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作者:趙輝 民族科學家)堯舜禹時期建立天下為公的禪讓制,開創了中華民族的文明之光,成為後世中華民族先聖先賢永遠的追憶與懷念。“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成為孟子藉此以描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圖景,宣揚自己的政治學說和理想治國方案。在中華五千年的歷史中,一個有抱負的帝王無不以堯舜禹的社會為追求目標。

《尚書》是一部關於中國上古歷史的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被認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即“上”,《尚書》就是上古的書,《尚書》開篇即以《堯典》為起始,記載帝堯的生平事蹟。關於《尚書》的“尚”常見有三種解釋方法:一種說法認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書》就是“上古的書”;另一種說法認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書》就是“人們所尊崇的書”;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為這部書的內容大多是臣下對“君上”言論的記載,所以叫做《尚書》。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透過筆者的深入研究,關於《尚書》的來歷,除以上這些基本含義外,還有一種被忽略的重要含義:《尚書》是一部來自於堯舜禹所在“上”地的記載中國上古文明的文獻典籍。

帝堯,號陶唐氏,史稱唐堯,在中國歷史傳說中被認為是中國製陶的始祖。《說文解字》雲“堯,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在“堯”字的演變中,最初“堯”字的甲骨文象形字即如一個製陶人肩扛成排陶器送入陶窯的模樣,或陶窯內壘放的土陶胚的模樣。陶器的發明、生產與使用,是人類從原始走向文明的標誌。現代人們在生活中所使用的鍋碗瓢盆,只不過是原始陶器在材料上的升級換代而已。因此,“堯”與燒製陶器的“窯”同音,就是文化歷史的必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堯”與“窯”同義,堯帝作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始祖實至名歸。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因為帝堯在中華文明中的特殊地位,現代考古學將新發現的、與堯舜禹時期相近的考古遺址,隨隨便便毫無根據地就定義為“堯都”,實在是當今考古界的學術淪喪,或者是一種跪拜在地方金錢利益下的學術作假、沽名釣譽。在中華文明的漫長形成過程中,在原始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偶然發現的孤立的考古遺址,都無法確定代表一個民族文明產生的歷史淵源。今天能發現的人類生活所殘留的遺址,都是當時人們生活的一種普遍狀態,都無法確定代表這都那都的具體歷史時期。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與傳承不斷,是靠中華民族民俗風俗在民間的相繼傳承。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尚書》作為記載中國上古時期的史書,其產生與傳承,必包含有其隱含的歷史資訊密碼。“尚”即“上”,或許即是在數千年的傳承中被掩蓋的歷史,《尚書》是產生堯舜禹等華夏先聖中華“上”地,由“上”地人民記錄中華文明歷史的上古史書。那麼,誕生中華文明的“上”地,究竟在哪裡呢?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根據筆者對中華文明發源地的深入研究結論,淮河中游的塗山地區為中華文明誕生、發展、傳承的唯一發源地,以其獨特的地理、氣候、自然條件,一枝獨秀地引領著中華文化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在中華象形文字的形成歷史中,“華”是地理概念產生於對淮河塗山荊山山水特徵的刻畫,“夏”是文化概念產生於對淮河中游地區流行的花鼓燈舞蹈中各種舞蹈動作的描繪。華夏文化即是淮河中游地區人民在民間花鼓燈歌舞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文化與文明。這種華夏文化歷史資訊,同樣體現在淮河中游地區的地名中,傳承著中華文明的歷史。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為新中國成立做出傑出貢獻的淮上新四軍根據地即建立在淮河塗山地區;潁上縣是淮河中游花鼓燈歌舞傳承的重要地區;在淮河中游塗山地區有記錄歷史的地名:上窯、上橋、上洪。這些包含有“上”的地名,如果孤立來看並無特別之處,但是如果與堯、舜、禹等華夏上古先聖的歷史聯絡起來,就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其中的上窯,可以通假為上堯,就是對帝堯歷史存在的真實反映。上堯之西南幾公里處,就是歷史記載中的帝舜避於“南河之南”的舜耕山,上堯之北十多公里處就是“禹會諸侯於塗山”的禹會村,上堯之北二十多公里處就是“夏之興也以塗山”的塗山。上洪村即位於塗山腳下淮河之濱。上洪村之西現存有為大禹治水辛勤付出建立功勳的放風氏墓防風塚。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堯,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唐堯、虞舜、夏禹是我們對堯舜禹的尊崇稱謂,在上窯村即位於高塘湖之濱,高塘湖水透過窯(堯)河北流入淮河。有所謂歷史學家,耗費國家的大量科研經費,曾經以中國沒有北流的河流來否定中國夏朝的歷史時期,得出中國的夏朝存在於中東兩河流域的結論,實乃歷史學界的敗類。不知禹會村北流的淮河、上堯村北流的堯河、舜耕山北流的洛河,能否讓這些學者回歸本源?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堯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孟子》)。作為管理天下的帝堯,其之所以憂慮天下洪水對人民的侵害,必然身處洪水之中。上窯村位於淮河、窯河、高塘湖的交匯之處,淮河在此被迫北流,是淮河遭受水患災害的主要地區。堯帝在淮河中游的塗山地區尋求治理淮河洪水的治水能人,當在情理之中;虞舜、夏禹能夠成為堯帝的傳承人,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原始情況下,地理距離是交流情況、考察實際、治理洪水的基本條件。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

因此,上窯、高塘湖、窯湖與帝堯有著歷史的淵源關係;上窯(堯)村、舜耕山、禹會村組成的上地,與華夏曆史上建立禪讓制的堯舜禹有著必然聯絡;《尚書》的產生,與堯舜禹所在的上地文化歷史有著必然的淵源關係;華夏文化的誕生、形成與傳承與淮河所在優越的地理、自然、氣候環境以及誕生的堯舜禹華夏先聖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絡。“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寇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作者:趙輝 民族科學家)

探源中華文明:我的堯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