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一詞，最早是拿來讚頌傳說中的上古時代。

如西漢末年的崔篆，在《慰志賦》中，寫有一句“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這個“盛世”，指的是商朝的成湯、武丁時期。

史書中常見的“堯舜之盛世”（《後漢書》）、“古盛世”（《晉書》）等說法，也是相似的用法。

在兩漢之人看來，“盛世”乃是一種對理想的嚮往，而非對現實的讚頌。

比如，東漢末年，張紘死前，在給孫權的建議書中，第一句就說：

“自古有國有家者，鹹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

那意思是說，建立“盛世”是歷代統治者的理想，但他們統治無方，很少有人能實現這一目標。

魏晉時期，開始有人拿“盛世”來讚頌當朝。

比如，西晉的潘安在《西征賦》中說：

“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我這樣粗陋的人，竟然如此幸運，能生活在這樣美好的時代）

唐宋以後，這種用法更為常見了。

比如，唐人羊士諤在詩中說“盛世當弘濟”；宋人邵雍在詩中說“為士幸而居盛世，住家況覆在中都”；元人許有壬在曲中說“生盛世，遇今年”；明人唐時升直陳“幸逢明盛世，悠悠以徜徉”；……都是在唸叨“我真幸運，躬逢盛世”。

除文人外，此一時期的皇帝，也開始喜歡在詩文中稱頌當朝為“盛世”。

比如，宋太宗趙光義在填詞中，就有“承平此事比應難，盛世歡娛情好尚”、“務本含靈皆自化，和平盛世縱遨遊”等自誇的句子，大意無非是“朕的盛世讓人愉悅逍遙，實在了不得”。

到了清朝，皇帝將“以盛世指稱當朝”這種用法推向極致，其使用次數，遠超此前歷代之和。

查閱史料，康熙可能是最早提出清朝來到“盛世”的皇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下旨：“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此後在康熙的起居注裡，“盛世”一詞被反覆提及。雍正登基後，他對“盛世”持保留看法，這可能跟他接手的一個爛攤子有很大關係。康熙晚年官場黑暗、吏治腐敗，大清國庫只有區區800萬兩銀子。當乾隆登基後，“盛世”一詞頻繁出現在各種官方史書中。

比如，有學者統計，“盛世”一詞在康熙五十六年的《萬壽盛典初集》出現73次，在乾隆三年的《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出現52次，在乾隆五十年的《欽定千叟宴詩》出現39次，在乾隆五十七年的《八旬萬壽盛典》出現62次。

其中，常見的多是“恭逢盛世”、“盛世豐年”之類的陳詞濫調。如《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所收，胤禛在雍正六年的諭旨中，即有“當此太平盛世”之句。

甚至到了晚清，已是內憂外患，清朝皇室也依舊處處以“盛世”自居。

比如，同治十三年，“皇太后四旬萬壽”時，清宮所制樂章是：

“皇帝仁孝兼隆，聖母萬福攸同。盛世人民樂愷，清時景物照融。”（皇帝棒棒的，聖母皇太后也棒棒的。盛世下的百姓都樂開了花。）

再如，光緒十五年，載湉“大婚”，樂章中又說：

“平治修齊逢盛世，中宮位定采蘩時”。

既有皇帝稱當朝為“盛世”在先，臣子們當然爭相效仿。尤其嘉慶年間後，清人追念王朝的過往“榮光”，更是大讚盛世。

比如，嘉靖十三年進士姚瑩曾言：

“本朝康熙、乾隆之間，天下富庶，教化洽隆，豈異域殊方所能彷彿者？”

編寫《海國圖志》的魏源也說：

“國家極盛於乾隆之六十餘年，版輿生齒倍雍正，四夷賓服逾康熙。”

清末《盛世危言》

統治者提多了，群臣們自然拍馬屁。最先戳穿虛假盛世的是英國使者喬治·馬戛爾尼，他在乾隆後期出訪中國，在日記中他寫道：“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英國人所繪的漫畫

馬嘎爾尼寫道：“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班幸運、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它勝過鄰船的地方，只在它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

”。

清朝滅亡後，民國學者對清朝皇帝自稱的“盛世”多有批判。即使肯定清朝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也僅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稱為“清朝的盛世”或“清室盛世”，視之為清朝最昌盛的時期，而未曾將其放在整個中國歷史長河中予以褒讚。

現在慣用的“康乾盛世”一詞，要遲至1949年後才出現。

據歷史學者李華川的考據，鄧拓是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人。鄧拓將孟森所言“嘉道守文”前，加上對仗的“康乾盛世”，並在《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一文中如此闡釋：

“

歷史已經證明，清代的所謂‘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個時期，即是封建經濟發展到爛熟的時期，也是它的內在矛盾和外部矛盾開始充分暴露的時期

。”

顯而易見，在鄧拓的語境裡，“康乾盛世”這個詞帶有諷刺、否定的意味。此後，“康乾盛世”一詞，遂長期作為史學界慣用的諷刺性概念存在。

比如，1963年所出《中國財政史講義（初稿）》中說：

“

清統治的衰落，具體到財政的紊亂和枯竭，早在所謂’康乾盛世’前期階段，已開其端，而且逐步滋長……”

又如，錢宗範1975年在《康熙》一書中批判說：

“他們把康熙統治時期的中國，謳歌為‘太平盛世’，或者和後來的乾隆統治時期並提，說成是‘康乾盛世’。這種觀點，是明顯地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美化封建統治階級的剝削本性。”

伴隨著這種諷刺性的否定，“康乾盛世”一詞，也逐漸為人熟知。

到了80年代，很多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被重新評價，“康乾盛世”也不例外。

一些學者開始用“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稱讚清朝中期的經濟發展、廣闊疆域和文化建設等。

比如，1994年蘭丕煒所著《中國封建盛世的興衰》一書，明確將“康乾盛世”列為中國古代三大盛世之一。1998年，清史學者李冶亭又出版《清康乾盛世》一書，詳敘此“盛世”的歷史。

2002年，著名清史研究者戴逸（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採訪時認為：中國有三個真正意義上的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為了保證觀點準確，這裡引用戴逸的原話，“不過，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這與傳統觀點不一樣。”

在戴逸發表上述言論後，史學界開啟了一場有關“康乾盛世”的討論。

學者周思源發表《正確看待康雍乾之世》，提出異議：

“我並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歷史功績，但是，不贊成現在依舊把康雍乾時期說成是‘盛世’，尤其不贊成對康雍乾之世做過高的評價。”

在他看來，“徹底扼殺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歷史性錯誤”，致使中國完全落後於西方。

此後，相繼有人發表文章，無論是肯定“康乾盛世”之說，還是反對將玄燁、胤禛、弘曆的統治時期稱為“盛世”，都無一例外地讓“康乾盛世”幾個字頻繁見諸報端。

加之《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影視劇的影響，使得“康乾盛世”幾乎成為一種歷史常識。

“康乾盛世”名不副實

古人沒有對什麼是“盛世”下過具體定義，但在很多地方指出過，什麼不是“盛世”。

宋史學者王曾瑜梳理相關史料，發現古人心中的盛世，至少要滿足四個標準：

“一是吏治清明，貪官汙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樂業；三是社會犯罪率低；四是容納和歡迎直言。”

古人有關這個四個標準的論述很多，如南宋人高斯得曾奏稱：

“君臣之間，相覿以貨，相賂以利，此桓、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

——君臣間靠利益關係維持，這不是在盛世中應該出現的。

明人高攀龍奏疏中道：

“赤子寒無一縷，赤身立骨，輾轉於塗泥之中，叫號於風雪之夜，豈盛世光景。”

——老百姓沒有衣服穿，在風雪中哀號，豈是盛世該有的樣子？

明人焦竤有言：

“今饑饉頻仍，群不逞之徒鉤連盤結，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現在常有饑荒，遍地都是匪徒，這不是盛世該有的情形。

南宋人虞儔上奏稱，

“朝士大夫多不敢竊議時政，於心有所不然者，不過相視太息而已，此豈盛世氣象耶？”

——朝中大臣們不敢議論時政，心中有所不滿，也只能相對嘆氣，這難道是盛世中應有的現象嗎？

對照這四點標準，康雍乾三朝，均難以滿足。

首先，有和珅為首的鉅貪集團，吏治難稱清明。

其次，清朝人地矛盾突出，流民眾多，乾隆三十九年爆發了大規模的“王倫起義”，治安情況並不樂觀。

第三，深信“康乾盛世”之說的戴逸，亦在書中寫道：

“如果每人有土地四畝，得糧食四石，可以維持生活的話（指可以保證每天一升，大約一市斤），那麼，1790年，全國人均耕地只有三畝，糧食只有三石，已經不足。”

意即，所謂“康乾盛世”中，老百姓是普遍吃不飽飯的。

第四，皇帝大興文字獄，言路自然不暢。

更何況，康雍乾三朝的鎖國政策，導致中國錯過商業革新及工業革命，從此完全落後於西方。

如此這般的一個多世紀，又有什麼資格被稱為“盛世”呢？

正如社科院學者王春瑜在《尊重歷史》一文中說的那樣：

“

清代的御用文人，及當代品清代御用文人餘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豔說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結果……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不過是人造的幻景而已。”

也如學者李華川所言：

“康、雍、乾時期的君臣們喜歡用這個概念自我粉飾，時隔兩百餘年，這種粉飾可以休矣……作為史學名詞，把‘康乾盛世’放在人類歷史的座標系上，就會發現它既經不起推敲，又易造成誤解，也許用少些價值判斷味道的清朝‘鼎盛時期’或‘全盛時期’來定義三朝，更為合適吧。”

在我看來，現在的新中國，才是盛世。

所謂的“康乾盛世”，是某些人的後代鼓吹出來的。某些群體，依舊做著“復辟”的美夢，依舊想當貴族，可笑至極。

此文為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