統治階級已經把鵝毛拔光了，甚至已經把鵝給拔死了。

對於文化水平很高的統治階級，普通老百姓沒有文化，不識字，當然要被人欺負了。秧歌劇《夫妻識字》中唱道：“舊社會，不識字，稀裡糊塗受人欺。”愚民的手段就是如此，不推行文化，也不讓老百姓識字，當然就要說什麼是什麼了。而此番狡詐的心態普遍見於統治階級的說辭，並且還要一直延續下去，流毒甚廣。

難道老百姓就不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嗎？當然想了，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生兒子，讓兒子讀書做官，實現個人主義的奮鬥，而不是自己的奮鬥。而恰恰是他們的兒子做官，又讓統治階級增添了新的成員，替換了退休的官員，等於增添了新的階級壓迫者，繼續行使那一套統治秩序。也就是說，無論人們怎麼努力，都無法擺脫被壓迫的命運。

即便如此，老百姓還要仰慕官員，要捧著他們，敬著他們，甘願把手中的財富貢獻出去，不然自己就沒好日子過了。自古以來，下愚而上詐，迴圈不已，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