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一個大變革時代，而春秋五霸的故事往往是讀者關注的歷史焦點。關於春秋五霸的說法有不同的版本，但最沒有爭議，也是最被後人所熟悉的，莫過於齊桓公和晉文公了。齊桓公小白於公元前685年成為齊國國君，在位43年，是春秋這段歷史的第一位霸主。晉文公重耳於公元前636年成為晉國國君，在位九年。兩位霸主皆非嫡長子，都經歷了很多磨難，但晉文公卻更坎坷；兩位霸主都尊周王，並都得到了周王的賜命，但兩位霸主尊王的態度又有所不同；兩位霸主征服諸侯都靠武力，但齊桓公則比晉文公更擺出禮儀的姿態；兩位霸主皆任人為賢、心胸豁達，但齊桓公晚年卻不聽管仲之言，致使有慘死之禍。
一齊桓公假王命號令諸侯，但對周王能遵守基本禮節；晉文公不但要行霸王之實，還要行霸王之名莊公十一年，齊桓三年，“冬，齊侯來逆共姬。”楊伯峻注：“共姬即王姬。”齊桓公剛即君位就和周王室聯姻，這既可和王室拉近關係，又可抬高齊國的政治地位，並擺明尊王的態度。莊公十四年，齊桓六年，“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杜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齊桓公僅僅想“假王命以示大順”嗎？當然這不是目的，而僅僅是手段。莊公十三年春，齊桓五年，經“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楊伯峻注：“以諸侯而主天下之盟，以此為始。”
傳：“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如果齊桓公真尊王命，那齊國會自己主持盟會嗎？對不參加盟會的遂國會實行滅國的懲罰嗎？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可見，假王命是為了號令諸侯，稱霸才是真正目的。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齊桓公假借王命來行霸權，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晉文公是如何對待與王室的關係呢？《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其“勤王”的用意是和齊桓公“假王命以示大順”是一樣的，真正的目的都是為了稱霸。《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和齊桓公稱霸相差了四十六年。齊桓公和晉文公皆假王命號令諸侯，但敬王的態度又有所不同。
齊桓公對周王是遵守基本禮節的。《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天子使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等，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餘敢食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齊桓公在對待周王時，還是能遵守基本禮節的。那麼，晉文公如何對待王室呢？《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戊午，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公想用天子之禮———“隧”葬來墓葬自己，太過了！被周天子婉言拒絕了。再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其非也，且明德也。”兩相比較，齊桓公雖行霸王之實，但還處處尊重周天子；晉文公不但要行霸王之實，還要行霸王之名，在周天子面前公開僭越。二、齊桓公的“武伐”與晉文公的“德攻”齊桓公與晉文公的稱霸，都主要靠武力，但又有所不同，齊桓公突出“武”，晉文公注重“德”。《左傳》：“（莊公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閔公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齊桓公召開國際會議，遂國國君不參加，齊桓公就滅掉遂國，並佔有遂地，把遂人遷到陽這個地方。《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滅蔡，侵楚是齊桓公用武力對不聽自己話的諸侯的懲罰。
《左傳》：“（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同盟者言歸於好，而不與齊國同盟者將會怎樣呢？僖公五年，齊桓三十一年，鄭伯逃盟。僖公六年，齊桓三十二年，《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不參加盟會的要伐，而對於參加盟會有困難的要幫。閔公二年，衛幾乎被狄所滅，“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難怪在葵丘之會後，“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楊伯峻對“勤遠略”有這樣的解釋：“即下文之北伐，南征。”
再看晉文公的治國和征伐戰略。《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其生居。’……出穀戍，釋宋圍。一戰南而霸，文之教也。”這是晉文公用信、義、禮來治民強國的記載。晉文公對外征伐戰略崇尚‘德攻’。僖公二十八年，晉文五年，在著名的晉楚城濮之戰中，“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喧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玄孫，無老無幼。’君子謂是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左傳》作者以“君子”之口，評價晉文公以“德攻”，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而晉文公的“德攻”正和齊桓公的“不務德而勤遠略”形成鮮明的對比。
兩位霸主皆心胸豁達，任人為賢。但齊桓公晚年任用小人，致使自殺而終魯莊公九年，傳：“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齊桓公能不計射己之仇，並任用管仲為相，可見齊桓公的豁達心胸。而晉文公也有同樣的胸懷。僖公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循曰：‘校者，吾讎也。’披斬其祛。”晉文公因不違父命，而差點兒喪命。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重耳元年，“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吾命一宿，女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公見之，以難告。”正因晉文公的胸懷與納言，才使自己躲過一場災禍。
齊桓公不得其死，其主要原因是好內寵，任用小人，廢長立幼。齊桓公三位夫人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而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四十三年，傳記載“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管仲·小稱篇》雲：臣願君之遠易牙、豎習、堂巫、公子開方。……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矣；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習，而官中亂；逐公子四開方，而朝不治。
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處期年，四子作難，為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何故也？婦人對曰：易牙、豎習、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途十日不通矣。’公曰：‘嗟乎！……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以裹首而絕。”正夫人無子，而齊桓公又好女色，多子，不聽管仲之言，任用小人，致使有晚年之禍。相比齊桓公在位的43年，晉文公共在外逃亡十九載，歷經太多磨難，所以更曉人情之真偽，這或許是齊桓公和晉文公結局不同的原因之一。