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核心問題。明清兩朝對核心問題的解決方案，造成了他們的封閉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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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和清朝兩個朝代，加起來將近有六百年，也稱為第三中華帝國。相比之前的秦漢第一中華帝國和隋唐第二中華帝國，明清兩朝確實比較封閉和保守。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封閉和保守，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捱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要指出的是，明清兩朝的封閉和保守，主要體現在政治和官方層面。在民間社會的層面上，中國人並無所謂封閉和保守。在明清兩朝這六百年間，中國人的商業網路向四處拓展。東南亞遍佈華人移民，世界一半的白銀流入中國。事實上，經濟層面上，第三中華帝國是個高度開放、高度繁榮的社會。
但是，在政治或者說政府層面，明清兩朝確實很封閉保守，不但一再發布禁海令，而且對國民的海外經營支援很少，在國內的商業環境上也很少“產業升級”，於是，中國雖然整體商業體量龐大，但近代資本主義必須的那些商業環境，比如銀行、保險、公證、民法、商法、財會制度、投資市場等等方面，都非常薄弱。按傳統的說法，就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沒能走出“萌芽”狀態。
對明清兩朝政治上的封閉保守，今人常常悵恨不已。很多人認為，如果不是如此封閉保守，中國就不會錯過大航海時代，也不會錯過工業革命，甚至，早已把東南亞、東亞全盤……總之，近代中國就不會那麼落後捱打了。
那麼，明清兩朝的政治，為什麼如此封閉保守呢？
常見的回答是，這就是因為中國封閉保守的文化。可是，把問題扯到文化上，就是大而無當了。而且，同屬中國文化的漢唐，並沒有封閉保守。總不能說，清明比漢唐更是中國文化的正宗吧。而且，如前所述，就算是在明清兩朝，民間社會也沒有像官方那樣封閉保守。難道明清的官方和民間分屬不同文化？
事實上，明清兩朝政治上的封閉保守，有更現實更具體的原因。我們應該儘量回到古人面對的“問題情境”中去，只有這樣，才能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今天，我就來說說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
02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核心問題，或者說是歷史使命。對秦漢第一帝國來說，核心問題是如何壓制皇族、貴族等集團對最高政治權力的侵蝕和破壞。所以，在秦漢乃至魏晉的歷史上，宗室、外戚、宦官輪流作亂。皇權很不穩固，政治秩序因而也很不穩定。
到了隋唐第二帝國，困擾第一帝國的這個難題被解決了不少。貴族製作為一種制度，已經夕陽西下。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等科層制、平民化的制度取而代之。治理國家的，是中央任命的職業官僚，不再是世襲貴族。
但按下葫蘆浮起瓢，解決了老問題，又出現了新問題，那就是如何控制官員的權力膨脹，防止他們威脅皇權，威脅政治秩序的穩定。
果然，藩鎮之禍、武人作亂成為困擾第二帝國的大難題。安史之亂讓強盛的大唐就此衰落，五代十國乾脆就是軍閥混戰常態化。然後，經過多方面的摸索和試錯，到了明清第三帝國，這個問題終於被大致解決了。
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就是，皇權大大擴張了。朱元璋甚至把宰相制度都廢除了。地方上也建立起了精密的分權制衡。可以說，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說，明清帝國已經達到了古代農業社會的頂峰。
這種高水平的政治制度首先就表現為政治秩序的穩定。明清兩朝，都持續了將近三百年，都屬於“長命王朝”，而且，明清易代之際，雖然一度天下大亂，當時人甚至感覺天崩地裂，但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秩序。相比之下，第一和第二帝國覆滅時，可經歷了長得多的天下大亂。
也就是說，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到明清兩朝，基本上所有的大問題都解決了，還需要做的，只是一些修修補補而已。可是，
當所有威脅皇權、威脅政治秩序穩定的大問題都被解決之後，皇權就成了最大的問題。
03
現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家，津津樂道於“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裡”等限制權力的說法。很多人聽了，腦洞大開、恍然大悟、自嘆不如。其實，說到限制政治權力，中國古代早已有之。
在第一、第二中華帝國，這個問題還不突出。當時皇權雖然名義上是最高權力，但存在多種威脅皇權的其他勢力。只有極少數雄才大略的帝王，才真正能做到“一言九鼎”。大多數皇帝，都生活在貴族、外戚、宦官、權臣的陰影之下。
到了第三中華帝國，皇權才真正成了最高權力。比如，同樣是宦官弄權。漢唐時的宦官，甚至可以直接更換皇帝。他們手中的權力，是皇權之外的獨立權力。而明清，雖然也有大宦官，但他們的權力，只是皇權的延伸。只要皇帝本人願意，或者換了新皇帝，魏忠賢這種看上去不可一世的“九千歲”，禁不住皇帝一扒拉。
明朝嘉靖、萬曆兩位皇帝，多年不上朝。如果是此前的皇帝，肯定早已大權旁落，權臣甚至會就此篡位。但這兩位皇帝的寶座，卻穩如泰山。這就是因為，制度上已經把可能威脅皇權的種種力量，都預先防範控制住了。
當皇帝有了真正至高無上的強大權力以後，甚至皇帝本人都意識到控制這種權力的必要性，因為他擔心後世的不肖子孫，會像秦始皇、隋煬帝那樣“任性而為”，讓王朝短命而亡。
對很多當代人來說，他們能想到的限制最高權力的辦法，就是讓反對派去議會里“挑刺”“吵架”。可這是很低劣的辦法，實際效果乏善可陳，甚至令人尷尬。政治退化成了表演和作秀。
中國古人早就找到了限制最高權力的根本性辦法。
這個根本性辦法就是，不讓皇帝手裡有太多錢。或者說，實行消極的、量入為出的財政稅收政策。朱元璋就很討厭那些善於收稅的官員，說：“官之所取有常制”，你想方設法弄些么蛾子，多收錢，你以為我會誇你啊。你這是在剝削老百姓！
秦、隋的短命而亡，都是因為皇帝太急於求成，要做太多事。換個角度看，就是皇帝掌握的資源太多了，激發了勃勃的雄心，大興土木，對外戰爭，超過了民力承受的極限，最終把事情搞砸了。
而要想避免再出現秦、隋這種情況，唯一的辦法就是從根子上控制國家財政規模，量入為出，也就是稅收只收國家必須花的錢——官員俸祿、兵餉邊費等等。多餘的，一概不許收。皇帝手裡沒有多餘的錢，自然也就不能濫用權力了。頂多也就是在宮裡花天酒地聲色犬馬一番。那花不了多少錢，不算什麼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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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限制皇帝濫用權力，國家的財政規模被嚴格限制，這才是明清兩朝封閉保守的真正原因。
政府手頭兒很緊，除了常規治理以外，別的什麼也幹不了，可不就只能封閉保守唄。像葡萄牙人那樣開闢非洲航線，或者像英國人那樣大造軍艦，錢從哪兒來？
鄭和航海，之所以被當時的士大夫一直反對，主要就是要防止皇帝從此開始“折騰”，甚至特意要把鄭和航海的相關資料一火焚之，為的就是防止後來再有皇帝又想借此花錢搞事情。
在明清兩朝歷史上，有一系列這種嚴格限制財政規模的舉動。
朱元璋規定，稅收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以後不必增加。
到明朝後期，江南工商業空前發達，但政府很少收取商業稅。
康熙規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數為準，此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乾隆時，有大臣給皇帝上書說：以後連土地丈量這種事都不要做了，就算是百姓自願申報，也不要聽。國家的錢已經夠花了。如果再有“言利之臣”說什麼多收稅之類，希望皇帝“永斥浮言”，這才是四海蒼生之福。乾隆基本採納了這個建議，把康熙的“永不加賦”給徹底落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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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清兩朝的財政緊張，是常態化的。財政一直都是勉強夠花，也就是後世所說的“吃飯財政”——吃飯也吃不好。官員的工資收入並不高。這樣一來，國家能力當然被嚴格限制，外在表現就是封閉保守——能少幹就別多幹，什麼都不幹，最好。
明清六百年間，人口差不多增長了三倍。按說，政府官員數量至少應該同步增長，才能有效管理社會，可實際上明清兩朝政府官員的數量基本沒變。
所以，西方國家同時期那種積極進取的國家政策，快速增長的國家能力，明清兩朝確實做不到。支援海外移民，興兵討伐海上來犯的洋人，要花錢。在國內打造規範的市場交易環境，要花錢。建立適合資本主義的制度環境，要花錢。沒有錢，這些事情都辦不成。一切都是按老規矩辦，能湊合儘量湊合。那可不就是封閉保守唄。
總結一下就是：明清兩朝，也就是第三中華帝國，之所以在政治上表現出封閉保守，主要原因在於，在高度成熟完善的制度條件下，怎樣防範最高權力也就是皇權的任意胡來，成為第三中華帝國的核心問題。對此的解決方案是：嚴格限制國家財政規模，只徵收必須花的錢。這樣就能釜底抽薪地控制皇權。代價是壓制了國家能力的增長。
那麼，應該怎樣評價這個解決方案呢？是好還是壞呢？這個，下篇文章繼續寫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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