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來第一座偉大的城市出現於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古希臘人稱這片地區為“美索不達米亞”，意為“兩河之間的土地”，兩河即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此前這裡一直被人類佔據了至少有1000年，人們在星羅棋佈的小族群裡艱難地生存著，其中最大的群體達2000人。不過就在6000年前，一起偉大的事件發生了。人們摒棄了家族和村落所提供的安全感，轉而同陌生人聚到一起，合力創造某種複雜得多、困難得多的事物：一座城市，一種文明。不同部落的族長們都認定，只要大家攜起手來，猶如某種永久性集體那樣合作的話，未來的安定繁榮就會更有保證。至此，文明便播下了種子。我們今天稱其為“蘇美爾文明”，而正是這一決策才促成了烏魯克城——眾城之母的誕生。
烏魯克城城址位於巴格達以南約250公里處，如今那裡已無多少東西遺存，但城市生活的初次嘗試在當時可謂旗開得勝。在公元前約3000年的巔峰期，烏魯克曾是4萬～5萬人的家園。城牆的周長將近11公里，環繞了方圓6平方公里的土地，此面積甚至比古典時代黃金期的雅典（5平方公里）還要龐大。全世界首部史詩文學《吉爾伽美什史詩》曾讚譽過這座天下第一城。該著作講述了美索不達米亞國王吉爾伽美什的故事：國王的三分之二為神，三分之一為人，據說正是他建造了烏魯克舉世聞名的城牆。對該城的宏大與壯麗，史詩如是讚美道：“向上前行吧，登上烏魯克的城牆。”這部早期的史詩作品開創了一個在古代世界經久不衰的傳統：文學作品對某個文明的頌歌到頭來往往比該文明本身更加長命。
烏魯克的考古記錄雖紛繁龐雜，但頗具啟發性。它揭示了一段緊鑼密鼓的建設與重建時期，年代起始於6000年前並延續了四五個世紀。在那段歲月裡，烏魯克人修建了至少十幾座甚至更多的宏大建築——神廟、宮殿、禮堂，無人能確定是何種建築，但盡皆形態各異、規格不同。烏魯克人仔細小心地推平原先矗立的建築，以某種宗教儀式將已用物料封存起來，隨後於其上建造起全新的東西來。他們時常會嘗試新的建築材料或建造工藝，比如那頗具特色、用以裝飾牆體的錐形馬賽克。由此你會有一種感覺，似乎在所有這些不停歇的建造和重建背後，烏魯克人正在透過建築這一途徑，以多種形式來表現這塊土地上業已萌發的社會結構變革以及未來世界的模樣。
烏魯克如今被人視作諸多城市的樣板，它們共同形成了蘇美爾文明。當人類當中的大多數還在竭力跨越原始農業技術的藩籬時，遍佈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廣闊平原的蘇美爾人則正在享受城市文明生活帶來的諸多便利及與之相適應的服飾。複雜的宗教機構和體系應運而生，龐大的神廟群破土而出，人們於其內精心操辦神聖的儀式來敬奉諸神。法律管理社會，法條落實成文。工匠們製作各種奢侈品，它們的裝飾考究，寓意深遠。商賈們走南闖北，足跡遍及中東。他們買賣商品，交換貨物，有時還換取再生產所需的原料。對於人類來說，這些都是嶄新而前衛的生活方式，但它們顯然是非常成功的。當史前不列顛遺蹟——巨石陣（公元前約2500年）壘起第一批石塊之時，八成的美索不達米亞人已經生活在了一座座城市裡，這些城市的面積超過40公頃，有1。5萬～3萬人口。
由個體和非血緣群體構成的蓬勃社群成批地湧現出來，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麼此等非同尋常的進步是如何發生的呢？問題的部分答案是自然環境的艱苦惡劣，人類只有藉由超凡的創造性和極度的危機感才能讓生活得以延續，文明也才能於此地形成。這是一個自然條件相當極端的世界，當地的居民簡單地稱其為“卡拉姆”，字面意思為“土地”。它有幾條狹長的河谷帶，雖然土質肥沃，但被數千公里的貧瘠沙漠和毒瘴四布的沼澤包圍著。該地區降雨量十分匱乏，無力支撐農業生產，只有透過複雜的灌溉方式才能讓土地具有肥力。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奔流而過，送來了水資源，由剛需催生的創造力孕育出了將水澆灌到田裡的方法。
農業的出現早於城市數千年，時至公元前約5300年，耕種技術變得更加集約化，從而將食物生產最大化。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人類學會了簡單的灌溉方法，比如直接引洪水衝灌。與此同時，人們還發現了更為先進的耕種技巧，如“單一作物制”（相對於輪耕制或“刀耕火種法”而言）。然而在南部伊拉克艱難的環境中，就算具備了這些仍然是不夠的。人類於此地繁榮興旺的唯一途徑是整合各自的資源，充分利用這兩條過境的大江大河，從而避免時而豐年、時而荒年的窘境，打破這一左右生存的怪圈。美索不達米亞的河谷猶如生機勃勃的大動脈，在一片荒蕪的大地上川流而過，倘若能夠將其引流並調控這些水資源的話，貧瘠的土地就會變成一塊塊肥沃的田地，由此人們便能過上一種靜態的農耕生活了。人類自建城之初，就與這改天換地的首次嘗試密不可分。
我們永遠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當地人朝未知世界邁出這戲劇性的一步，也許是一場長期乾旱形成了環境危機，抑或是那兩條大河綿延的支流改變了流向，從而迫使人們超越小門小戶的思維侷限，與左右四鄰攜起手來構建堤壩、水渠、運河等基礎設施來管理他們賴以生存的河水。這些工程要求有專業工匠以及勞動分工，因而便萌生了等級模式、職業化和互為所依的關係，而這些漸漸形成了人類文明屹立於世的基礎。
大約就在烏魯克城出現的同時，在向北950公里的地方，另一座城市也登上了歷史舞臺，它就是位於今天敘利亞境內的布拉克城。那是一座有著異常豐富歷史資料的考古遺址，其建築物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在此地挖掘出來的眾多物品當中，含有一些同時也在烏魯克被大量發現的眼狀護身符，這表明人們從烏魯克往北旅行，將他們激進的農業灌溉和城市生活理念一同攜帶了過來。不過在布拉克發現的人工製品之中，或許還有一樣東西更加令人驚歎不已，那就是斜角鑲邊碗。當我們一想到古代世界時，往往會自然而然地聚焦於那些標誌性的或威風八面的事物，比如斷臂維納斯或獅身人面像。然而對我來說，這粗頭粗腦的小碗盞卻同任何無臂女神或無鼻神獸同等重要。這東西其貌不揚，不過是一隻粗製的器皿而已，由未上釉的黏土製成，憑藉一個模具很快就能輕易做出來。然而，斜角鑲邊碗又是不同凡響的，因為它的數量實在太多太多，以至於此地的考古學家們在挖掘工作的收尾階段索性重新將其就地掩埋。斜角鑲邊碗不僅遍佈於布拉克一地，而且從土耳其到敘利亞，再到伊朗、伊拉克，處處可見它們的蹤跡，規模可謂數以千計。它們跟隨烏魯克文明一起雲遊四方，是蘇美爾文明影響範圍的標尺，同時也是一條偉大的考古線索，它揭示了這一文明本身是如何形成的。
那麼這些外表平淡無奇的碗器到底所為何用呢？一種說法是它們被用來為工人們配給食物，是一種遠古時期的工資袋，一隻標準化的、用食物給付勞動報酬的碗器。斜角鑲邊碗表明在人類首批城市裡有一種再分配經濟：居於統治地位的中央權力把持著大量的財富，享有無上的權威，足以強迫、哄騙普羅大眾以它的名義進行大規模工程，諸如農業灌溉和集約化耕種等。所有勞動成果會被中央權力集團拿走，少量用於重新分配，以維持勞動者的生計。
因為集約化農業比小規模自給自足型農業更為高效，所以能夠產生糧食盈餘，使豐年收穫的一部分農作物可以儲存下來以備日後荒年之需——換句話說，就是糧食保障。糧食供應的盈餘同時也使某些農田能轉而用於非糧食生產，培植原材料來製作諸如紡織品之類的東西。這就產生了一種對技術工匠和商人的需求，這便是手工業和消費主義的始端。糧食盈餘還支撐著人口當中其他型別的專業人員，比如士兵、建築工匠、樂師、醫生、占卜者、娼妓，他們都是被糧食盈餘直接或間接地供養著。
首個城市文明的權力中樞就在那一座座神廟裡頭。這是一個神權政府，是宗教而非政治提供了意識形態，並動員了開鑿運河、維護城郭、開墾麥田所需的體力勞動者。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信仰教導人們，所有工程都是用來服侍神靈的，而人類本身被創造出來顯然也是出於此目的。宗教本身的歷史明顯比城市要悠久得多，然而就在新社群裡的人們正努力理解並認同新的生活方式之時，宗教卻不可或缺地成為他們希冀與敬畏的焦點。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瀰漫著一種對文明脆弱性的強烈感知。一切辛勤的汗水，所有成就的功業，都可能於頃刻間灰飛煙滅。大洪水的神話在美索不達米亞發源實非偶然。這是一塊佈滿沼澤與水網的土地，固體和液體之間的界限並不十分清晰。對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阿卡德帝國是與蘇美爾人相鄰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而言，水即生命之源，然而倘若沒有諸神的保護，河水亦是一切禍亂之根。諸神包括天父之神安、地母之神啟和淡水之神恩基，而每一個蘇美爾城邦都擁有自己的神祇，保佑著芸芸眾生的福祉，給予百姓自我身份的認同。不過這種保護也是來之不易的，需千辛萬苦的勞作方可獲得。
既然神廟對庶民的虔誠與勤勉擁有如此強大的神學論證，那麼它們能成為如同歐洲中世紀修道院那樣的經濟中心就不足為奇了。神廟坐擁大片耕地，並以產業化規模監督生產。以烏爾城內的神廟為例，它們大約有僱工4萬名，以從事紡織業為主。
祭司們都是自我任命的諸神守護人，他們創立並把持著廟宇這類神靈的住所，因此神廟便成為城內第一批大型機構。宏大奢華的神殿越造越多，其內均設有龐大的倉庫來存放神廟產業製作出來的產品，並由一群經理人、監工和簿記員來操持管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漸漸被金字形神塔所充斥，這種神塔是一種帶有階梯的、金字塔形狀的巨型建築，上面築有諸神宮殿。男女諸神都被設想成了人形，塑像由華麗錦袍裝點、美味佳餚供奉。
在人類的首批城市裡，神廟佔據了特權地位，未被直接僱用的市民甚至被認為放棄了部分侍奉神靈的勞作。此等狀況意味著久而久之神廟就積累起鉅額生產盈餘，可供換取更多的土地，而這種額外的產能甚至又生成了更多盈餘，轉而可用來支援神廟工匠的多樣化，即形成另一條收入來源。這些“企業”賺取的收益說明神廟亦發揮著原始的銀行功能，他們發放貸款，提供抵押，扮演了某種社會服務部門的角色，另外他們還接收貧窮兒童，讓其充當神廟奴僕。小農戶們無力與這樣的金融大鱷抗衡，常常陷於舉債的境地，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農田被收回，任由自主權的喪失。他們被這些神聖的地產銀行逼入絕境，淪為他們的僱工。憑藉嚴酷的壟斷和神靈的裁決，這些廟宇儼然一架架活力四射的引擎，強勁地帶動著人類首個再分配經濟。
書寫，是所有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石之一。幸虧古人發明了這項重要的新技術，才讓我們得以知曉神廟和首批城市的組織形式。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最初使用的文字是楔形文字——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書寫系統，它從一種更早期、更原始的象形文字系統進化而來。在烏魯克和其他城市裡，溼潤的黏土上首次刻下了一些基本的資訊：人名冊、物品清單和簡單的簿記。然而數百年內書寫系統已經變得複雜得多，在羅列事項的同時也能夠記錄下思想和概念，不久之後甚至還產生了專門的學校，由一種全新的重要行當——書吏——來教授這門書寫技藝。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確確實實就是“歷史”開端的地方。書寫還未發明之前，我們在遠古的海洋裡漂浮不定。待有了書寫技術，往昔成了某種記錄，猶如浮船拋下了重錨，我們終於可以用略帶肯定的口吻說：“從前有一天……”相對於古埃及人和古希臘人纖柔的莎草紙，蘇美爾人用來書寫的泥板則材質堅硬，更耐火燒。青銅時代美索不達米亞遺留下來的歷史資料確實遠多於古典希臘時期，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它們是書寫在泥板上而非莎草紙上的。那一場場肆虐城市、焚燬典籍的大火常常不過是將那些藏於其中的檔案烤了一烤，而非真的毀屍滅跡。
書寫是一項複雜而費神的工作，唯有搶得人先才能勉強餬口，更關鍵是要有用才行。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書吏逐漸開始不單單體現事務性主題，很快就把幾乎周遭的一切都記錄了下來：神符咒語、醫藥醫療、操作手冊、外交協議、神話寓言、律令法條、童謠及情歌，其中還包括宗教文字，即所謂的“眾神冊”。書吏們欲將本地數百位神靈梳理進一個規模更小的地區性諸神系統，可以說這是一場由若干位有整理癖好的書吏所引起的宗教革新。
近東地區首批城市遺留下來的龐大資料詳細記錄了城市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細微之處，同時還展現了書面文字是如何便於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律令可以被編撰成法，賦予新政府以權力，並藉由書面記錄的永久性而得到加強。部落習俗和家族傳統長久以來指導著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社會、宗教、經濟和文化規範，而成文法條則要麼挑戰其地位，要麼乾脆將其容納在內。這些檔案顯示，城市生活或許能夠讓市民免遭季節變化和自給農耕的掙扎之苦，卻也將他們同土地、習俗和傳統權利隔絕開來，如今市民們完全依賴於僱用他們的機構。城市存在的悖論便是，當它給予居民新的安全感時，也同樣創造了新的脆弱性。這份安全，是以喪失自主為代價的。
神廟統治引起了社會、政治、經濟的日益緊張局勢，並與另一個城市內催生的新機構——宮廷狹路相逢。在藝術作品當中逐漸出現了一個衣裝華麗、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他在生與死的問題上給古代伊拉克開啟了一扇美麗而殘忍的視窗。無論是狩獵猛獅、搏殺敵軍，還是參加殺牲祭祀或其他宗教儀式，此人都不可能被忽視，因為他被描繪得是畫面內所有人物的兩倍大。在蘇美爾人當中，他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盧伽爾”，字面意思為“大人物”，即我們今天所說的“國王”。王宮不僅成為王族的住所，而且還充當著城市管理中樞，但它同時也是一座龐大的工業基地，到處是工作坊和儲藏庫。作為平衡神廟的重要政治機構，王宮聚攏了一群魅力非凡的個體，他們有血有肉，並非遙不可及的神靈。漸漸地，當時光跨越公元前3000年時，王室已掌控了城市的商業生活，所有的外貿特許權都落入了他們的手掌心。神廟不得不接納這股境內的新勢力，並搞出各種宗教儀式，將國王升格為城市的守護使者及諸神的特殊夥伴。宮廷和神廟很快都領悟了聯合陣線的價值，此陣線將宗教與世俗事務編成一個無縫的整體，用以迷惑、恐嚇那些滿懷敬畏的普羅大眾。
人類學家告訴我們，部落社會里的領導者鮮有絕對的權力。因受制於一張由群體意願、習俗和禁忌編織的複雜大網，他們往往屈從於社群的集體意志。他們可以領導社群，但唯有大夥意欲跟隨才行。然而在首批城市裡，部落生活的那一張張大網瓦解了。人們受到王宮、神廟這些全新的等級制度和分工體系的教導，很快就學會了做一個跟隨者。而這些“大人物”——偶爾也會是女性——就像廟宇一樣盤踞著中心地位，搜刮著經濟利益。如今他們擁有了財力，能夠重塑形象並再度亮相：僧侶王、長者領袖、立法者、建設者、明主、保民官、神武獵手。在古代世界裡，成為國王的方法可謂五花八門，但盡皆帶有一種對“生來就具有統治權”的辯護。國王們，以及他們創立的王朝，從一開始就與百姓不同，生死皆然。
這一點在考古先驅倫納德·伍利爵士的發現中極為顯著。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間伍利曾於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城開展挖掘工作，他所發現的證據揭示了國王及其朝廷是如何將普通大眾與自己隔離開來的。烏爾城城址位於今天的伊拉克東南部，尤以一座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的大金字形神塔遺址而聞名。至巴比倫時代晚期，這座青銅時代的建築就已荒廢，儘管後來的統治者們一直都在不斷地對它進行修復重建，從公元前6世紀的巴比倫末代國王那波尼德到20世紀80年代的薩達姆·侯賽因。遺址如今坐落於內陸深處，是幼發拉底河流向改道的犧牲品，然而在青銅時代烏爾城是靠近波斯灣河口處的，因此它與河海相連，貿易往來相當方便。伍利和他的團隊研究了超過1800處墓穴，可追溯至距今約4500年前。大多數墓穴平淡無奇，孤零零的一具屍體由蘆葦蓆或木頭棺材包裹，安置於一個狹小的長方形土坑內，四周則散佈著一些私人財物，比如武器、首飾、杯碟。然而其中有16處墓穴迥然不同，它們是龐大的合葬墓冢，涉及幾十個人，有男有女，還有牲畜。屍體呈隊形排列，躺於精緻墓室的外圍墓穴裡，而其內部墓室裡的便是這些被精心操辦的殯葬儀式的物件，即這一切的核心，其四周還圍繞著璀璨奪目的奇珍異寶。伍利將這些墓穴稱為“死人坑”，而如今它們卻被更莊重地喚作“王陵”，其年份大多在公元前2600年前後。
擁有如此驚人的財產，這些墓穴無可爭議地屬於王公貴族，而且所發現的鐫刻銘文也讓我們能夠將名字落實到某些消逝已久的王族成員身上：“國王麥斯卡拉姆杜格”與“王后普阿比”。可是其他人呢？同麥斯卡拉姆杜格和普阿比一起陪葬的屍體呢？在伍利的經典著作《迦勒底的烏爾》裡，他用一幅攝人心魄的皇家葬禮圖景來解釋自己的這些發現：已故的統治者躺於墓穴的內部密室，送葬者們慟哭不止，宮廷侍女、忠誠的衛兵及僕從們紛紛慢步進入墓穴外室。莊嚴肅穆的音樂響起，此時墓穴被人從外面封死，前來悼念的人們遂服下毒藥，在忽明忽暗的油燈光線下，一個接著一個地死去。他們認定自己會在墳墓那一頭的世界裡重生，準備再次侍奉他們敬愛的君王。
這一幕著實令人不可思議，然而死人坑的真相可能更加令人匪夷所思。根據某些理論的說法，悼念者的屍體是在王者駕崩後的數年裡被一個接一個地安放進墓穴裡的。隨著宮廷成員陸續故去，王族慢慢地團聚到了一起。有些陪葬者甚至先於國王或王后死去，他們的屍骨會被儲存起來，待到男女主子最終駕崩時再被拿出來小心翼翼地裝束整齊並安放就位。我們對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有一點是清晰明瞭的：王權的魅力能夠施加強大的影響，人們對國王會生死相隨。
當然了，臣民們同樣也會追隨他們的國王奔赴戰場。首批城市的國王們擁有著各種身份的“外衣”，而其中效力最強的則要數“武士國王”了。首批城市的成功部分源於他們所提供的保護，以使城市免遭那些居於沙漠邊緣的遊牧部落——文明史中永恆的“局外人”——時不時的侵襲。蘇美爾的國王們以臣民保護者的身份出現，以抵禦外來入侵者強加的暴力。然而，這一切只是開始。
沒過多久，國王們便不滿足於只保護自己的城市，進攻遂成為防守的首要原則。於是乎，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不僅僅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也是第一批滅絕大戰的修羅場。從此戰爭將始終是文明的親密夥伴，它的黑暗如影隨形，與文明不可分離。古代近東地區王權制的勃興釀成了一場有組織的爆發式活動。新的軍事技術在王族的贊助下得到發展，譬如能在戰場上製造更大規模殺傷的雙輪戰車。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有一位名叫薩爾貢的國王，正是此人給古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注入了一項新的“貨幣”單位：帝國。公元前23世紀，薩爾貢在美索不達米亞大地上一路南征北戰，從地中海一直到波斯灣，他拿下了一座又一座城池，直到最後自封為“萬王之王”。圍繞著此人的生涯及功業，自然會有神話故事應運而生。據說薩爾貢可能是一位菜農之子，他從底層白手起家，逐步成為基什城國王烏爾扎巴巴的酒侍。後來薩爾貢被委任監督灌溉工程，於是在他的身邊便聚攏了一群忠實守紀的壯勞力，他們很可能構成了他那支私家軍的核心骨幹，助其取代烏爾扎巴巴並登基稱制，成為阿卡德王朝的奠基人。薩爾貢的治世時期相當長（據說持續了56年），行將末了之時，他在阿卡德這座位於幼發拉底河邊的新首都裡，統治著歷史上第一個依靠殘暴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帝國。
然而，所謂的那種“羅馬治下和平的美索不達米亞”從來就不會有，帝國體系過於脆弱，幅員也太過遼闊，而理念本身又極為前衛，人們若不抗爭一下是斷然不會接受的（後世的帝國締造者們將受惠於這位始皇帝的開拓性工作）。薩爾貢不斷地東征西討，以確保“帝國”這一勝利果實，而他的繼任者們也承襲了暴力與戰亂的衣缽。他的兩個兒子瑞穆什和瑪尼什圖蘇的治世時期都是因皇帝本人遇刺身亡而告終的。其孫子納拉姆辛在位40年，大多數時間亦用於出兵鎮壓此起彼伏的叛亂，同時為祖父的帝國開疆擴土，以彌補那些“掉下帝國花車的領地”。此外，納拉姆辛還毫不猶豫地迅速積累各種頭銜，在這一點上絲毫不亞於他對領土的追求。他自稱“shar kibrat‘arbaim”，即“四方之王”，後來又提升自己為“shar kishshati”，即“宇宙之王”。在此之後，想必也只有一個地方可去了，那就是天國。於是納拉姆辛成了第一位自稱“世間神靈”的美索不達米亞國王。
在納拉姆辛身後的幾個世紀裡，圍繞他的傳說越來越多，那些故事主題黑暗，讓人不安。《阿卡德之咒》寫於虔誠自省的巴比倫國王時期，敘述了一次由納拉姆辛發起的褻瀆神靈的過激行動。據說當時一位神靈威脅不再保佑他的城市，於是納拉姆辛搗毀了美索不達米亞諸神中的主神——恩利爾的神廟，其後果對於阿卡德城而言是災難性的。“建城以來，頭一回，”詩人曰，“田間顆粒無收，人們因飢餓而捶打自己……”此話猶如一記警鐘，告誡人們在那個時代政治穩定與糧食保障之間至關重要的聯絡。在今天，一部分考古學家將《阿卡德之咒》解讀為氣候劇烈變化的證據，這說明在公元前3000年末期的某段時間裡氣候對該地區產生影響——降雨量驟然減少，使得城市文明無以為繼，帝國無力復原。納拉姆辛之子統治下的阿卡德帝國於公元前2083年敗給了幾支從今天伊朗境內的札格羅斯山脈而來的入侵武裝，原始的“野蠻人”部落從荒山野嶺衝出，他們“橫掃天下”，摧毀了一個帝國，開闢了一個黑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